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与网络殖民主义

作者:张纯厚发表时间:2012-10-10评价得分：暂无查看评论

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与网络殖民主义

张纯厚

［摘要］如何理解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新殖民主义是如何运作的？新殖民主义与全球化、互联网、民族国家自身发展水平的关系是什么？本文提出了四个新观念，即国家主权弹性化、网络殖民主义、虚拟主权和民族融合逆向现象，分析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发达民族国家与发展中和欠发达多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新特点，以及美国推行网络殖民主义的巧实力策略、网络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和运行机制，以及虚拟主权与现实主权的辩证关系。

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学说的基石，现代主权国家的存在形式是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这两个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合作大发展、绝对主权被侵蚀的同时，国家主权的发挥领域也大大扩展了；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新的方式对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多民族国家进行操纵和分割。那么，多民族国家如何抵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推进民族融合、文明共存，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呢？互联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起什么作用？虚拟主权与现实主权的关系是什么？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弹性化、虚拟主权和网络殖民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国家平等原则。然而，这种国家平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以后，正如国内的不平等阶级关系一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变本加厉，更加普遍。马克思、恩格斯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去世后，民族压迫全球化了。“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政治现实主义以性恶论来解释这种帝国主义的国家行为，认为国际关系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实力政治。美国学者威尔逊和英国学者安吉尔倡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国际合作。政体理论则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的必然性。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既通过国际竞争和掠夺来扩展自己的利益又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自己利益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20世纪后半叶以来，当全球化和超国家组织蓬勃发展之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新古典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的非对称和复杂相互依赖观点，认为不同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跨国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增加，武力的运用和权力平衡在减少。然而，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那些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国家有更多的影响国际事件结果的资源。

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无国界、科技无国界、文化无国界、污染无国界、疾病传播无国界、反恐无国界的现实，我国一些学者支持主权让渡观点。如刘凯认为，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国家必须适当让渡主权，才能增进国家利益。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渡。比如，宁朋朋指出：“全球化只是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之中，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还有一些学者如崔顺伟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增加了，而在其他领域则萎缩了”。我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只看到全球治理中国家主权的让渡，还应当看到全球化为国家主权的扩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变得弹性化了。国家主权的扩展程度决定于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

1990年以来，各国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同时，全球化时代的新霸权主义也延伸到互联网。非洲学者注意到，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非洲国家的域名往往被国外公司所控制，形成网络殖民主义。由此，有人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观点，意指发达国家发展和垄断信息技术，以国际互联网为工具，控制他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对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以期达到政治、经济、文化控制。另有人提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会反映到网络上。这些观点都涉及虚拟主权。

虚拟主权指国家保护自己的互联网系统不受国内外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的攻击或操纵，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国际互联网颠覆本国政治、扰乱本国社会秩序、助长本国分裂势力的权力和能力。我们提出新的“网络殖民主义”观点，即帝国主义通过国际互联网操纵他国政治，推动政治颠覆和国家分裂。网络殖民主义者推行所谓“互联网自由”，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流亡国外的从事推翻本国政府的政治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组织，通过国际互联网煽动、策划、组织本国内的分裂和叛乱活动，由此在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培育帝国主义政治代理人，实现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权更替、国家分裂。

网络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推行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具体体现。软实力观点主张采用联合拉拢和吸引的外交手段。巧实力则“将硬的和软的实力结合起来”，与小布什的转换外交相区别，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运用思想文化和外交手段，辅之以武力威胁。这种软硬兼施的国际政治策略，与小布什政府反恐受挫以来美国自感相对实力衰退相偶合。巧实力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在实力转移和中国崛起的国际形势下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紧缩性外交策略，是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政治哲理的运用。然而，这种煽风点火、暗藏杀机的策略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

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不平衡发展、民族融合逆向现象和网络殖民主义的客观条件

主权包含法理主权和事实主权。傀儡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流亡政府和不能有效控制国内局势的政府都是法理主权与事实主权不统一的例证。排除国内种族冲突，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实现法理主权与事实主权相统一的重要条件。民族与领土相重合的民族国家是保障国家主权的重要条件，只有当一个国家成为民族国家之时，它才有可能实行长期有效的内政管理，自立于当代世界民族之林。在当代世界，率先成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具备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能力；而那些尚未完成民族融合、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则犹如一盘散沙，被成为民族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任意摆布。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条件。经过数百年的政治整合、民族融合，形成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趋于同一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民族定义中加入种族因素，但仍然以文化作为民族的主要特征。截止目前，除了日本和葡萄牙，当今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是多种族融合的民族国家。民族不是种族，民族国家与种族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实行种族包容政策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而种族国家则实行种族排外主义政策。纳粹德国的国籍法规定德国人必须有日耳曼血统。大多数封建国家为多民族国家，由几个或众多具有不同文化、讲不同语言的民族组成，统治阶层来自其中的一个民族，在君权神授的幌子下歧视其他民族；在封建帝国中，王国在很大程度上自治，帝国政府对于大部分领土不能实行有效的统治。相反，民族国家以统一的民族为基础，有助于在疆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19世纪后半期，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民族浪漫主义被称为有机民族主义和认同民族主义，将文化的共同来源和共同祖先作为一种号召民族团结的文化概念。所以，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主权确认以及人为划定的国家版图紧密相关，其历史背景是工商业的发展。最初的民族国家通过王权和民族势力反对教皇政治控制显现出来。宗教改革是从英国开始的基督教民族化的继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神权服从世俗权力的重要标志。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了政教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威胁民族统一和国家主权的问题。在美国，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统一和有安全保障的国内市场。同时，国家被当作民族融合的工具。国家废除国内关税和过路费，将不同地区和种族融入统一的国内市场。19世纪开始建造的铁路网络、20世纪的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都为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民的广泛交往和杂居提供了条件。20世纪初以来，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进一步改善了交通设施，强化了全国性统一的公共管理。从而，进一步使地区和种族文化服从于全国性的民族认同。

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有统一的官方语言。民族国家通过语言和文化政策创造出一种同一的民族文化。法国第三共和国于1880年制定了关于公共教育的系列法律。国家通过强制性的义务基础教育和相对统一的中学课程，有效地传播统一的民族语言；通过中小学的民族和国家历史课程来培养民族意识。除了极少数国家，发达国家都有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公共管理、语言和文化。所以，列宁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然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区域和欧洲局部地区，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有许多种族融合程度较低和很低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还没有实现或彻底建成统一的民族文化，没有成为真正的或完全的民族国家，而是被称为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融合程度来讲，当今世界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稳定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发达国家；第二部分是已经形成民族国家、但仍然存在局部地区民族融合不彻底的发展中国家；第三部分是主要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种族冲突严重的欠发达国家。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我国民族国家在封建时代就形成了。秦统一之前，没有统一的文字和文化，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秦朝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连通全国的道路，并且建立统一的郡县制，取代各地自治的诸侯国；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力手段。所以，汉族是由讲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我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早于欧洲近2000年，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唐代、元代和清代的版图扩展又形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框架。针对我国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的状况，孙中山将民族主义列为三民主义之首。有时候，孙中山将民族等同于国族，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这里讲的国族指的是包括汉族和所有中国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当五族平等、五族共和被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五族意指五个族群，而非五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民族符号的“中华民族”对于国人团结抗敌起了重大作用。然而，由于战乱，缺少有效的政府，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大融合才得以全面推进。从民族国家的一般发展进程来看，多民族国家是形成完全的民族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却将“国族”与“民族”相对立，甚至错误地将高度融合的民族国家中的族群也称为民族。比如，周平将美国称为多民族国家。但在美国，除了占人口0.8％的印第安人，各族群没有自己的独立文化体系，没有自己的聚集区域。美国是一个种族融合的民族国家，只有族群概念，没有民族概念。由于族群的高度融合，尽管有长期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受歧视的历史，美国却没有因种族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

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具有政治分离倾向的种族主义群体。依据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亨利?德?布兰维利耶的理论，种族主义是内在地反爱国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如果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对于国家统一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正如基辛格所说，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民族融合会因内部或外部因素的作用而中断，并且导致政治分离，比如外蒙与中国、苏联解体等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常常出于它们自己的利益，利用多民族国家的种族矛盾推动其分裂活动。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活动往往与网络殖民主义相联系。这种外在干预会破坏或中断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从而出现民族融合逆向现象。网络殖民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重要手段，其突出表现是支持和挑动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内少数族群的政治分离倾向。所以，民族融合程度低、没有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是帝国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客观条件。

三、全球化、移民潮与网络殖民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表达了全球化思想，他们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美国政治科学家希拉?克鲁奇指出，全球化通常被经济、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生物因素的合力所推动。因而，全球化包含作为文化同化现象的思想、语言和大众文化的传播。1990年以来，国际互联网的全球普及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国内和国际商务联络、通讯往来和思想交流更加便捷。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世界扁平化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贸易和政治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其影响好坏参半。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最终将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然而，全球化竞争的现实情况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全球化的现阶段，三种国家，即稳定统一的发达民族国家、国内局部地区民族融合不彻底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和主要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欠发达国家，在内部整合和管制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实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发达国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其国内局部种族冲突常常被发达国家所利用，内政遭到外来干扰；那些国内种族冲突严重、缺乏统一有效的内政管理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任意摆布的对象。

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是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在不对称竞争中，资源从作为“边缘”的欠发达国家流向作为“核心”的富裕国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主权萎缩的观点主要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成为国家统一、种族融合、管制有效的民族国家。虽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管制水平，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力图用新的手法干涉、甚至控制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网络殖民主义。网络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流散移居潮流相联系，其历史背景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其国际背景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潮流，其运作方式是互联网，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多民族国家移居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成员从事分裂自己祖国的活动，其后果是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延缓、甚至中断和国家分裂。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2005》，截至2005年，美国新移民，即父母非美国出生的居民数量为3835.5万，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移民总数的20.56％，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1208万（6.474%）和居第三位的德国的1014.4万（5.437%）。虽然美国政府对于移民实行来源国和地区配额，并且从1980年以来，多次制定新的移民法，强化对移民的限制。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形成了新的移民潮。表l显示，1990年，美国新移民的数量明显增加。

由于美国具有最大规模的高水平高等教育，能够提供大量高科技就业机会，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新移民呈现出高学历和广泛接触互联网的新特点。表2显示，2004年美国新移民中，接受了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从1952年的4.5％增长到36.8％，接触互联网的比例从1996年的23.5％增长到2004年的56.9％。移民的持续增加也使得美国宗教趋于多元化。从1960年到2004年，在《美国全国选举》民意测验中自称为主流教派清教徒的比例持续下降，自称罗马天主教徒和自称犹太教的比例持续上升；自称其他教派或不信教的比例在1970年至1980年间起伏不定，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04年，持续缓慢上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倡导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平等看待，不将任何特定种族、宗教或文化价值作为主体观念。这种文化多元构想被称为文化“马赛克图案”，经常与同化论和社会整合论相对立，也被称为“色拉碗”，与美国传统的文化熔炉相对立。二战后，在反对纳粹的种族清洗、反对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国民权运动中反对以英美文化为标准进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成为少数族裔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策略。有些西方学者将这种多元文化潮流看作“人权革命”。同时，有学者认为，强制推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会侵蚀主体民族文化。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通过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证明文化多元化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和人们对于政府和制度的不信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上媒体、网上通讯和交流的迅速普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网上交流也迅速发展起来，文化多元化与网络结合起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的网络活动十分活跃，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展示自己形象、宣传自己主张的网页；二是通过被称为邮箱列表的电子信件群发，来宣传自己的网页和主张或者传递一种特殊信息；三是建立一种类似中国的QQ群的邮箱网络，进行圈内交流。据英国的剑桥在线统计，当地的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网页有21个。代表少数族裔利益平等的英国组织在其网页上列举了21个全国性的英国宗教组织网页。美国社会学家布伦达?布拉舍找到了100万个宗教网页，认为网上宗教活动会助长排外倾向和宗教间的仇恨。

网络的跨越空间特性，使得信息发送者可以摆脱特定国家法律和特定社会环境的约束，来表达观点、传送信息，容易形成极端的虚拟多元社会。这样，不仅在寄主国的公民内部，而且在新移民中，形成了虚拟种族和宗教分离社会。新移民与他们祖国的同一种族群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通过网络得到强化，形成跨国虚拟族群交流圈。这便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中移居国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团体通过网络发动他们祖国内部的种族分离和叛乱活动提供了条件。网上最活跃的种族分裂组织包括以美国为基地的车臣宣传网络（CAN）和东突组织。

由于担忧种族分离苗头和本土恐怖活动，各发达国家对于文化多元主义持不同态度。加拿大于1971年率先将文化多元主义确定为国家政策，澳大利亚随后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于1973年改用文化同化政策。欧盟成员国也于加拿大之后纷纷采用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但荷兰、丹麦等成员国的中右政府已经改用单一文化主义。英国等国家也有取消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倾向。法国则在1993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中提出“文化例外”政策建议，以保护自己的文化。在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明确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但大学设立了“种族研究”课程，小学课程中增加了关于非白人族群的历史贡献的内容。

美国对于文化多元化的暖昧的国内政策，并不妨碍其政客们打着文化多元化旗号，支持多民族国家中的种族分离活动，实行双重标准。通常，美国政府只为其他国家少数族裔的种族分离组织提供政治庇护，不为其提供政治支持。极少数美国国会议员曾对散居美国境内的东突组织表示支持，但不代表美国政府。东突伊斯兰运动（ETIM）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并且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曾接受拉登资助，其追随者曾参加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在中国境内组织暗杀、投毒、破坏铁路和桥梁、制造恐怖爆炸、袭击北京奥运会和大型企业等恐怖活动，在一些中东国家组织袭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公司。然而，一些美国政客却打着民主、人权、多元文化和保护少数族群的旗号，提出东突反对中国政府、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观点，反对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10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推行巧实力策略，一再公开表示，推进互联网自由是美国政府在国外推动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关键举措。小布什政府曾拨款2000万美元，帮助人权和民主活动分子逃避网络监控，而美国国会则于2010年拨款3000万，用于此类项目。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也是选举政治条件下政客反映所谓民意、提升自己的政治支持度的需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的宗教意识持续增强，同时，对于美国关注其他国家的支持率虽然有很大浮动，但在多数年份居于高位。这说明，作为对于新社会运动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自由化的反制，美国民众怀念传统社会的稳定家庭，意识形态趋向保守，从宗教中寻求思想安宁。这助长了宗教团体的独立自治和社会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经济、文化、人员往来以及恐怖活动的全球化增强了美国人对于世界事务的关注。然而，绝大部分美国人民并不真正了解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对美国国内流行的文化多元化视角来看待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认为多民族国家不应进行民族融合，而应实行民族隔离，以便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一些散居在美国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族裔新移民通过网上交流，向自己祖国的同族民众传播这种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成为网络殖民主义的代言人。

网络殖民主义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和国家整合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在科索沃种族冲突中，散居发达国家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与其科索沃同族人之间的网络交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98年到1999年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军队和警察与寻求种族分离的科索沃解放军的科索沃战争中，同时发生了网络战争，网络媒体、网络论坛和电子邮件传送真真假假的消息。来自hotmail.com之类的美国邮箱的邮件比来自ac.yu之类的南斯拉夫国内邮箱的邮件多得多，说明在战争期间，散居在美国的南斯拉夫亲属朋友与国内亲属朋友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系。在聊天室和新闻群里，谣言和煽动性的离奇故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网络虚假信息引导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公众舆论，成为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理由。

在科索沃战争中，200万左右科索沃阿尔巴尼居民逃离，占科索沃人口的17％，其中，很多人移居美国和西欧国家。这些人对于种族冲突和分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这些人为种族分离活动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他们与家乡亲属朋友的交流形成一个精神动员和传播西方观念的思想圈。在科索沃成为联合国监管区后，美国人通过慈善举动，迅速操纵了科索沃的互联网。2000年，美国国务院实施了科索沃互联网使用倡议（KIAI）项目，在科索沃建立了7个免费电脑中心，由移民国际组织（IOM）和教育与发展世界互联网资源（WIRED）基金会操办。现在，科索沃的互联网由一个主要由政府投资的公司和两个私人公司经营，但项目招标向发达国家公司开放。这样，便提供了一个受美国影响、独立于塞尔维亚的互联网系统。2008年2月17日，在科索沃议会中居多数的阿尔巴尼亚裔议员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宣布科索沃独立，引起科索沃境内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抵制。然而，第二天，美国与阿尔巴尼亚、英国、法国、阿富汗、土耳其一起率先承认科索沃共和国。整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种族分离过程，而且是一个由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操纵的网络殖民化过程。

美国推行网络殖民主义的另一个例证是，以美国和德国为基地的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WUC）通过网络策划组织了2009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于2004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该组织将东突独立确定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其在美国从事的分裂中国的活动间接地通过美国的国家民主捐赠会（NED），每年从美国国会得到21.5万美元的资助。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和以华盛顿特区为基地的维吾尔族美国协会都通过大众媒体和网页进行疆独宣传，常常用文化多元化、和平、民主等观念包装自己。

四、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维护虚拟主权和现实主权的理想模式：多民族平等共处、广泛杂居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往手段，但也会被特殊利益集团和犯罪团伙所利用。同样，它也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得到合理的治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互联网是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延伸，但也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相区别，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和政治。在现实社会和政治中存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在互联网上也有虚拟主权。

一个国家运用虚拟主权的能力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运用现实主权的能力，但虚拟主权的运用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也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五个条件会导致多民族国家爆发大规模与种族和宗教相联系的动乱和分裂：（1）民族融合程度差，存在大面积单一种族或宗教教派聚集区；（2）一定数量的移居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定种族成员积极从事推进本国内种族分离活动；（3）种族聚集区具备不受政府控制的国际互联网系统；（4）政府处理种族分离活动政策失当；（5）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相关第三世界国家内的种族分离活动。

相应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也有五个条件可以保障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成功应对种族分离活动，维持国家主权和统一：（1）完善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安全的法治体系，打击一切叛国分裂活动；（2）在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积极推进各民族的交流、杂居和融合；（3）政府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文化、政治活动，推进互联网建设，主动掌控互联网资源和对于虚假媒体信息的揭露及纠正；（4）积极应对、理性处理族群冲突；（5）推进包括互联网新媒体在内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揭露和处罚随意删除帖子或通过贿赂修改网上信息的媒体腐败。

张纯厚和马格利斯认为，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国家安全是一切政治成功和国家繁荣发达的共同规律。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安全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可以为民族融合、文明共存提供良好的条件。但与此相反的情况也不少。比利时有荷兰语、法语、德语3种官方语言，族群融合差，对于国家的认同也差。2007年，在比利时两个报社举行的民意测验中，90%的人希望在10年内比利时继续存在；超过半数的人认为50年后比利时王国将走向灭亡。非洲以战乱和分裂为标志的失败国家的内部特征是弱国家、强族群，族群意识高于国家认同感。

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种族融合需要从法理保障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逐步强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民族国家的法理统一性，他们说：“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注意到法理统一前提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如王文奇认为：“对那些只具备了民族国家外表而没有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其他认同的国家而言，缔造或者深化民族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李树燕注意到经济发展对于培养边疆少数民族爱国心的重要性。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我国政治斗争频繁，经济状况不佳，许多边民移居国外；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建设形势好转，很多外迁的人又回国定居。但是，国家政策对于民族关系的引导也很重要。陆海发和袁娥注意到我国仿效苏联，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族际界限被制度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别意识得以强化；国家帮扶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也促成了以民族身份为资源的利益抱团。常士訚和佟德志提出了国家认同前提下的“文化间民主”概念，意味着各族群间平等自由的交往。我国实行少数民族区域文化自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既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利益，又反对逆向歧视，就体现了这种平等和自由精神。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双语教育，体现了平等原则，总的原则是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平等相处，实现各民族广泛杂居和融合，同时保留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强化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强化国家认同，实现异中求和。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