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丰碑在这里高高矗立

　　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一次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华民族，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功于中国国民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注入新的、最具活力的血液。 　　西安事变以实现国内和平、政治统一、共同御侮为目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解决国内政治争端的一个少有的成功范例，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意义重大。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安事变注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事件。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年，但人们对那个历史瞬间的感怀和追念，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同时，围绕这一事件的一些争论，也从来没有歇息过：西安事变中，到底谁是主角？杨虎城还是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是完全不知情的吗？张学良为何要无条件地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到底该如何看待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西安事变研究专家、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石八民。 　　西安事变“主角”之辩 　　新西部：石老师，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杨虎城大传》《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等书中强调，推动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并强调杨虎城的抗日思想早已形成。过去我们分析西安事变，则是更多地从客观方面找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蒋介石要把十七路军调离陕西，迫使杨虎城发动了事变。那么，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石八民：你的提问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多个问题，其中有西安事变张、杨谁是主角？杨虎城抗日思想的形成时间？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 　　首先谈一下我对“主角”这一问题的看法。这种提法的出现，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张学良曾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不过名义上是我，我是主角了”。其二，就是你前面说的，杨虎城之孙杨瀚先生的提法。 　　我认为，西安事变是张、杨两位将军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发动的一次扭转时局的历史事件，不应该有主角配角之分。试问，没有张、杨思想、主张、行动等方面的统一，以及周密的部署、配合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积极的支持和行动，西安事变是否能够成功？这其中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东北军的临潼扣蒋和十七路军的西安行动，是否能够按计划完成？作为联合指挥这些行动的张学良、杨虎城，谁能分出主角和配角？ 　　说杨虎城是主角，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西安事变当事人回忆，扣留蒋介石是杨虎城先提出来的，而且杨虎城提出的方法也有几种版本。我们且不说这些回忆是否准确和真实，即便是真实的，难道就能说明首先提出的人就是行动的主角吗？这样的逻辑推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所以我认为，西安事变不应该有主角配角之分，作为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纠结于谁是主角的问题。如果非要有主角的话，不仅张、杨都是主角，而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所有对西安事变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都是主角。 　　关于杨虎城抗日思想的形成，我比较认同杨瀚先生的看法。早在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杨虎城就主动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请缨抗战；他还在物力、人力及舆论上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3年11月，他派人同倡导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联络；在部队中开展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教育；1934年，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日阅兵，打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这些都可以说明杨虎城很早就有抗日的思想，在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是比较早的。 　　关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首先我要在这个问题中加两个字，把“联合”加在“发动”之前，这样更准确一些。因为蒋介石要把十七路军调离陕西，迫使杨虎城发动了事变的说法，正如你所说，确实是简单了，这个只能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张、杨在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发动“兵谏”的直接原因之一。我认为，杨虎城对待内战和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主张的尖锐对立，是“兵谏”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三位一体”具有实际意义 　　新西部：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发动的，这离不开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互信与达成抗日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评价高崇民等东北救亡群体，尤其是作为张学良的智囊团的核心组成员的作用？ 　　石八民：首先纠正你一个名词“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简称“十七路军”。“西北军”是原冯玉祥部队的称谓。 　　说到高崇民等东北救亡群体和张学良智囊团的核心成员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在张学良的抗日思想由“剿共抗日”转变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是和其他救亡团体及要求“停战抗日”人士相互支持乃至联合行动，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和广大民众中进行的抗日宣传，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在奠定群众基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再次是沟通张、杨之间的关系，东北军初到陕甘之时，不仅张、杨互不信任，而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之间也常有小的冲突，有时候矛盾还比较尖锐。正是有了诸如王炳南、高崇民等人在张、杨之间的沟通，对两军将士的说服、教育，使张、杨由相互提防转变为相互信任，两军亦由冲突转变为并肩战斗。当然，他们的作用不仅是这些，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几点作用。 　　新西部：“三位一体”是张学良智囊团提出的一个战略性建议，随着“二二事件”的发生，几乎没有运作的“三位一体”解体了。那么，中共对“三位一体”的态度是什么？不愿意公开的原因是受苏联的影响吗？ 　　石八民：我们常说的“三位一体”，从范围来说，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部分。从性质来说，它是三方在西安事变期间结成的一个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中共中央是十分重视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在同意张学良要求红军协助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同时，主张迅速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人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建立抗日联军。以便实现统一指挥和部署。 　　到了12月14日，鉴于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先之提议，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一的军事机构，以稳定西安方面的军心，做好迎战的准备。中央主张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组成，以张学良为援军总司令；东北军为援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为总司令；十七路军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到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和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副之，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且提出了当前的军事步骤。这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重视“三位一体”的。而且，在西安事变后的军事行动，三方均有协调、沟通和统一部署，并非没有运作。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三位一体”是有其实，而无公开之名。 　　关于中共不愿公开“三位一体”的原因，我认为苏联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当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反对强烈，中共需保持一个第三者（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调停者）姿态。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认为“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唯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 　　中共对事变发生确不知情 　　新西部：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完全不知情的吗？只是在谈判期间才应邀介入的吗？ 　　石八民：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考证，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是肯定不知情的。有人之所以对此有疑问，可能是因为2002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写的《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文章中提到，据叶剑英回忆，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张学良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法语‘政变’的音译），苦迭挞”。叶剑英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党中央。党中央要叶剑英速返瓦窑堡汇报情况。而后，又有人指出该文有错误，称叶剑英和张学良谈话的时间不是12月11日，应该是12月4日前。由此断定，中共中央是知情的。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的考证来证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一是叶剑英到达西安和离开西安的时间，二是西安事变是一次偶发事件还是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事件。 　　关于叶剑英到达和离开西安的时间，多种史料记载，叶剑英是10月4日到达西安，11月5日离开西安，于中旬返抵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并带去张学良亲笔信给毛泽东等。随后，张学良曾在12月7日下午急电邀叶火速到西安“有要事待商”，到了12月10日，毛泽东电告张学良：叶剑英9日离开保安。以此推算，叶剑英最早也要在15日才能到达西安。 　　由此可见，在11月5日至12月12日这段时间，叶剑英肯定不在西安，更不可能与张学良面谈。 　　关于第二个问题，据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可以肯定地说，西安事变是一次偶发事件，并非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这是因为在12月8日之前，张学良、杨虎城还在千方百计地劝谏蒋介石，希望蒋能接受他们“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请求。虽然也做了扣蒋的准备，但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只是在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对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请愿学生“格杀勿论”、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及蒋介石以“死”拒绝张学良请求的情况下，才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因此，可以确定这是一次偶发事件。既然是偶发事件，那么就不可能有发动事件的计划和准备，更不可能向他人谈起。叶剑英也不可能知道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也就不可能从叶帅处得知情况。 　　而且，据中共派驻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回忆，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当天，接连收到张学良、刘鼎、王以哲三次电报告知事变成功，蒋已被捉，却一直不敢确信。当晚二十一点，毛泽东、周恩来“万万火急”发出“文亥电”，请张学良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并千叮万嘱，请张把蒋扣押在自己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等，诸多史实均可证明，事变前中共是不知情的。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中共介入事变的时间，应该就是在事变当天，接到张学良“……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的电报后开始介入。中共决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并不是有人认为的中共是在12月23、24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谈判之时才介入的。 　　新西部：张学良后来不顾杨虎城的反对，无条件地送蒋离开西安，与苏联媒体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有关系吗？ 　　石八民：我认为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因为在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之时，已经是西安事变成功发动十多天之后，中共已经全面介入事变的解决之中，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已经有了深入了解，而且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的“六项协议”也已达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已经存在。在此情况下，外界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经不足以左右张学良做出送蒋的决定。 　　那么，张学良之所以不顾杨虎城的反对（当然不只是杨虎城反对），要送蒋离开西安，我认为是多种原因促成的：其一，张学良认为送蒋回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其二，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为了挽回蒋介石的声誉，为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创造条件；其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利于进一步澄清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其四，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关于放蒋条件的争执，也是促使张学良采取突然手段放蒋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五，张学良认为“三位一体”的团结、以蒋介石的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作交换条件、他与蒋、宋、孔的良好关系以及蒋、宋的诺言，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蒋介石都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会放他回西安；其六，送蒋回南京是日后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 　　西安事变意义深远 　　新西部：西安事变是上个世纪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救了刚刚落脚于陕北的中央红军；还有一种观点，是使蒋介石取得了全国领袖的地位。你认可这两种观点吗？八十年过去了，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石八民：的确，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一次重大事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西安事变结束了六年局部抗战，开启了八年全面抗战局面，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这是对西安事变重要意义概括的一个评价。 　　我认为，不仅如此，西安事变还有以下四点重要功绩，同时也顺带谈谈你提到的两种观点的看法。 　　功绩之一，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华民族。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危急关头。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置民众的呼声于不顾，对日寇的侵略一退再退，对共产党红军则是一“剿”再“剿”。不合全国之力，强敌岂能抵御？不合全国之力抵御强敌，中华民族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在此危急时刻，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两将军挽狂澜于将倾，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以达合全国之力抵御强敌的目的，并最后将日寇赶出中国。应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华民族。 　　功绩之二，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1935年10月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而在此前后，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也先后到达陕甘苏区。部队需要休养，人员、财物、弹药需要补充。然而，在地瘠民贫的陕北，一下涌进四、五万之众的红军主力部队，且不说对敌作战，单是吃饭问题都不容易解决，何况强敌环绕，东有山西军阀阎锡山，西有蒋之嫡系胡宗南和盘踞甘、宁、青的地方军阀，南有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北边是浩瀚的沙漠，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之险恶可见一斑。蒋介石直到1949年还在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军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在这里，我们不假设张、杨听了蒋介石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被消灭，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困难和损失，则是不容置疑的。何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亦是经过此事变才最终实现。所以我们说，西安事变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这里，我认为用“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比“救了刚刚落脚于陕北的中央红军”要更为准确一些。 　　功绩之三，有功于中国国民党。我们之所以说西安事变也有功于中国国民党，是因为在此事变之前，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使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下，其统治地位受到多方挑战。而正是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走上了联合抗日的正确道路，不仅中共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抗日，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受国民政府节制，开赴抗日前线。而且自此以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声音也小了许多，直至抗战胜利，再也没有发生过诸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乃至西安事变之类的反蒋行动。西安事变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巩固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地位，使全国人民统一于全面抗战的大旗帜之下。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就使他取得了全国的领袖地位。 　　功绩之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注入新的、最具活力的血液。西安事变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使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使日军的主要兵力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更使日本迅速结束东亚战场，与德国法西斯合围苏联的企图无法实施。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合力抗击德、意法西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最后，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力围攻下，侵略者被击败，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新西部：前面谈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面对八十年后今天的中国，西安事变又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呢？ 　　石八民：作为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一次奋起与复兴，西安事变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受到各方关注。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新闻热度持续八十年的大事件。 　　西安事变以实现国内和平、政治统一、共同御侮为目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解决国内政治争端的一个少有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以来，以香港的回归和澳门主权的收回为标志，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祖国和平统一尚未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坚持爱国，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就一定能团结起来，携手共进。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惩治腐败，依法治国，同样是中华民族处于“亡党亡国”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精神，聚集全民族的力量，向贪腐分子宣战。我们能够预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扫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必将取得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 　　所以说，西安事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危急态势，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西安事变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