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的陈思王

才高八斗的陈思王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作《可叹》七律：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李商隐善用典故，当时有“獭祭鱼”的谑称。水獭在捕得的鱼多时，会将鱼排列在向阳的河岸上翻晒，以备匮乏，古人称之为獭祭鱼。以此戏称李商隐，是指他作诗时频频翻检典籍，犹如水獭之翻晒鱼干。在这首《可叹》诗中，李商隐用了三个典故。前半首用了两个：“梁家宅里秦宫入”指东汉梁冀宠爱监奴秦宫，过从甚密，以至秦宫得以乘间与梁冀妻私通，事出《后汉书·梁冀传》；“赵后楼中赤凤来”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飞燕外传》说她与宫奴燕赤凤私通。后半首四句则全用《文选》李善注所谓《洛神赋》本为《感甄赋》的故事，“金镂枕”即注中所说甄后的玉镂金带枕，“芝田馆”则为传说中宓妃的居处，崔融《贺芝草表》有“灵草成田，聊比宓妃之馆”的句子。全诗大意说贵族妇女私通监奴一流人多得如愿，而若陈思王与甄后那样有真挚情意的反而遇合无缘，宓妃抑郁愁坐，陈王也只能竭尽才思，赋洛神以遣怀。然而，诗中称陈王“八斗才”则别有出典。

　　在禀赋才华上自视极高的康乐公谢灵运，曾经对人说道：如果说普天之下的才华一共有一石的话，那么曹子建独自占去了其中的八斗，我得了其中一斗，剩下的一斗才由天下其他人分配。此言一出，给我们留下了一句“才高八斗”的成语，李商隐诗的“八斗才”也由此而来。对曹植了解不多的人也许会怀疑这话言之过甚。读一下《三国志》注所引《魏略》的一则记载，能使我们对这位才高八斗、诗成七步的陈王曹植的风流文采有一个更加生动具体的印象：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他博学多才，又精通《仓颉篇》、《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和鸟虫书、篆书等字体。献帝初平年间他自长安客游荆州。荆州降曹操时，曹操因素闻他的名声，召他前去会面。见面一谈之下，曹操对淳十分倾倒。当时曹丕正博揽英才硕学，也早就听说他，请求将他置于自己的文学官属中。恰逢曹植也请求与淳会面，曹操就派遣邯郸淳到曹植那儿去。曹植一见淳到，大为欢喜，请他登堂就座，而先不与他谈论什么。当时天气很热，曹植先命侍从取水洗脸，然后擦上粉，科头拍袒作胡人装束，跳胡舞《五椎锻》给邯郸淳和其他在座的宾客看。舞罢，他又表演了掷弹丸、击剑等伎艺，接着又背诵了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演完毕，他

问淳道：“邯郸先生，你看我表演得怎么样？”然后他另换衣帽，整肃仪表容颜，坐下来与淳评说天地的开辟，万物的区别，再纵谈伏羲以来贤圣、名臣、烈士的优劣等次，然后又议论古今诗文赋诔以及治理国家的先后措施，还谈论了种种用兵之道。谈论完毕，才摆开酒宴，宴请诸宾。自始至终，包括邯郸淳在内的宾客们都只能观赏倾听，没有一个人能在各种伎艺和学识上与曹植抗衡。到了晚上，邯郸淳回到家里，对他的亲友赞叹曹植的才华，将曹植称为“天人”。

　　以上这一记载，将曹植平易近人、多才多艺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以邯郸淳之博学，一见之下为之心折如此，惊为“天人”，则丁廙所谓“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之言，殆非虚辞夸饰！

　　除了《魏略》这一记载中述及的种种学问伎艺之外，曹植又擅长音乐。现在佛教中用于歌赞的音乐“梵呗”，相传就是他创制的。在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中都记载着这样的故事：曹植在晚年为东阿王时，曾经登上东阿的鱼山，忽然他听到岩岫中传来诵经的声音，其音调“清雅哀婉”，“肃然有灵气”，十分悦耳动人。曹植“敛衿祗敬”，“独听良久”，乃深感神理，于是便“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据说“其所传呗凡有三契”，而“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在释惠皎的《高僧传》中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可见在南朝梁时，他所传下的梵呗有四十二契，到唐代才佚为六契。

　　从留传下来的隋炀帝杨广的《叙曹子建墨迹》一文来看，曹植还擅长书法。其文云：“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隋文帝年号，即公元602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褾首。”隋炀帝虽然是个历史上著名的荒荡君主，但他的艺术素养是很高的，曹植的书法能令他“玩阅不已”而作叙珍藏，则必非凡品。可惜他的书法在隋代已经罕为人知，到今天就更是广陵绝响了。现在我们只能凭这一小小的记载来“想像其风仪”了。

　　曹植的诸般奇才异能中最为突出的自然还得数他的诗才。艺术方面的东西，没有确定的标准，往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论者常各执己见。对于曹植，历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意见也同样不很一致，但大多人的评价是

非常高的。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称他“牢笼群彦”，为后世“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大诗人杜甫誉之云“文章曹植波澜阔”；清人严可均评他“人则两京具体，诗为百代宗工”；丁晏则更盛赞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自明、清以来，综论中国历代诗人对中国诗歌发展之贡献的，有的将曹植与李白、苏轼并举，如王士禛说：“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但更多的论者是将他与杜甫相提并论，将他与杜甫并列为中国诗史的长河中两大中流砥柱，如明人胡应麟云：“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清之吴淇谓“《选》诗有子建，唐诗有子美，各际中集大成之诗人也”；吴乔说“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而论诗推崇情意气韵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更是以为“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故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按，指《古诗十九首》）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历观一千多年来诸家对曹植的崇高评价，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在当时被誉为“绣虎”，被惊为“天人”，后来又被谢灵运称作独占天下八斗之才，都是并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