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胡波 2013504009

作为资深的国际知名学者，李泽厚先生确实有着睿智的眼光，他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去看待中国文学发展，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同一部作品、同一个作家。

李泽厚先生以夏朝开始谈论中国每的历程 。黄帝以来，经过尧舜禹的二头军长制到夏代“传子不传贤”，中国古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在逐渐形成和确立。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始了。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师借以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一方面愚弄人民，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周代也如此，钟鼎铭文即为明证，就连《易经》实际上也是卜筮之书。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中，“史”与“巫”、“尹”也都成了“知天道”的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李泽厚先生也给了巫师相当高的评论“与物质劳动同精神劳动的分离与适应，出现了最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就是巫师，是原始社会的精神领袖”。可见，在学习和研究古代的文化审美等方面，巫卜文化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在那个以青铜闻名的时代，这些铜器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某些青铜器纹饰也可溯源于原始图腾和陶器图案，但它们毕竟主要是体现了早期宗法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它们与陶器上神秘怪异的几何纹样，在性质上已有了区别。就兽面纹饕餮而言，书中大抵认为这是一种牛头兽。饕餮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形象特点，已不同于神异的几何抽象纹饰，它们是远为具体的动物形象，但在现实世

界并没有对应的这种动物；它们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像编造出来的标记。这种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一定程度上也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李泽厚先生也谈到了饕餮吃人的说法，但实际上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像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

在原始的部落时期，野蛮是时代的代名词。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氏族之间的战争往往产生的英雄人物，英雄颂歌、歌功颂德的铸造品也会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到西周的时候，礼乐制度兴起标志着中国的美的历程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宗法制作为原始社会代表，更是人在处于初期蒙昧状态的一种体现。在李先生独特的审美眼光中，这种种凶狠残暴的部落制度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

对于魏晋南北朝，李泽厚先生更理性的见解。或许是那个时期有太多可圈可点的东西吧！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门阀兴起、群雄争霸、政治混乱、局势动荡。往

往“佛家不兴诗家兴”，当诗人无法左右现实时，他们便转向了自己主观个人的情感。而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而这种自觉更加直观的用诗文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曹操的四言诗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的老骥的长嘶。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成为中国第一首保存完整的七言诗，并且对后世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曹植的五言诗的格式一直被沿用到后朝历代。也正是从曹植开始，造词炼句和精雕细琢的文采修饰才走上正轨。以及后来的以潘陆为代表的太康文学，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颇有争议，但是就文采而言更有飞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了曹植的影响。建安七子也是当时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间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的陆机、“何期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的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定的具体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在到后来的玄言诗以及山水诗都是这一背景下的曲折反映。正如当时的社会状况一样，文人大多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了政治斗争中，何晏、

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裴頠……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不幸成了时代的牺牲者。

相比之下，在魏晋风度的同时代的阮籍和陶渊明在仕途不顺时，转向山水田园算是明智之举。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可以明哲保身，同时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另开新风。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确乎隐晦之至，但也很明白，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与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密切联系的人生慨叹和人生哀伤。陶潜和阮籍一样是政治的逃避者。陶潜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李泽厚先生能突破传统意识并真正的了解陶潜实在值得赞赏。。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著、关心。

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那么，我们重新审视过往的文人与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过去的回味，更应该从中找出那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因子促进当下社会中的“真善美”的发展。我相信，美的历程是承接过去并且指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