深化改革论要

作者：王慎之

经济新视野 2005年08期

　　一、企业改革

　　企业改革主要指的是国企改革。当然民营企业也存在改革问题，但其主要问题则是发 展和强化管理。所以，我们这里界定为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中经利税分流，放权让利，尔后实现企业 “四自”，弱化政府行为，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发展。

　　我们借用美国第30届总统艾尔文·柯立芝的一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企业 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石，这在任何国家均无例外。

　　我国的企业，现在依然面临着深化改革的艰巨历史任务。

　　(一)政企分开

　　国有企业的定义一般是指“由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从出售商品和服务中得到收益的经 济实体”[1]。国有企业既然是政府拥有，政府自然有责任也有权力来管；政府一旦要 管，政企就很难分开。这近似一个二难推理：要管，企业就难以自立；不管，那还是不 是国有企业?我们实行政企分开已逾二十年，可是至今仍未分开。政府既然要管，就要 派干部，而且还要分出级别。2000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贸委文件：《国有大中型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明确指出：“取消企业行政级别。 企业不再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管理者的待遇”。可是事实上，直到如今却 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看成是下级政府有意抗拒，那也不太公平，这其中自有深 刻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为何有如此不解之缘?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柯云路的 小说《龙年档案》里所写的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厂长，市长要撤掉，还要经过市常委会 讨论，这基本反映的实情。可见，不但政企未能分开，甚至连党政也难分开。目前，国 有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开支等问题，职工最终还是要去找政府解决问题。这说明职工并 未找错门，因为职工确知他们的企业是归政府管的企业。

　　(二)战略选择

　　搞活国有企业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也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可是究竟如何搞活、搞活多 少，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我们为此倾注了多大的热情，现在搞活的依然是 少数，而且很多还是靠特殊关照和输血来实现的。我们不妨设问：如何我们要把占60— 70%的国有企业全部搞活，那岂不是又退回到计划经济年代?须知，国有企业从来都不是 市场经济的主体。现在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凡是国有企业比重大的省份，经济发展 都相对滞后，而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的省份都相对发达。中央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之后，相 继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现在又提出挺进中原，实际上已经是均衡发展战略。在 原来计划度大，国有企业占多数的省份和地区，如果再按传统思路去搞活大中型国有企 业，究竟会有多大出路?

　　(三)股份公司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并且出现了一批上市公司。目前存在 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造成的股份制，并不等于已经转换了机制。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 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全部是清一色的国有股；二是国有股占优势。这两种情况都未走 出国有企业的框架。周昱今在考察国外股份企业的经验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作为主 要控股的企业，产品成本高，效率低，缺少活力，几乎可以和国有企业相提并论。”[2 ]可以说，这是一般规律，没有例外。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并 非完事大吉。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简短的结论：第一，国有企业既然是政府的企业，就干脆交给政 府去办，不要再言“政企分开”。这不是倒退，而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新的感悟，是前进 ；第二，只能搞活少量国有企业，其余通过市场转成股份制或民营，在现有的国有企业 中搞活、搞好20—30%，已经是辉煌成绩；第三，改造股份制后，应该像深圳发展银行 和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那样，抓住发展较好的时机实现国有股转让或减持，彻底转制，实 现现代企业制度。

　　二、产权改革

　　这里所说的“产权”，就是我们以往常说的“所有制”。产权无非是所有制在法律上 的实现形式。以往说的所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所说的产权，除生产资 料的占有权外，还包括货币产权、知识产权、专利产权、商标产权、证券产权。凡是可 以谋求增值利益的有形和无形产品，都可以列入产权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 变更。”[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有制或产权都有具体的实现形式。

　　深化产权改革，首先要从被禁锢已久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日积月久，我们已经形 成了一个概念：公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谁敢越雷池一步，就无疑是“触 雷”。这就好比地形已经变化了，却不去修改地图，而是去修改地形，这岂不是天大的 笑话?

　　产权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切改革中最难的问题。产权改革何以如此困难，就是因 为我们必须保持公有产权的主体地位，并且要使产权明晰。公有产权要做到明晰，并非 易事，因为它不象私人产权那样一目了然。

　　(一)实现产权的多元化

　　产权多元化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公有产权之外，支持和发展私人产权，也就是 《宪法》中规定的保护私有财产；二是寻求并推广公有产权的多种实现形式。

　　关于第一点，现在已经出现了个人劳动产权(个体户)；个人财产产权(如股民所持的股 份)；专利产权；证券产权和外资产权。

　　关于第二点，除原有的全民和集体产权之外，现在在很多场合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表现 的“纯粹又纯粹”，而是以“混合经济”的形式存在。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合资，就形 成了混合产权，国有资产和外资合资，就形成了合资产权。此外还有社区所有制，社团 所有制，社会基金所有制，联社所有制。

　　对于股份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在已有公论，但对股份制法人产权的认识，仍有模 糊的性质。股份制的公有股份产权的公有性，似乎无大争议，但对私人股份产权属性的 认识，尚有争议。问题的症结在于：若干私人股份合并形成整体的法人产权，是否已经 改变了原有单元资产的属性?单元资产的联合是否形成了集体资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不少学界人士认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这种认识如果能够取得社 会共识，股份制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实现有效的监督

　　单元的个人资产，也许不必监督。两个人以上的合作，往往就产生监督，至少是互相 监督。在股份制企业，还需要设监事会执行监督职能。但最需要监督和最难以监督的， 则是国有资产或公有产权。

　　国有资产究竟如何监督?我们曾经做了不少努力。在各省、市和地区，都没有国资委。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但在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就是明证。政府行为的监督不能说完全无效，但其有效性却极为有限。这是因为：(1) 国资委面对的是众多分散的公有资产，即使责任心极强，往往也是鞭长莫及；(2)国资 委对政府委派的产权代表，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发现问题，也往往姑息迁就， 甚至官官相护；(3)在利益的驱使下，有时也会发生上下串通，化公为私的腐败。由于 上述原因，往往使产权监督失效。

　　究竟怎么办?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外监督系统。监督职能也可以实行市场化和公 司化。这种监督机构要体现自身的效益，往往会比政府监督更为有效。讨债可以设立公 司，产权监督为什么就不能呢?从根本上说，监督应是人民的监督，而不只是政府的监 督，况且政府本身也有个监督的问题。监督只有外在，才能彻底生效。

　　(三)实现“功能论”

　　“功能论”是相对于“数量论”和“补充论”而言的概念。

　　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8%，其中，全民和集体经济 分别占55%和43%[5]。私人所有制几乎近于零。很长时期我们一直强调，公有制必须在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否则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向市场经济 转变，同时也给非公有制经济留下了一块地盘，于是又出现了“补充论”，即非公有制 经济是公有经济的补充。

　　既然是补充，也就只能起到点缀和陪衬的作用。在我国东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非 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是不是可以说那里就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 呢?看来，“补充论”也无法解释当代的现实。

　　合理的解释是，公有制为主体，不一定必须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从功能上起到国民经 济的控制、导向、调整的带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即火车头效应。这就是“功能论”的要 义。

　　确立“功能论”的目的，就在于为产权改革提出一个方向和新的思路。

　　三、分配改革

　　分配问题，可说是我国理论研究的冷门。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们关注的主要 还是所有制或产权问题、企业问题、流通体制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问题。 至于分配问题，几乎是被遗忘的角落。可是，分配问题实际上却牵动着每个人的心，而 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至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有责任从理性认识 上回答体制转换中的分配问题。

　　自从我们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之后，分配领域发生了一些可喜变化：打破 了“铁饭碗”式的平均主义，实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无效企业实行了分流下岗和资源 重组，资本、知识等生产要素进入了分配体系。这些都使传统的僵化分配制度添加了新 意。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而面对问题就是如何深化改革。

　　(一)低收入陷阱

　　收入差别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但必须控制到一个限度。

　　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趋向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镇居 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0.17，1990年为0.23，1995年扩大到0.31，1998年进而扩大到0.45 [6]，已超过国际标准0.4的安全指标。

　　在收入结构中，早就出现了一批暴发户，确切地说是暴富群体。正常的收入差别是显 见的，而且有一个积累过程。暴富群体属于隐形收入，几乎没有过程，一夜惊变，诸如 “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吞公 产。有人估计(也无法统计)，当前我国已有500—600万户最富有阶层，百万、千万富翁 已很显见，亿万富翁也不乏其人。这种非法收入不属于政策允许的倾斜之列，属于禁止 和反腐败范畴。与此对应，出现了一个待救济的“新贫困阶层”，其中包括下岗职工、 在职失业人员、待业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流动人口等。

　　收入差别悬殊，主要不发生在顶限上，而是发生在底限上，即低收入者收入太低，形 成“低收入陷阱”。顶限除非法收入属于反腐败的范畴之外，合法收入根本无法也不能 去限制。

　　低收入属社会保障体系，但究竟怎样落实，这是说了十几年的问题，至今未根本解决 。可行的办法是确定一个贫困线或社会救济线，最低标准也应是每年5000—6000元。

　　资金从何而来，可行的办法有三：第一，提高遗产和累进税率，必要时，出台高档商 品消费税，实现再分配；第二，发展慈善事业，实行社会捐赠，也就是厉以宁教授提倡 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政府弥补缺口。

　　(二)新平均主义陷阱

　　新平均主义指的是改革后在工薪阶层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工薪阶层的要素投入主要是劳动和知识收入。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仍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国家干部分级别，知识劳动者分职称，但在同一级别和同一职称 范围，工资水平基本一样。以前工资要评，现在工资提档基本上是财务部门列表就完事 大吉，虽然人人都关心，但谁也不能过问，其实问了也等于没问。

　　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工资外部收入效应。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有办法的人就去谋求 社会兼职或第二、第三职业，有权力的人就去谋求隐形收入和非法收入。收入的差别虽 然不体现在工资上，但却体现在外部实际收入上。

　　平均主义的第二个效应是鼓励落后。人们除了往提职、提干上用劲使力之外，日常工 作并无多少积极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 分配体系中如果失去了激励，就会陷入平均主义陷阱。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平均主义的偏见特别顽固。但是我们又必须寻找解决的问 题的办法。目前有三项措施可供考虑：(1)在同一水平线上应按工作的实际贡献分出等 级，如教授的一、二、三级，同一职务的甲、乙、丙等；(2)加大奖励范围和数量，奖 励的尺度以实际贡献和积累的工作业绩作为衡量标准；(3)可以考虑取消或减少工资税 ，因为上税又靠近了平均。

　　(三)官本位陷阱

　　官本位本来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早已消失。资 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是资本本位，社会主义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应是劳 动本位。可是在我们这里，一直因袭的是官本位，直到如今，仍长盛不衰。

　　官本位能否成为一种永恒现象，本人不敢妄言，但至少当前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官本位并不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上，而是体现在与之相应的特殊待遇上。

　　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工薪收入；二是福利待遇。一般认为， 福利待遇只占很小部分，其实并不尽然。在高官位置和拥有特权的部门，很难说哪个部 分所占的比重更大。住房、差旅、配车都是看不见的收入。官本位之所以能够长期蔓延 ，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按级别规定的。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 规模庞大，越简越多，堪称世界之最；二是公车配备数量之多，以及相应的服务设施支 出之巨，也属顶级。官本位产生的消极效应有二：一是促使人力向政府部门涌入，机构 臃肿；二是攀比效应，奢侈、摆阔、特殊化泛滥，形成官本位陷阱。

　　我们虽然也有靠级制度，诸如讲师为科级、副教授为处级、教授为副厅级，但这并非 问题的实质。虽然在工资收入上无大差别，但含金量却显见差异。最近推出的工资调整 方案，又明文规定公务员为先，那事业单位只好不长或居后。可是事业单位也有公务员 ，他们并不是事业单位的业务主体。试问：这究竟是按劳分配还是按权分配?更令人费 解的是，这种做法又有多大的合理性?

　　解决的办法和改革的方向是从根本上废除官本位制。所谓根本，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废 除特权，所有或大多的福利待遇一律注入工资体系，弱化经济生活中的政府行为，减少 审批经济。

　　属于公职人员配车一类的隐性收入，应控制到最低限度。尽管一时做到尚有困难，但 这是一个改革方向。公共媒体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真正落实仍属苍白无力。

　　我国的工资体系目前有三个领域：(1)国有企业的政府委派干部；(2)事业单位的从业 者；(3)公务员。将来改革的推进如果不再给国有企业委派官员，事业单位逐步走向企 业化，那就实现了公务员一体化。在尚未走向统一的情况下，应该在工资体系上实行统 一的国民待遇。

　　四、金融改革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是最为敏感的部位，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多半是出于谨慎；但更 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领域计划经济的偏见更为顽固。没有外来的冲击，极易墨守成规 。可以肯定地说，金融改革，不过是金融开放的继续。

　　(一)重新构筑金融体系

　　中国专业银行的设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中(中央银行) 、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建国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是惟一的银 行，其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几经撤立， 或并入财政部，或并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虽然保留了名称和海外业务，但一直被作为 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国外局”，直到1979年3月，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才宣告成 立。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四大专业银行体系最后形成。

　　现在让我们从昨日转向今日。中国银行体系的构筑不管有多少理由，但却有先天的不 足。银行按行业划分，是否中国独有，没作考证，但肯定是我国的国粹。多年分隔的思 维方式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定见：就是一个领域、增一项业务就建一家银行。据悉，我们 还曾企图设立科技银行和教育银行，还规划了具体方案，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行业观念 未成立，而且因为资金问题未能成为现实。这实在是一种幸运。产业活动会有很多领域 ，而金融活动却只能有一个领域。银行是钱商，是经营货币的企业。专业银行无论多么 专业，都不可能自行发行货币，其经营的内容都一样。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日本 的三菱、香港的渣打，并未划分行业领域，但却可以从事各个领域的业务，而且不会因 为行业的偏见产生业务倾斜。这种国际常规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的城市信用社经合并改组变成合作银行，现在改为商业银行，显然和工商银行的 名称已有部分交叉。这就让人难以弄明白：工商银行和商业银行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 ，我们自己会知道它们的来历和属性，但是无法叫初来乍到的人了然。写一篇文章至少 要让人看明白，经过繁复的解释才让人似懂非懂岂不败笔?银行体系的不顺，应该是一 种暂时现象，一旦和国际接轨，就会逐步理顺。如果我们一味固执己见，就会处处感到 别扭。比如，中国银行专门经营海外业务，但事实上也有大量的国内业务；其他专业银 行早已不那么专业，逐步打破了行业界限，并且，为从事涉外业务又都设有国际部。实 践已经证明，银行规定的服务界限，正在走向失效。中国银行体系重建的思路，是一律 变成商业银行，破除行业界限，从事统一业务。至于叫什么名称，那纯属微观行为，一 旦和国际接轨，外人就知道那就是银行，一旦发生业务往来，都具有同一性。

　　(二)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并存

　　银行是否可以民营，这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就不是问题，但在国人的观念中却大成问题 。银行迟早要企业化，那么，国有银行就是国有企业。企业可否民营，现在已无可争议 。银行是企业，又为何不能民营呢?在国有企业几乎一统天下的时代，对民营企业也曾 产生诸多非议，但现在民营企业已占居半壁江山，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银行既然是 企业，那就自然可以民营。我国目前出现的四大专业之外的银行，只有民营属性，但并 非民营银行，交通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全部是国有股，光大银行似有民营属性，但行 长的任命还是官方行为。可以说，真正的民营银行，在我国还只是酝酿时期。

　　中国银行的国际化，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国有银行的企业化；第二，民营银 行的大力发展。中国银行和外资银行接轨，最方便的部位恰恰不是国有银行，而是民营 银行，原因是民营银行较少政府干预。随着中国进入WTO，外资银行将全方位参与中资 银行的竞争，银行业务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在现有体制下，民营银行比国有银行会 有更大的优势。

　　民营银行将占多大比重，也许现在估计为时尚早，但预测仍有意义。尽管民营银行现 在只是崭露头角，但发展的势头却无可限量。假如民营银行在银行业中能占1/3到1/2， 中国的金融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积极推进股份银行

　　金融体制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好形式就是股份制。

　　股份制曾被人认为是私有化，这种观念已经有所转变。在其他产业领域，股份制早已 大量涌现，并展示了强大的发展后劲，这已经是无争的事实。对于银行来说，股份制还 是一个迟到的来客。交通银行虽是股份制，但一律是国有股，其运转机制和国有银行不 差分毫。深、沪发展银行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其混生的股份结构已接近现代企业制度 ，并早已上市，是银行改制的一个成功典型。总体说来，我国银行业的股份制还处于酝 酿时期。

　　让我们关注一下国际经验，全球一千家大银行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19世纪80年代以 来，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独资银行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假如我们仍 然固守原来的国有独资模式，进入WTO，我们就无力和实力强大的外资银行抗争。

　　银行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地方，就是从事资本运营，所以本身必须有强大的资本后盾。 由此，资金动员就显得分外重要。

　　根据深、沪两家发展银行股票上市的实践，1999年新股1元发行价约为5元，溢价4元。 假定总股本为1000亿元，溢价收入为4000亿元，公众股如占20%，国有股为80%，国家就 取得3200亿元的溢价收入。在银行信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保守估计。这种 资金凝聚的效果，居民储蓄不可能达到。而且，银行上司公司的出现，必然导致储蓄分 流，这对未实行股份化改造的银行无疑是一种压力。

　　据悉，中国银行正在做改制试点，建设银行已提出要在近期上市，可说形势逼人。但 中国多年的传统是喜欢别着急，慢慢来。虽然“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仍“犹抱琵琶半 遮面”。抢先一步和随后跟上自然有不同的意义，不难推断，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会 不甘示弱。我们诚望，四大国有银行早日改制有成。

　　(四)调整银行的规模和数量

　　我国现有的银行有两种特有的现象：第一，因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分立，力量分散 ，总体规模和资金容量相对狭小；第二，由于行业之间的竞争，营业网点丛聚，几乎凡 是像样的建筑几乎都有银行摊位。四大国有银行如能合并重组，无疑会大大增强实力， 既减少了内耗，又加大了对外竞争力度。中国的银行应该团结一致对外。

　　适当撤消一些网点，可以减少规模不经济。据目测，现在银行的网点数量，仅次于饭 店，几乎是抬头可见。有些支行、分理处除装潢比较别致，规模和小饭馆相差无几。网 点过多，导致业务量分散，效益下降，负担增加。撤并一些网点，增加自动存款取款设 施，照样可以给用户提供方便，磁卡电话机就能提供了最好例证。

　　金融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互设银行，届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不再是自己，我们本 来就是发展中国家，资金实力并不占有优势。资金的集聚和银行的合并是一条很好的出 路。如果我们能做出先期准备，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五)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没有客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加入WTO，我们也要走向世界，对于外国来说，我们也是远方来客。冲击和挑战不可避 免，但最终结果都是互相受益。

　　我们总是愿意用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来讨论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看起来很全面，但 却有一个重大的失误。也许，在这里全面就是不全面，因为看不出是非。任何事物都有 利弊，走路可以摔跤，但是人人在走。吃饭要防噎，但不可拒绝进食。金融市场开放已 经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

　　比如，有人担心，引进外资银行会过度冲击国内金融业务，其实并非如此。韩国在20 世纪70年代引进外资银行，虽然发生过竞争，但结果却使国内银行不断壮大起来。很多 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情况。武功只有交手、切磋，才能了解对方，提高自己，乃至战胜 对手，经济生活也是如此。在我国，外资银行虽然占领了一定份额，但对中方银行并未 造成直接威胁。其主要原因：(1)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受到很大限制；(2)外资银行 开设分支机构受到限制；(3)外资银行吸收外汇存款数额受到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已 经通过优惠政策得到弥补。以后的发展趋势是从放宽走向逐步取消限制，废止优惠性政 策，实现国民待遇，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尽快接轨。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提供这样的例证：一个封闭国家走到了世界前列。凡是发达国家， 一定是开放国家。从贸易自由化到金融国际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金融体 制从改革到如今，虽有变化，但步履缓慢，只有外资银行或跨国银行的介入，中国的银 行才能更快的走出国门，接受世界经济大潮的洗礼，在大风大浪中驶向胜利的彼岸。

　　收稿日期：2005-04-28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王慎之(1939—)，男，辽宁营口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西方经济学和 国际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