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从2001年开始，走出国门，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和泰国连续几年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向国际社会展示西藏的真实情况，介绍一个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西藏，在这些国家引起较强反响，有的国家的媒体报道称“掀起西藏热”、“搅热舆论”。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处处长王丕君应中国外文局之邀与外宣干部座谈时说：“西藏本没有问题，而多年来充斥在西方舆论中的西藏是完全地被问题化了，妖魔化了，虚拟化了。西方社会对西藏问题有着执著的偏见，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向他们阐明事实、申明道理。”他其中有一个观点打动了很多人：“面对今天西方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指指点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成为最佳辩手，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

　　《对外大传播》将从本期开始创办“西藏之窗”栏目，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及外国朋友的眼睛解读今天的西藏；也会将触角深入到藏区，请生活在那里的藏民谈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切身感受……

　　本专栏将由国务院新闻办七局西藏处王丕君处长主持，敬请大家对本专栏给予关注。

　　皑皑的雪山、空灵的圣湖、蓝蓝的天空、飘扬的经幡、朝圣的人群，这是西藏展示给世人的一幅幅美丽画面。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山景观和高原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然而，国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西藏，这就是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议员、媒体所描述的“虚拟的西藏”。外国媒体和记者究竟怎么说西藏？国外媒体对西藏的误解究竟怎么产生的？如何扭转国际涉藏舆论对中国不利的局面？�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专访了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处处长王丕君。

　　《对外大传播》：为什么西藏在国外这么热？

　　王丕君：由于从事涉藏对外宣传的工作，我走了几个国家，参与策划组织了一些对外介绍西藏文化的综合性交流活动，如“中国西藏文化周”、藏学家活佛出访，涉及人群比较广泛，有很多政要、公众和媒体记者参加，我曾经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和墨西哥一个学术报告会以及一些活动上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在国外有很多人对西藏很感兴趣，而且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业界别。为什么国外有这么多的人关心西藏呢？

　　西藏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自然是吸引各国人士的一个重要缘由。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登山运动员和爱好登山的人士把攀登珠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与意志挑战的极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文化遗址――古格王朝古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摄影爱好者都会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建筑群废墟上遐想9世纪一个王朝的辉煌和凭生历史沿革的感慨；这里有“仰望山接天、岸看江如线”的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峡谷和“世界峡谷之最”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其绚丽的风光、滔天的巨浪，气势磅礴，令人流连忘返；这里冰川悬垂、银峰入云，是中国冰川最集中的地区，绒布冰川和卡钦冰川千姿百态、绝妙其伦，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有50多座超过8000米的高山，有大大小小1500多个高原湖泊，药用植物1000多种、野生动物数百种，总之，自然景观绚丽多彩。西方人对西藏的最初认识是“这个星球上真正蕴涵神秘的地方，会飞的喇嘛、呼风唤雨的神人、预测未来的巫师”。一位旅居温哥华的年轻藏人说，“西方人看我们时，常常怀着一种不真实的敬畏，他们认为我们西藏人都会冥想，有些西方人认为我们具有神秘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和他们一样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有一些人把西藏当作是“心灵和情感的寄托”。�

　　这里有绮丽的自然景观，也有灿烂的人文景观。藏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独具特色的建筑、雕塑、绘画，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奔放的歌舞，神奇的藏医藏药，等等。其中，《格萨尔王传》是《荷马史诗》之外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被誉为“世界史诗之王”。它的传播方式尤为奇特：口传，就是这些说唱艺人并没有受到专门的学习训练，就可以长吟。藏传佛教，也是一门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宗教，特别是它独有的活佛转世制度以及显宗、密宗吸引着许多研究宗教、信仰宗教的人。

　　《对外大传播》：据你了解，外国媒体和记者究竟是怎么说西藏的？

　　王丕君：根据本人这几年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跟踪发现，如果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有些正面报道的话，那么涉及西藏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的，看得出是“一边倒”的态势。根据对2000年到2004年西方主流媒体的涉藏报道进行统计、归纳，从报道量上可以看出西方媒体主要关心以下几个方面。

　　排在第一位的是宗教问题。在他们眼中，西藏除了宗教就是宗教，宗教成了西藏文化的全部。报道要么说我们“限制了宗教自由”，要么说毁坏了西藏的寺庙，要么说我们给僧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性的客观存在，比如寺庙被毁坏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地的寺庙都遭到了破坏，西藏也不可能例外。但是说我们在包括僧人在内的西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问题，这是荒谬的。只要是一国的公民，就应该接受国民素质的基本教育，爱国主义是国民素质的一个基本要求，僧人也不能例外。说我们限制宗教自由，基本上不成立，记得美国一家叫安德鲁斯的制片公司来华之前就到西藏采访提出了一些非常激烈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是否自由的问题，但当他们从西藏回到北京后，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西藏的宗教氛围很浓厚，在大昭寺看到香火旺盛、信众如云，几个寺院的僧人自由地进行辩经、学习，西藏并不存在国外说的宗教信仰有问题。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发展非常重视，在北京专门成立了高级佛教院，以使高级僧人有继续深造的地方。去年，又恢复了高级学衔的授予制度，这就更进一步地保证了僧人通过个人的学习和修行通过一定程序的考试有了在国内获得高级职称的机会。

　　另一个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西藏文化的问题。他们文章中的观点是什么呢？说什么西藏文化在“灭绝”，中国实行同化政策。他们说的灭绝是什么概念？说西藏没有提倡学习藏语，但事实恰恰相反，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重视和落实好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学习，现在西藏的各种公文、法律文本、公益建筑物的标识等方面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中央政府投巨资用于整理藏文的文献和经典著作，如《大藏经》等。这几年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通过各种方式的对外宣传，增进了国外对西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情况的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不实之词相对减少了。

　　说我们实行同化政策，依据是中国给西藏实行了“巨大的移民”。我在随同藏学家活佛团出访时，总碰到一些西方的政要、记者质疑中国的西藏政策，似乎他们更了解西藏，更关心西藏人民的方方面面！一次在我驻美使馆举行的藏学家与美国13位议员助手的座谈会上，一位在中国工作过12年的美国人说：中国在西部大开发中，是不是中国政府鼓励汉族移民西藏？这样会不会造成汉族人掠夺藏族人的财富？我回答：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人流和物流的自然化。中国内地的市场化发展使得商业机会相对减少，一些商人把目光瞄准了交通不便、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大部分也只是经营一些原始积累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比如餐饮、蔬菜生产与加工、建筑等，这些人大部分来自西藏附近省份，而藏族人也在商品经济的熏陶下，认识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乳制品等也可以产生可观的效益，于是到内地从事商品买卖。这就是美国人前几年大讲特讲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如美国政府阻挡不了可口可乐、微软、通用来中国投资一样，中国政府既没有政策化地把汉族人大量的移民西藏，也没有政治化地阻止藏族人到内地来做买卖。事实上，中国政府极力动员和推动的是让各个省以及一些国营大公司对口支援西藏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资金的援助、技术的援助和少量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援助。而正是这个援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我们邀请的意大利、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媒体记者高度评价这种“移民”方式，前不久邀请的印度记者团也对此给予积极评价，并认为这应该作为其他国家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成功做法广为借鉴和推广。

　　西藏的环境保护是另一个被大量报道的问题。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西藏搞现代化、搞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对西藏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中引用的例子是青藏铁路。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西藏的环境保护，就拿国外指责较多的是青藏铁路来说，中国政府仅为这条铁路的环保投入就达12亿元。举个已经广为流传的例子，铁路建设者为了保护草皮，把凡是铁路经过地方的草皮，连草带土铲下来移到温室中，等铁路建成后又原封不动地搬回原地，这种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何况是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地方？另外技术人员、施工人员的用餐、住宿等各方面也都采取了非常环保的措施。由于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宣传，关于环保方面的负面报道大大减少。

　　其他关于对西藏经济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也占有相当的数量。

　　《对外大传播》：国外媒体对西藏的误解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仅仅是误解吗？为什么会出现误解？

　　王丕君：根据我们与国外大部分受众的接触感觉到，多数人确实是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的。大部分西方人没有来过中国，更不用说到西藏了。媒体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有一些却是执意于丑化西藏的。

　　造成国际上西藏宣传“一边倒”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一方面，达赖集团在国外长期地、极力地对西藏进行歪曲性的误导性宣传，而国内在对外宣传西藏方面起步比较晚；另一方面，以前整个中国都被西方妖魔化了，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是西方媒体用来描写中国的一个负面模式，只要一提到西藏，就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客观，甚至有国外记者说，即使自己哪怕有一些客观或中性的报道，也会被主编们删掉或者改头换面。现在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西方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他们新闻的重要内容，近两年，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大腕开始规模型、集中性地报道中国，搞什么“中国周”，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明显转变，越来越客观了，对西藏的报道也随之有了明显的改变。

　　《对外大传播》：为什么达赖集团在国外总要散布关于西藏的谣言？

　　王丕君：我们知道达赖集团1959年叛逃以后，一直不是以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流亡政府”，没有一个国家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出于国家间竞争的一种策略，西方一些国家支持和怂恿达赖集团把西藏“问题化”，搞“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并不是真的关心西藏的发展、西藏的人权，也并不是真的为了达赖集团及其生活在国外的藏胞，这一点连达赖自己都说过类似的话。

　　而达赖及其流亡集团，为了谋求生存之道，只能孤注一掷地搞分裂，迎合西方的需要，获取西方国家及其政要在“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的援助，他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宗教领袖”等头衔，都是西方人自娱自乐的把戏。我们想想，达赖集团叛逃是由他们自己滋事开始的，达赖集团在国外几十年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武装准备和暴力渗透，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这能说是为了“和平”？达赖集团表面上、口头上渲染“非暴力”，事实上进行各种暴力活动的部署，这个奖不是有点掩人耳目吗？达赖是以藏传佛教“领袖”的名分获得世界宗教领袖分封的，但他作为格鲁派代表人物仅仅是藏传佛教几大派中的一个派别，如果藏传佛教的高僧没有被广大的信众所接受，何以能成为宗教领袖？是谁的教呢？中国人的还是西方人的？

　　所以达赖及其集团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宣传，主要工作也是宣传，而宣传的宗旨自然不是客观地说明西藏，说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如何推动西藏的发展，如何得到全体西藏人民的同心同德，只能是从反面来说。这才有市场！但现在的西藏哪有那么多的反面的东西可讲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制造谣言和谎言。但谎言和谣言制造者的无力就在于它需要不断地编织直到完全破灭。

　　事实上，达赖集团通过这种分裂中国的反动宣传活动，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它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一大半就是这些国家提供的。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与中国相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中写道：“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不应该鼓励谋求西藏独立的那些人，美国人也不应该挑起美国不准备予以满足的期望，即美国会以某种方式支持出现一个独立的西藏的期望。煽起这种期望是残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依据这种许诺而采取行动的西藏人也肯定会大失所望。”

　　《对外大传播》：作为从事西藏外宣工作的官员，你对扭转国际涉藏舆论有什么考虑？

　　王丕君：总体上来讲，国际涉藏舆论向着越来越客观的方面发展，但受舆论格局“西强我弱”影响，涉藏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短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让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客观的报道西藏、让西藏的真实情况更广泛更快地展示给国际社会将是对外宣传西藏工作的一个长期目标。

　　这几年我们组织西藏的藏学家、活佛、文艺工作者、画家、官员等到一些国家进行交流，邀请一些国家的媒体记者访华并到西藏实地采访，在国外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直接与国外主流社会和公众交流，起到了解疑释惑、增进了解、加强互信的效果。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争取让世界各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都能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和笔向世界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国内外比较关注西藏的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利用达赖集团和国外关注这个新闻点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外宣传西藏的力度，大力宣传西藏自治区成立4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积极宣传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的成果，宣传我国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的积极效果，介绍中央支持、全国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新西藏的情况，介绍我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重视保护与发展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况、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情况等等。在正面介绍情况的同时，我们将对达赖集团散布的新的谣言和谎言继续进行有针对性地揭批。

　　记得一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领导人讲过：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理直气壮，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也没有什么是讲不清楚的。我曾经在一次藏胞工作干部座谈会上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比任何一个外国人更有发言权，都可以成为最佳辩手，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永远可以说“不”！

　　责编：周 瑾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