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要耐得住寂寞
个人档案: 周厚健,出生于1957年8月,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牟平人。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系,1992年1月任青岛电视机厂厂长,1994年8月任青岛海信电器公司总经理,1995年2月接任青岛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青岛海信集团公司总裁,青岛市电子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1999年3月任海信集团总裁,2000年3月海信集团实行决策层与经营层分离后,出任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中国唯一获此殊荣者),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2000年、2005年两次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2年荣获“全国质量管理突出贡献者”称号,荣获第二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经济30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电子信息十大领军人物荣誉称号等。 周董,在公众眼中,海信总是给人一种稳健、可靠、踏实的感觉,有人说这种感觉与您的名字很像,与您的个性不谋而合,您认为呢? 周厚健:名字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可能父母给我取了“厚”与“健”这两个字,凑巧和《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吻合,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说法。从性格上看,我的确一直强调“稳重优先”,稳重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遇事要反思,二是要研究规律、遵循规律,更高一层则是运用规律。 这种性格的形成更多来自家庭的熏陶,还是多年来在企业“一把手”位置上的磨练? 周厚健:很多东西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越发深刻。稳重的道理我小时候就懂,后来在从事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感受更加明显。我们家祖辈经商,常听父辈们说中国老一代商人有很多宝贵经验。现在一些教材中的西方理论,实际上早就被他们总结出来了。比如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老一代商人早就讲过经商要广交朋友,但是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不是吃吃喝喝的朋友,儒家文化对朋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团结。朋友之间要讲团结,小人之间则是勾结。 海信是山东的企业,有人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既尚功利又重伦理;既讲求革新又看重传统,这是否也对您的性格与海信的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厚健:山东是个讲情义的地方,“情义”这两个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会让这块土地上的人受到一种独特的感染。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离开本土文化、民族性格,企业家精神根本无从谈起。我们可以去学习西方的一些理论、体系构架,但是它对于企业具体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影响有限,一定要结合民族文化来加以诠释。 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情义”二字最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厚健: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要对股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重视“诚信”二字。海信人都知道,如果在诚信上出现问题,绝对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在企业内部,我们强调对员工的诚信,已经对员工许下的承诺绝对不可以随意更改,即使一定要改也必须先和员工解释、商量;在企业外部也是如此,社会上有些企业把贷款、拖欠当作一种本事,而我们则把拖欠问题看得很严重,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在海信,企业的“合同外拖欠”通常被看作经营失误。 我看到在一些企业中,如果内部缺乏诚信,就很难建立团队凝聚力、激励士气,彼此之间也无法形成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以想了解,海信对员工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周厚健: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对员工的承诺始终保持一致,坚持兑现。其实员工对企业大都有很现实的期待,如果我的承诺是你完成了任务以后有多少奖金,但最后却没有兑现,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就是任何人都会挖空心思去思考对策,那就不会专心工作。政策不要总是变化,只要你说“不变”,大家就不会去揣摩对策,就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执行。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府与老百姓相比都是少数,当多数老百姓聚到一块研究对策的时候,任何政策都还是有机可乘的。企业也是如此,只有始终讲诚信,才没有人来揣摩它的所谓漏洞何在。 第二,尽可能的回避企业“政治”。易中天有一句话讲得好:这个世界,你对它简单,它就对你简单。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人,说白了叫“粗放”。该讲的话我一定要讲,不用讲的小事我也不会放在心上,我是不赞成“忍”的。 海信的下属都很了解我,我讲话一般是“对事不对人”。那什么时候我会“对人”呢?一是拿企业的“大钱”换“小钱”的人,二是说谎、不诚实的人。我绝对不能容忍下级对我说谎,你可以跟我争吵、或者批评我。这种坦诚让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了解,更容易在工作中进行直接有效的交流。 第三,与大家保持“应有的”距离。节假日我的家里都不会有人来,我也没有到处走访,但这并不代表我和大家疏远或大家的困难我可以不管。有困难的员工根本不在于你是否去看他,而在于你是否真正帮助他解决了问题。在海信,帮助员工解决工作之外的困难是份内的工作,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谁和谁的个人关系好。比如,在一个家庭中,当父母都在为海信工作,忙得没有时间照顾、辅导孩子,你告诉他,孩子只是家庭的事,可以吗?我觉得不行,我们有帮助他们的义务,不能让家庭为海信付出,而企业却不为家庭做事。可以说企业不仅要管,还要管得好。包括给员工体检,我们花大的投资去进口一些很好的医疗设备,保证他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检查。一开始还有人不理解这种做法,认为企业不应办社会。我们认为这对大范围给员工体检是有利的,并且我们请来高水平的大夫,用这些高水平的设备,可使更多的人保证定期体检的质量。数年来,员工的定期查体,早期发现很多人患大病。保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不仅是对企业负责,更是对员工个人和家庭负责,这很值得。 中国人喜欢称“祖国”为“国家”,有一种把“国”当成“家”的感觉。您刚才有一段话让我联想到,之所以把经营者称为“企业家”,也许就是指那些能让员工感觉到家的温暖,把企业当成家的领导者。所以到海信,能感觉到人际关系中有一种和谐之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工作效率很高。企业的优秀来自团队的优秀,那么如何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 周厚健:海信的层级关系并不强烈,很多年来,我们一直积极倡导这种文化。中国有些企业看重上下级之间的层级关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封建残余。我经常跟大家讲,下属是帮助你工作的人,你要懂得去感谢他们。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平
等也是现代文化最起码的标志。 领导只有在三个时候才需要清楚自己的领导身份:第一,当你下达指令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可有人随意违抗指令,企业就像军队,行动的一致性非常重要;第二,需要拍板决策的时候。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多种选择,你必须尽快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三,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你需要立刻站出来承担责任,不能将责任推给下级。除了这三个时候,你和下属之间都是同事关系。要意识到下属在生活上照顾你,这是情义,而不是应当。因为这些本不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于是要想法设法寻找机会来回报他们,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表现。 但是在工作场合,我还是很严厉的。别人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既会批评也会处罚,不过我们允许讨论和争论。在关心大家的生活方面,我做得更多一些。一是这与我的个性有关;二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关心干部员工是理所当然。我认为大家也绝不会认为领导这样做会影响其权威。 相信在海信内部,“诚信”已经从制度扩散到文化,深入人心。然而在社会上,常常有人认为坚守诚信就是“犯傻”,就会“吃亏”,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9.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国内企业的信用状况“很好”或“较好”,6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需要小心提防。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厚健:表面看,讲诚信好像很容易吃亏,但仔细衡量一下,诚信才是企业实力的最好体现,是成为优秀企业的首要前提。比如你通过拖欠,使资产达到了一定规模,可以扩大生产、收获更多的利润。但这些成绩终究是建立在缺乏信用的基础上,建立在你实力不足的基础上。 所以大企业也好、小企业也罢,都另有相对自己的“大”与“小”。如果你的“做大”缺乏诚信和实力的支撑,成功就会很难持久。所以企业一定要以一种诚信的思维来发展,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做支撑。 可见诚信建设好了,既是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又是企业发展的资本基础。资本基础有两个,一是由于你讲话大家都相信,所以投资者愿意投资;二是由于你讲诚信,所以债权人敢给你发出债务。 而实际上,投资者和债权人就是一个企业的主要两股资本力量,由此也可以推出,诚信才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这个观点我经常给员工讲,一定不要觉得守诚信就是付出代价。当你意识到它既是企业的品格,又是企业发展的资本基础的时候,就会知道付出代价是应当的。因为这种“付出”意味着“得到”,诚信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多好处,是做好企业的必要条件。 看来关于海信的成功,重视诚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讲诚信的企业会赢得人们更多的尊重,并愿意祝福它拥有美好的未来。您对企业目前的外部环境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周厚健: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环境确实不怎么好。但是如果大家能意识到这一点,积极维护,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诚信,可能中国的企业环境会更加和谐,企业发展会更加健康。这不仅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还有企业之间相互信任的问题。 我对前一段时间流行的“狼文化”非常不接受,企业不是百米冲刺,也不仅仅是马拉松赛跑,而是没有尽头的向前。这需要你的耐心,也需要为别人提供好环境。所以还是应该提倡更高的境界,不能斗气。 归根结底,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强调诚信的,在这方面要胜过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根基是诚信,现在社会上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倡导,一是法治的倡导。不过我认为,光有倡导是不够的。比2口“三鹿奶粉”事件,如果领导人事先确切知道的话,这个企业当场就应该强制破产,因为他们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要思考如何看待企业对社会的承诺?如何保证这种承诺的兑现和可信?如果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不能遵守,也就不配经营企业。包括很多食品和药物的造假,在法律上给予严肃追究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给整个社会的诚信带来非常不健康的影响。 另外从道德上,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以德治国”,我认为在中国非常必要。可以说他深谙中国文化,所以他提的很多东西,我从思想深处是非常赞成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公共的责任心往往不够,更多的责任感是对于亲朋及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人。这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根源,扭转对公共环境的漠视心理可能还需要引进西方思想,西方可能对亲友关系讲得不多,但是对公共利益十分关注。 社会发展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律,但一些企业盲目地追求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利润无限增长,这为社会带来了很多后顾之忧,也让公众对企业家产生了一些偏见。您对此有哪些感触? 周厚健:企业一定不要想投机取巧,也不要想走捷径。因为很多路,现在看来是捷径,走远了以后会发现不是。更成功的做法,是积极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模式,这不是捷径,而是创新带来的价值。比如Google,以前没有网络,不存在搜索的条件;网络发展了以后,这个企业一下子利用搜索崛起了。大家就说你看企业有捷径可走。还有微软,以前没有计算机,大家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方便的操作系统。其实这是对一种模式的反应,而不是走捷径。一般对企业来说,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只有老老实实地干、老老实实的积累,才能走向成功。 如果用几个词来定义企业家精神,您会选择哪些词? 周厚健:我会将“诚信”放在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位。诚信是责任的基础,责任是质量的保证,而质量要求投入很大的资本。作为一个企业,质量指标是凝结在产品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没有一种诚信的压力或动力,你不会重视自己的责任,也就不会追求很高的质量,这样的产品缺乏长远的发展。 但是这种观点可能和现实社会不够合拍,因为很多人认为“创新”才是第一条。当然创新也是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最重要的是敢于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如果明天还重复今天的做法,很难想像企业会得到提升。有句名言:“最愚蠢的人就是想通过做相同的事情来获得不同结果的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自身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从思路上就坚持一成不变,路自然会越走越窄。所以我不否认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这两点哪一个更难做到? 周厚健:应该讲,诚信是一种品质,而创新是一种素质。品质主要受早期成长环境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影响不是根本的,根本是家庭的影响。如果受到不良的早期教育和影响,要改变是很难的。而创新的素质需要一个人在一生中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 我们在一次调研中,把创新分为五个维度――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从海信的角度,您如何衡量这五个
维度? 周厚健:对于海信来说,最容易的是技术创新。真正的创新不是哪一个人的能力,而要依靠群体的智慧。要做好技术创新,最根本的是激励创新的文化,或者营造创新的氛围,让大家从骨子里认识到创新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海信人早已在这方面取得了共识,所以我们的技术创新相对容易。最难的就是文化创新。要通过文化的构建去影响人的思想,让大家从价值观上认可某种观念、言行和举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我个人最满意的,则是制度创新。海信本来处在一个“活不下去”的背景下,但通过制度创新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这在国有企业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还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其他都等于零。 企业在坚守诚信和创新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员工思想难以统一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困难? 周厚健:应该讲这是一个耐住寂寞的过程。对于诚信,企业的底线就是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利益,否则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或者说他受到惩罚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至于创新,很多“昙花一现”的企业都是这样:先进入这个市场,再回过头来搞技术。这种人往往是前面得到了甜头,但最后却难以为继。所以要做好长期的打算,并且坚持去激励企业中的所有人。 实际上,做企业不只在诚信和创新方面耐得住寂寞,企业的名声、规模和功底等很多层面都是如此。办企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至少需要十几年,但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过程,所以总是急着要成果。2000年前后,我们有一批高层的年轻干部一直质疑我们大量的技术投入问题,我就跟大家讲,最重要的是坚持,耐得住寂寞。就像盖楼一样,先一点点的打地基,这个过程要花最长的时间,然后盖楼的时候才能放心地加快速度。当时我还找了很多案例来说服大家,到了2003、2004年以后,大家基本都不怀疑了。 再比如品牌的定位,我们不能定位在低档品牌,因为低档品牌价格低、消费群大,由此就变成简单操作。但高档品牌需要很多年的积累,让大家逐渐认识,越认识越想去认识,通过这个过程逐渐把消费者的心牢牢抓住。 很多世界顶级的奢侈品牌,寿命短的也有六七十年的发展历史,长的都在100年以上。所以一个企业,不要想在我这一代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是要想在我的下一任能够走到哪里,它怎样才能够继续生长。 耐得住寂寞,这是做企业非常重要的心境。只有讲求诚信和耐得住寂寞的企业,才能真正做到不造假、不浮躁。教育心理学认为,诚信缺失与社会浮躁是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亦然,说到底,是做企业的价值观问题。 我曾经跟一些企业家讨论过企业目的,很多人讲,做企业是为了赚钱,也有人说做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赚钱只是做企业的必然结果,而不应该作为第一目标。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厚健:我不同意后一种观点。做企业就应该为股东创造价值,后一种想法有学者这样认为,认为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服务。但我认为,企业诞生的过程就是投资者把钱投到企业中去,他的目的就是给自己的资本增值。如果他要为社会服务的话,可以投到其他机构中,投入企业干什么呢? 所以提供服务是企业的工作内容,而赚钱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企业家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代理人,对盈利这一目标的追求就是对自身责任的最好履行。但是问题在于,追求个别组织的利益能不能破坏集体大众的利益?在《国富论》中描述的市场机制:为了更好的利己,需要取得他人的帮助,这种众多的利他,就利了全社会。这就是讲,市场机制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并且可以形成了利人与利己的统一,这是市场机制推动社会进步的简明诠释。当然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还不能解释为为了更好得利己,但必须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要牢牢树立一种责任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企业家需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利润往往和风险连在一起,表现为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但你要好好思考,到底自己冒的是什么风险?从做企业的角度,你要考虑持续经营,所以必须找到冒险的底线,也就是企业究竟能否承受这次冒险带来的最差后果?如果可以,才能放心大胆地走下去。 不少人认为海信收购科龙是一次冒险之举,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做出这个决定? 周厚健:可以说收购科龙取得了当时海信上下的一致同意。做决策时,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这次收购会导致血本无归,是不是就突破了海信的生死底线?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具体讨论怎么收购;如果有,我们必须撤退。这也是海信经营的心理压力一向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底线找得比较好。冒风险的时候,先分析自己能不能承受风险可能带来的最差结果。 现在回过头看,您如何评价这个决策?这在海信发展的历史上算不算最大的一次冒险? 周厚健:在收购的正确性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不过还有很多比这个更激烈的冒险。比如16年以前海信上大屏幕彩电的时候,现在一个企业投资1.3亿好像不算什么,但那个时候就是天文数字。当时我们对海信的情况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不上大屏幕,始终生产21寸以下的彩电,企业一定会“死掉”,因为再没有商家只去卖18寸、14寸的彩电。但是上大屏幕的话,沉重的资金压力下,如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也可能会“死掉”。但一个是没落中的问题,一个是发展中的问题,在这两个“死掉”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产品和技术淘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如果企业没有及时跟上升级换代的步伐,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这样一来,必须创造条件跟上,当然可能在追赶中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也要尽量朝最好的方向前进。那之后海信就从特别危险的境地中走出来了。 我们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十六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企业家最重视的核心能力就是战略决策能力。一方面,多数企业家将决策能力看作自己最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普遍认为决策失误是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可见企业家“成也决策,败也决策”。风险控制是决策的重要因素,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周厚健:风险控制与做企业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有些人认为过度稳健就是保守,而我体会,是否稳健并不是在冒险与保守的之间如何选点的问题,它并不与保守相联。而是今天的你总在思索明天可能发生的问题,是提早为明天准备条件,未雨绸缪的意思。 因为企业是一个需要持续经营的组织,它可能出现的问题、拥有的条件,都需要经营者通过不断思考来提早准备,这才可能防止企业
步入绝境。 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中,海信是如何度过最困难时刻的?您事前做了哪些心理准备? 周厚健:企业比较艰难的时候是2008年10月,不过我并没有为此背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做企业和学习是一样的,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尽力而为,了解自己的水平,因此从不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做企业也是一样,在危机面前的,但心是肯定会有的,但更多的是要尽可能认识、判断、预测它。 去年海信在金融危机下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较早采取了海外清理,金融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欧美将成为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首先对可能的结算风险采取坚决措施予以规避;同时调整人力财力,对以前挖掘不够的区域进行开发。事实上在海外很多企业出现支付困难,甚至于破产倒闭,但我们的结算损失几乎是零;另外今年4月份的增长,很大一块就是新区域的贡献。这样看,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按照自身的水平,把能够规避的东西都提前考虑到了,把能够往好处调整的东西也做到了。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调整传统模式,以及进一步减少一些盈利性差的业务的资金占有量。 所以当环境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如果你还坚持过去的做法,那就错了。危机发生以后,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共同学习如何应对。主要判断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未来还会有多长。即便我们没有恐惧感,也不代表危机不可怕。而且按照现在的形势,宁可把它判断得更长一些,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如何看待企业家精神在危机中的影响? 周厚健:我认为诚信、未雨绸缪、变革是企业家素质中比较重要的三点。在这个时候,未雨绸缪,预则立不预则废显得更为重要。如果大家都相信危机马上就会过去,放松懈怠,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冲击;但如果大家积极着手、充分准备,也许就可以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很多原本看上去不错的企业,这次危机中却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您认为他们的“退场”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周厚健:一是与能力有关,二也是最重要的,与发展阶段有关。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你的弱势并没有表现出来,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原本不值得引起重视的弱项就可能变成了经营的主要障碍。三是与企业定位是否准确有关,正确的评估自己,不要有奢望,才能准确定位。 关于宣传企业家个人,这种个人宣传有没有必要,我是这样认为,宣传推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推广产品,让产品最大限度的占有市场。所以宣传产品是第一位;当宣传产品角度不够时,再宣传企业;在宣传企业角度不够时,才宣传个人。我不赞成过分倾向于宣传个人,这会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 企业从平凡到优秀,再从优秀到卓越是一个不断超越过程,也是平凡而非凡的品质。我们看到海信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种内敛的品质让我想起一首诗:“无意苦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您这样的心态是如何养成的? 周厚健:这是一种心境,先把企业干好,最后让事实证明你的能力。企业和人一样,需要沉淀和积累,如果太急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反而难以成事。我在海信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心路历程:第一段历程叫做“逞能”,年轻的时候有一股“冲劲”,觉得别人能做好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好;第二段历程叫做“责任”,很多事情让我切身体会到,如果做不好海信,将会给别人带来损失;第三段历程叫做“感情”,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感觉。每当我觉得疲倦想要休息的时候,想到工作还没有做完,就一定会坚持完成。打一个比方,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你真正的对企业负责,就要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 今年是海信成立40周年,您认为40岁的企业应该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周厚健:这个我还没有认真想过,日子过得很快,我25岁进厂,这一生都与海信结缘。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40年在中国的企业中不算“长寿”,现在回头去看,好像一切都还在眼前。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每一个十年都回过头看,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再过十年我肯定退休了,如果那时候海信还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就说明我对这个企业的责任是履行得不错的,我才会真正感到欣慰。 也听人说过,企业要做“百年老店”如同人想活到100岁一样,都是一种贪婪,因为企业跟人一样,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厚健: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人们要爱惜身体,健康长寿,并不是空喊万寿无疆。企业也是这个道理,只要认真对待,不断变革,保持活力,它是能够更健康、更长寿的。 如何看待企业家这一社会角色? 周厚健:从我个人的角度,做企业在心理上还是很轻松的。我的压力主要来自时间,几乎剥夺了我所有的爱好。如果重新选择,我可能会去做老师或者大夫,这是从小的追求。 如果请您对年轻的创业者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周厚健:创业的失败率在95%以上。但是不要害怕失败,学生从做错了的题目中发现自己的弱项,做企业也可以从失败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您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先天的素质还是后天的修炼? 周厚健:我认为是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思想,还有通过学习不断的提升。社会进步这么快,如果你不去学习,就没有机会获得启发和深入思考。学习有几种效果:一是获得知识;二是得到帮助;三是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启发、产生想法。 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学习? 周厚健:企业家的学习肯定不仅是具体的专业学习,也不仅是为了解决业务难题。你要时时想着学习对工作有益,这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从书籍中获得很多领悟,尽管有些内容看似跟企业毫无关系。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关于民主政治改革的书,叫《攻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里面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看了以后颇有收获。尽管它与企业的组织变革没有关系,但是照样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还有比较好的一本书是刚才说的《基业常青》,这本书好在它不是臆想,而是像自然科学类的书籍一样,有一个完整的研究和提炼的过程,所以结论让你信服。我印象很深的是书中提到一个人麦克奈特。书中写道:我们起初都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查找,才知道他就是著名3M公司的CEO,他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任何知名度,却将公司做得很好。其实这样做或许对企业走得更远是有利的。不要站在前台锋芒毕露,而应无论从社会看,还是从内部看都不要给企业留下太深的个人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