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

作者：佘树声

齐鲁学刊 1999年09期

　　一、“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根源

　　《水浒传》“梁山”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梁山”叛逆群落是由在上的首领和在下的众英雄两个层面整合而成。故“梁山”的悲剧，便内含于这两个层面之中。

　　（一）宋江形象蕴含的悲剧内涵：忠君与叛逆的冲突

　　宋江作为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职务定位很自然地便赋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押司又是一个不登封建官级品阶的“猥鄙小吏”，职务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层人民之间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下层苦难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赋予了他人格中的义的内涵，而这种义的人格内涵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与叛逆性相通。当他杀死了阎婆惜，当他在浔阳楼写下反诗，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杀的在逃罪犯时，他终于被逼上了“梁山”，成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进行着叛逆皇帝的活动。

　　然而，当宋江成为了一名叛逆，参与并领导了“梁山”的叛逆活动时，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灵的深处埋藏着。李逵一句“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将潜在于宋江心灵深处的叛逆与忠君的矛盾揭示开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将这一矛盾摆在了实践层面上。

　　是继续叛逆，还是招安？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义厅”为宋江“梁山”的“忠义堂”。一“忠”字之添，标志着“梁山”由叛逆到忠君两种存在性质的转换，标志着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实践目标的转换。当宋江通过“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为“梁山”的主宰时，忠君与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词“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也同时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誓词。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

　　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可见，是宋江截断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级叛逆层次（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而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含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的冲突之中。

　　（二）“梁山”叛逆群雄蕴含的悲剧内涵：义与叛逆的冲突

　　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从《水浒传》版本上看，明刻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都冠以“忠义”二字，即为《忠义水浒传》，这正表明《水浒传》所具有的忠义本质，实际上为它所艺术再现的也恰是忠义本质。

　　忠作为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是要求臣民对皇帝要忠，勿犯上，勿二心。义是规范皇帝统治下的臣民的道德伦理哲学，要求被统治者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和谐。然而忠和义同是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的产物，对皇帝之所以要忠，是因为皇帝是全国臣民的“父亲”，也就是“君父”，皇帝也同时即是全国臣民的大家长。臣民百姓者之间之所以要义，是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皇帝这位大家长的子女，故都应以兄弟相待相亲，这就是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大宋皇帝在宋江眼里，是“父亲”，是中国的家长；宋江在“梁山”群雄眼里，是“梁山”的兄长，是“梁山”的家长。对于宋江来说，实现忠的途径是招安报效；对于“梁山”群雄来说，对于宋江兄长要既忠且义。于是，才有“梁山”群雄对宋江的招安决策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的奴婢式的屈从。

　　尽管义作为具有血缘宗亲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然而，由于深刻的阶级冲突和多元化的利益集团存在的社会现实，这样，统一的义就不能不被多元化的义所割裂、所取代，而多元化的义又势必构成对统一的忠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梁山”的义，并不必然等同于或被统一于对皇帝的忠。于是，“梁山”英雄对“梁山”的义，便不能不和宋江对皇帝的忠发生冲突。于是，便会发生“梁山”英雄的义与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的激烈冲突。小说第七十一回写道：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

　　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

　　然而，封建道德伦理的忠义两者是同构互补的，两者是维护封建血缘宗亲社会的一双孪生儿。“梁山”群雄之间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梁山”兄长的不忠，于是，在“梁山”群雄的叛逆与义的冲突中，便以义的胜利和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

　　李逵道出并体现了忠义的奴隶道德的本质，他说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第七十一回）

　　故从这一特定意义上看，导致“梁山”和“梁山”群雄悲剧性结局的正是“梁山”群雄自身。

　　蕴含于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和蕴含于“梁山”群雄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为同构互渗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

　　明杨定见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引无涯的话说得好：“《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的本质就在忠义之中。

　　（三）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运行规律赋予叛逆者的悲剧内涵：小演变与大循环

　　现在，我们再把“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放大，从历史运行的宏观层次上看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所给予叛逆者的悲剧内涵。

　　设使“梁山”叛逆活动升至了最高层次，即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又设使“梁山”叛逆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宋江坐上了皇帝宝座，这也不过是新的封建王朝取代了旧的封建王朝而已。封建剥削依旧，压迫依旧，特权依旧，腐败依旧。从这一意义上看，“梁山”以及一切类“梁山”叛逆的最终胜利，即是“梁山”和一切类“梁山”叛逆的最终消亡。这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运行规律赋予“梁山”和一切类“梁山”叛逆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悲剧内涵。与这一悲剧性内涵相联系的是，当新王朝进行论功行赏封侯赐爵之日，亦正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阴影笼罩在胜利了的叛逆者的头上之时。靠农民叛逆登上皇帝宝座的汉刘邦和朱明王朝曾经如此，胜利了的“梁山”和一切类“梁山”的叛逆者也不可能例外。

　　二、《水浒传》：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

　　《水浒传》表现的不仅仅是宋江的悲剧，以及他所领导的“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从《水浒传》整体性的高度上看，应该说它是统治者和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统治者与叛逆者所共同具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决定的，即：一个是悲剧的实体性内涵，一个是悲剧的观念性内涵。

　　（一）实体性悲剧内涵：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存在的历史长河中，以姓氏为标记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便是由建立到灭亡和由再建立到再灭亡的历史。如此一个圆圈接一个圆圈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便形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的出现和它的历史支配地位的存在，并不是超历史超人格的，它是我国封建制度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意志等诸形态在每一个特定的王朝内各自运行以及相互制动的结果。历史周期律的具体运行是同它在各该特定王朝由兴旺到腐朽的过程相同步的。王朝统治者走向腐朽的过程，同时即是叛逆者出现以及叛逆者同统治者冲突尖锐化的过程。故历史周期律不仅是每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及其命运的支配者，同时也是叛逆者兴亡及其命运的支配者。

　　在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下，封建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随着旧王朝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便必然向着日益残酷的地步发展。故从这一特定意义上看，在历史周期律的运作支配下的旧王朝的灭亡，不仅是这个特定的旧王朝统治者的悲剧，而且同时也是叛逆者的悲剧。

　　《水浒传》正是在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下，统治者与叛逆者之间共同悲剧的演变及其向悲剧终点迫近的历史过程的艺术的再现。而宋江的走向招安和朝廷的招安，不仅是叛逆者同统治者之间的妥协，而且也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对他们同历史周期律之间矛盾统一关系达到紧张程度下作出的缓解。但归根到底，这种妥协与缓解是有利于统治者而不利于叛逆者的。然而，更为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在统治者和叛逆者与历史周期律的冲突中，是封建社会制度的胜利，是特定周期圈内的统治者与叛逆者的共同的毁灭。

　　（二）观念性悲剧内涵：人性与奴性的冲突

　　从前述宋江与“梁山”群落的悲剧内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落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婢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财产与权势等级制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现森严的等级划分。中国封建社会愈向后来成熟地步发展，封建等级便愈加繁杂，人身依附便愈加严苛。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社会本质。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找到了关于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何以能成为累世累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意识的原因。

　　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不仅对于作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剂毒饵，而且对于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统治机构也是一剂强腐蚀剂，加速着它向腐烂深渊的下坠。

　　尽管奴性意识对于统治者和对于叛逆者的“梁山”来说，在具体的运作指向和运作方式上有别，但作为奴性意识的存在和奴性意识的本质则是同一的。这种奴性意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和存在于“梁山”叛逆者的头脑之中，是一样的既深且固的。这诚如清代一揭所写：“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性于一纸；……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逐。”（清褚人获《坚瓠集·奴根》）

　　在人性与奴性的冲突中，《水浒传》所体现的则是奴性的胜利与人性的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由于受立场、视角以及时代的限制，未能从《水浒传》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一整体意义上来认识它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更由于社会危机的深重，叛逆与反叛逆的矛盾就自然成为最具敏感性最具尖锐性的起义闪爆点，故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叛逆者都将视线集中落在了《水浒传》所具有的叛逆性上，从而忽视了它的有利于皇帝不利于叛逆者的本质，造成接受者主体与《水浒传》本质的双向性背离。

　　早在明崇祯时，奴才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向崇祯帝告密，他以“世之多盗”“皆《水浒》一书为之”，要求下令：“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题本》）再如清乾隆皇帝的奴才福建省道监察御史胡定在向皇帝的告密奏折中写道：“盗言宜申饬也。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言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版。”（清江西按察衙门《定例汇编》）乾隆、嘉庆、咸丰都曾敕谕严禁《水浒传》的流传，不许刊刻售卖。

　　封建社会出现的叛逆者，自然是将他们的视点放在《水浒传》的叛逆性上面，例如天地会效仿《水浒传》“梁山”的忠义堂，将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作忠义堂。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门组织，对于“梁山”的效仿就更为具有典型意义，朱琳《洪门志》有如下记载：

　　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左：

　　问：你来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

　　问：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结仁结义。（第十五章第二节《香堂设置新官人上香》）

　　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样，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岗。满园兄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第十七章第三节《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

　　由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奴性意识的束缚，而无法认识《水浒传》“梁山”忠义的奴性本质，这当然也是自然的。

　　三、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浒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

　　施耐庵所著《水浒传》是以北宋社会为历史背景，取发生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领导的起于河朔的叛逆活动为题材创作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作为文学创作，作家依从文学创作的特定需要，拥有运用主观创造性的广阔空间，不仅有选择史实的自主性，更有着重构史实和变更史实的完全自由。如《宋史·侯蒙传》记载宋江领导下的叛逆者为“三十六人”，然而在《水浒传》里却被塑造出一百单八员“梁山”英雄来，而这一百单八员英雄，又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清金人瑞《水浒传·序三》）。又如作者不取和不同于《东都事略》与《忠义彦通方公传》等“就擒”诸说，而趋同于《宋史·徽宗纪》等史料的“招降”说。与其说这是基于史料的辨伪订讹，倒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造与小说主题的需要，这正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别之所在。诚如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倭谈》中所说：“（《水浒传》）意欲供人说唱，耸人听观也，原非欲传信作也。”明李贽（卓吾）在《水浒传回评》中写道：“《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与天地相终始。”这除指出艺术的真实原不必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外，更进而提出艺术的真实是艺术获得永恒生命的根源。

　　虽然，艺术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作为历史文学的《水浒传》，既不是实证的历史，也不是历史细节的真实描述，然而，艺术的真实却不应而且也不能离开历史本质的真实而存在。历史本质的真实是作品永恒艺术生命存在的基石。历史本质的真实之存在于艺术作品，同作家的价值观念有着血肉般的内在联系。它同作品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作者的价值观念大于历史本质的真实；小于历史本质的真实；符合于历史本质的真实。

　　《水浒传》以叛逆者为描述的基本对象，以叛逆者的叛逆活动作为情节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脉络，深刻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条件下，叛逆者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斗争的正义性质。而这一历史本质的真实在中国小说史上被首次以正面的形象揭示出来并给以淋漓尽致的描述，同作者施耐庵对统治者的愤懑和对叛逆者的同情是密不可分的。李贽在《水浒传回评》中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清金人瑞也在他的《水浒传回评》中写道：“……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明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对施耐庵有更具体的记述，他写道：“公讳字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明杨新在《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也作了类似的叙述，其中写道：“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可见施耐庵是因对统治者的愤懑而创作《水浒传》的。相传《水浒传》写成之日，施耐庵拍案大叫：“足以亡元矣。”这正是作者之所以能够以艺术形式再现了叛逆性的历史本质真实的极恰切的注脚与说明。以下拟从三个方面分析作者的主观理念与小说所体现的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关联。

　　（一）水泊“梁山”：作者抗上意识的衍化

　　清代的王韬在《水浒传序》（《第五才子书》卷首》）中，曾对《水浒传》“梁山”叛逆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作了十分正确的分析，他写道：“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穷途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施耐庵之所以倾注其全部热情，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押司宋江、大财主卢俊义、晁盖、柴进与其他食朝廷俸禄的官员及农夫流民、小商小贩、猎户渔人、樵夫屠户、和尚道士、医卜星相、巾帼女流、知识分子等等，这些在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残酷的政治迫害下，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的职业岗位上的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叛逆者，塑造成历史英雄，塑造成社会正义的化身，基本的原因便在于作者对叛逆者的同情，在于与叛逆者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二）水泊“梁山”：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

　　中国自秦汉以来，受封建社会特殊的运行机制所支配，产生了官僚、豪绅、富商三者对土地的疯狂的掠夺，使广大的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这是造成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农民叛逆的基本原因。故均产均田理想就成了农民与其他无产者理想的归宿。早于“梁山”百年左右的王小波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首次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和目标。百年之后宋江和宋江领导下的“梁山”叛逆群落，在特定意义上便是对这一乌托邦理想的实践。虽然他们还不具有均产均地的条件，但他们有饭同吃，有福共享，有难同赴，有事共当，人人皆互为兄弟，以忠义为价值坐标，这实际上已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乌托邦世界了。小说第七十回对这个乌托邦世界有着生动的描绘：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二三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那些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

　　明天海藏在《题水浒传叙》中，从一个特定侧面揭示了“梁山”乌托邦的性质，他写道：

　　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恒文仗义，并轨君子。玩之者，当略彼□□之非，取其平济之是，则豪□□□□□，贫困者生全，而奸官敛手。□□曰：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

　　在“梁山”这个乌托邦世界，支撑它存在的精神基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价值观念。忠义也同时是“梁山”群落原始性的朴素的民主存在的道德基础。宋江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之所以具有为他人所无可比拟的崇高威望，唯一依靠的就是他所具备的道德忠义的人格力量，宋江即可视为忠义道德的化身，他是“梁山”人格理想的道德体现。

　　“梁山”乌托邦世界里的忠义道德运转，即是施耐庵忠义价值观被理想化了的演绎与展开：“梁山”乌托邦世界的存在，即是施耐庵“忘形林泉之下，娱情诗酒之中”（明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隐士”（《施耐庵墓记》载李恭简《兴化县续志卷一补遗》）生涯的折射。只不过施耐庵描绘的“梁山”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较，多了些杀贪除暴留下的腥秽和叛逆者的刀光剑影罢了。

　　（三）水泊“梁山”悲剧：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

　　应当说整部《水浒传》是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真实的艺术再现，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作者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忠义价值观的局限，在体现《水浒传》忠君与叛逆的冲突时，一定意义上放大了忠君的道德含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作者将宋江送上招安的道路，将“梁山”的英雄兄弟一个一个地推向了招安的祭坛，从而降低了叛逆性的烈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叛逆的正义性与常规性目标指向。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又说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所以是这样，只需了解农民义军首领张士诚屡次邀施耐庵入伙都遭到拒绝便不难找到答案。正是由于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宋江的以报效朝廷为矢志的招安。这也是施耐庵写招安的宋江、投降的宋江而不去写反皇帝的方腊的奥秘所在。不过也应公正地看到，施耐庵在赋予宋江及“梁山”以忠君内涵时，同他当时所具有的复宋反元的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联系。从根本上看，忠义价值观与一定限度的犯上精神的整合，是施耐庵思想的主宰，这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古代知识分子镕铸就了的观念型范。施耐庵正是在这一观念模式的主导下创作了《水浒传》这一悲剧性小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作者介绍：佘树声，陕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安市 7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