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人们所说的古希腊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国家，而是由一批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邦国所组成的集体，每一个城邦（polis）又都有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一些实行的是君主制，比如马其顿；而有一些则是民主制，它们的一大特征就是能让部分公民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而这一政体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雅典。
亚里士多德在马其顿长大，于雅典求学。这些在不同政体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城邦”概念了如指掌，对人们关于“城邦”的不同理解熟稔于心；而他出众的分析能力更使他能洞悉各类城邦的优劣所在。他在爱奥尼亚时，曾根据动植物的特征对它们进行分类；而在他看来，伦理学和政治学（同动植物一样）也属于自然和实践科学的范畴，因此分类的研究技巧对此二者也同样适用。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思辨推理，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知识来自于观察和分析，所以政治学应当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并且要像研究自然界那样运用分类法来对资料进行分析。
人天生的社会性
亚里士多德观察发现，人类有组成社会单位的天性：个体聚合在一起组成家庭，家庭聚合形成村落，而村落最终构成了城市和国家。如果说狼天生就是群居动物的话，那么“人就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而完全就是在说人类是一种按其本性就应当在城邦中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说在大规模公民社会中过集体生活是人的天性，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时了。但在他当时看来，城邦就像蚂蚁巢一样，是自然的造物。对于他而言，除了城邦之外，任何一种其他的人类生存方式都难以想象。在后来的思想家中，有人会主张公民社会是人们为了使自己摆脱野蛮的“自然状态”而人为构造出来的产物，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事实上，他甚至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何为“自然状态”。他相信，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他们要么是高于人的存在（即为神）， 要么是低于人的存在（即为兽），总之不可能是人。
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人为产物，这种观点也为其有关城邦伦理和政治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发现，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的目的，而人类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好生活。而所谓美好生活，就是对正义、善和美等美德展开追求。而城邦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遵照这些美德来生活。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这种政治结构既能使人们齐聚共处，又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因此它就是人们通往美德的重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还辨析了城邦的不同类型及其变种。在城邦这一共同体之内，人们不需要什么“社会契约”来强制推动，仅靠天性便能建立一个集体组织，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经济稳定，并维持城邦的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组织并非因让人们能够过上群居生活而存在（人们集体生活是出于自然本性），而是为了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而存在。他认为，人们能不能实现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他们选择何种政府形式。
统治类型
柏拉图是在理论上推论出了最理想的政府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将现实中存在的政体逐个做了考察，再分析其优劣。为了做好这项调查，他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 谁在统治，为谁而统治？
对于第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三种形式：单人的统治，少数精英的统治，以及多数人的统治。而针对第二个问题，他提出政治统治可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统治者本人或者统治阶级的私利；其中前一种统治是正宗的或者优良的政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缺陷的政府形式。他提出了总共六种统治的“种类”， 并且两两相对成双。其中，君主制是一种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施行的单人统治，相反，只为一己私利而施行的单人统治就是僭主制，这是一种堕落化的君主制。贵族统治 （在希腊人看来，这意味着由最优秀的人而非世袭贵族家庭施行的统治）是一种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进行的少数人统治，相对应的，少数人为了私利而施行的统治就是寡头制，它是贵族统治的堕落形式。最后，共和制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由多数人施行的统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制是它的堕落形式，因为它意味着只为了这个多数人集体的利益而非城邦整体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有缺陷的政府形式所固有的自利倾向， 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与非正义。这将动摇城邦的稳定，从而威胁到城邦的作用，并有损城邦鼓励公民践行德性生活的能力。然而，现实中，他所调研的城邦并非全都能精确地划入某个类别，而是时常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虽然亚里士多德乐于将城邦视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公民只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但他同样很重视个体在城邦中的作用。他强调了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秉性：公民乃是公民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要选举其代表，还要亲自参与到政治中来。当公民在“优良”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共和制）中参与政治时，他们追寻有德之生活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和完善。而生活在“有缺陷的”政体（僭主制、寡头制以及民主制）中的公民，则将会与自私自利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沆瀣一气——僭主会追求权力，寡头会渴望财富，而平民则向往自由放荡。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在所有政体之中，共和制下的公民最有机会实现美好生活。同时，尽管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归类为“有缺陷的”政体形式，但是却认为它是仅次于共和政体的次佳政府形式，乃至比“优良的”贵族制和君主制都要好。他认为，虽然个体公民也许不具备一名优秀统治者的智慧和美德，但是当“多数人”汇聚在一起时，却有可能成为比“单个人”更为优秀的统治者。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的这些论述在表面上看来与后来的民族国家关系不大，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却对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常常持有一种权威主义的立场，尽管他曾为奴隶制与女性的下等地位进行过辩护，也因此而招致了不少批评，但他对共和体制的支持却为近两千年后启蒙运动里出现的各种理念打下了基础。
摘自 [英]英国DK出版社 著 《政治学百科（全彩）》，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