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中国人人痛恨腐败,但人人更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

中国人肯干，干什么都快。中国人慢不下来。有时候一慢下来心里就发慌。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全世界好像只有中国人在拼命干活，从小学生到CEO。中国的教育可谓魔鬼训练。有了这样的魔鬼教育，长大成人后什么苦活累活不能适应？

　　太阳刚露出地平线，中国大多数白领便挤在了上班的路上，腰酸背痛颈椎麻的劳累了一天，回家时已经繁星点点（由于空气质量原因，大多数时候只看得到路灯）。流水线上的工人一刻不停地重复着简单机械的动作，即使下班休息了，胳膊好像还在不由自主地动着。为了订单，为了回款，老板们周旋于饭桌酒局，多半已不记得上次与家人共进晚餐是什么时候了。人民公仆更是终日不得休息，节假日少不了要加班、值班、慰问。我们工作很辛苦、生活很累，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达国家富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发达国家的老百姓高？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个心理和性格的基础，自从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捅破了这一点后，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要透视一个社会，必须走进它的内部，它的结构，它的社会性格，看哪些是支持它的运作的，哪些，又会是它的烈性炸药。

今天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狠”。

“狠”体现在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经济增长方式，到食品生产，到人际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的方方面面。让公务员不交养老金，退休之后领高于企业人员几倍的养老金，这样的制度还是比较“狠”的。官商利益集团在房地产上浩劫屌丝和中产，这也够“狠”。造有毒食品给别人吃，纵火烧公交车拖着别人一起玩完，“执法”时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着“狠”劲。

置身于这样一个变“狠”的社会里，人们要在心理上生存，防御性也越来越强，在“被逼”之外，他们也倾向于主动去培养某种社会性格。当他们的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相遇时，无论是支持它的运作，还是去破坏它，表现都越来越夸张。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明显，也是最值得注意的社会性格：“狠”—人们正在变“狠”。

今天的中国社会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它的狠是行为的残忍，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伤害，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对自己人性、生命的不尊重，对他人、社会的恨的大杂烩。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同时还是社会和心理的一种机制。

狠本来只是既得利益者们的群体性格或阶层性格，其功能是维持他们控制下的秩序，以及利益，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社会性格，被普遍化了。如果谁都狠，羊就变成了狼，狼又怎么可能一直维持它在食物链上的单边优势呢？

我们先来看幅司空见惯的画面：

第一幅：2013年6月中旬，在广州，27岁的湖南湘西人周永红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一家外贸公司辞职，孤注一掷地“备战”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

在辞职前，公务员被周永红认为是“不创造财富的‘寄生阶层’”，一直是这个被买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白领反感的对象。

研究者们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有如此漫长的封建统治时，给出了一个解释：老百姓身上普遍有着“羊性”，软弱，忍耐，温顺。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的“羊性”，正是社会性格。

狼是需要羊体现出“羊性”的。换句话说，“羊性”具有维持狼吃羊的食物链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培养老百姓软弱，忍耐，温顺的社会性格，并且不仅是被迫，还要让他们自动地这样想，这样做。

社会性格呢？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格特点，并且，这些性格，是人被既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所改变，同时去适应的结果。

说白了，社会性格就是一种功能。为了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工厂能够生产，商品能够销售，人们被塑造和引导应该这样想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想那样做，他们的心理能量，被调动起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而不是破坏它。

中国人人痛恨腐败，但人人更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恶心点的会鼓吹“为人民服务”，实话实说的不过是为了混得好些。社会虽然已经“溃败”，但正常运行并无太大问题。后果只是，既得利益者对中下层的剥夺、羞辱，构成了人们无力感、挫败感的来源。

很清楚，奴性、自私和贪婪，其实不一定是人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培养的。同样，一个人的狠，也不一定是他本来就这样，而是被特定社会培养、改变的结果。

周永红们、辩护者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社会性格—攻击、占有、艳羡既得利益者、顺从、推责任、冷漠，就是如此。

按照社会性格是社会结构塑造的理论，可以反推到周永红们背后的社会结构。这肯定是一个创造财富者被掠夺，人们对未来没有多少安全感，而不创造财富者则稳赚制度红利的社会。同时，它也一定是个贫富悬殊，并且拜金的社会，没有被权力和资本庇护的人们，不仅难以改变命运，而且在心理上都难以活下去。它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在这样显得比较狠的社会结构里，周永红们能干什么呢？首先会感觉到无力、挫败、郁闷、心非常累，对未来没有确定性。情绪的心理能量，会郁积在他的心里。对于人来说，这是可怕的。于是，性格的防御性被激活，周永红们形成了一种攻击的社会性格。他们会骂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来给自己疗伤。

占有的社会性格，是符合权力和资本维持这个社会运转下去的需求的，因为想占有，多数人就会想去努力挣钱，从而能够消费商品，创造财富，尽管它伴随着负面的效应，就是很多人想钱想疯了，不是去创造而是去打劫。

当然还没有完。仅仅想占有，还不行，还必须想成为像既得利益者一样的人。所以，人们会发展到，无论有无机会挤进利益集团里，也无论他们多么痛恨采用各种手段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骨子里，他们其实是想成为这种人的。所以，痛恨腐败，某种意义上，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骂公务员，也只是痛恨为什么公务员的职位不是给他。

这种社会性格，就完全合利益集团的意了。人们成了既有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群众基础，而且，他们的所想所做，是在维持、强化这个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是在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