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26年北伐战争性质的再认识_左世元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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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26年北伐战争性质的再认识

左世元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促成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成果。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界过去一直都同意这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但是, 从这场战争的领导阶级、国民革命军的成份、国民党对反帝反封建态度及实践分析, 应该对北伐战争作出重新评价, 即它还称不上一次革命战争。

[关键词]国共第一次合作　北伐战争　性质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03(2004) 06-0021-03

　　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一场战争是否正义, 是否具有革命性, 主要看战争是否符合时代潮流, 即为谁而战, 为什么目的而战。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 有农民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 有资产阶级发动的很多军事行动, 也有军阀内部的各种混战, 但其战争性质显而易见。对于1926年的北伐战争, 史学界基本上都接受它是近代中国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笔者通过对最新陆续面世的新材料的研究, 不怀浅陋, 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 以商榷于专家。

一

1926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一场反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 这无疑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是判断战争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史学界对此有三种看法:国民党领导, 国共联合领导, 共产党领导(至少共产国际在促成国共合作的初衷如此) 。究竟领导这场战争的主导阶级是谁? 在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过程中, 国共力量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国民党逐渐控制领导权, 共产党逐渐丧失了领导权, 最后大权完全落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手中。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那就等于是承

[1](P3)

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为前提的。也就是说, 国民党在领导集团中具有先天领导优势。在“中山舰事件”以前, 共产党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 在国民党政治中枢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这可以从国民党的几次大会中看出。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 大会选出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 共产党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 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委员中的人数和任职是:在3名常务委员中, 有谭平山1人; 在中央党部的秘书处3人中, 有谭平山1人; 在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商业、妇女、海外8个部了, 共产党担任了2个部长, 3个秘书的职位。

再来看国民党二大。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虽只有7人, 但在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 共产党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在9名常务委员中, 有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3人; 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的中央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中担任了很大部分:在秘书处5人中, 有谭平山、林祖涵、刘伯垂3人; 在上述八部中, 共产党有3个部长, 8个秘书。这还不算左派的力量。大会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工、农、青、妇运动的进步决议。二大的另一个成果是通过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和对戴季陶的警告, 事实上继承了进一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此时, 国民党省、市党部中, “各省

[1](P112)

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 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

[1](P113)

方, 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总的说来, 不管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是省市党部, 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 引起了国民党新右派的恐慌。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 使得暴露身份的250名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从而使蒋介石牢牢控制了第一军; 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被迫称病离职, 甚至出走。“中山舰事件”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崛起。从此,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控制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不久,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整理党务案”。这样, 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 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 而蒋介石的地位却扶摇直上: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

[收稿日期]200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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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 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后来, 蒋介石在评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时说:“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也是本党与共党力量消

[2](P42)

长的分水岭。”

在北伐战争前夕, “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

[1](P165-166)

面, 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夺权事件, 尽管他继续伪称:“我对共产主义,

[3]

不但不反对, 而且是很赞成的, ”这不能不使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的性质开始转向。在中共中央四届执委今第二次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妥协政策的影响下, 本应采取而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却退居国民党左派幕后, 参与国民革命但不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等于中共自动放弃了联合阵线的领导权。

二

既然北伐战争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 那么很有必要看其领导阶级——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 尤其是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发展状况是衡量国民党反帝反封建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 孙中山对是否通过鲜明反帝色彩的《宣言》犹豫不决, 曾试图取消《宣言》, “代之提出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鲍罗廷认为“孙的纲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目前的局势。”这个“局势”即反帝反封建为中国目前首要任务。经过鲍罗廷等的多方努力, 反帝宣言总算勉强通[5](P471-474) 过。对封建土地制度彻底变革就必须要触及封建地主的根本利益, 就是要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而孙中山同意对土地制度进行某种变革, 但又不想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国民党宣言中, 孙中山还是坚持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根据鲍罗廷的记述, 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实质上是企图寻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当时的共产国际当事人伊罗生对孙中山的看法是:“孙中山在临死的时候, 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 但并不

[6](P258)

真正关心。”马林的评价是:“孙中山的革命方法始终是专靠军事投机, 搞上层人物的活动, 不依靠劳苦

6](P267)

大众, 不依靠工农是其所短。”[　　　中共也认为孙中

[6](P268)

山“不信任工农群众的力量。”由于孙中山对反帝反封建的态度很不坚决, 结果,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共产党在国民党旗帜下, 领导农民开展有节制的斗争, 如反对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等, 而不鼓动农民进行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

随着蒋介石新右派的崛起,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采取仇视和遏制态度。1926年,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收缴了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枪枝; 不久, 蒋介石还妄图利用总司令职权来镇压工农运动, 并扬言:“凡是革命军事区域之内一切的组织, 都要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监察。比方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 战时随便罢工, 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7]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蒋介石日益变:,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6)

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 (2) 蒋介石还积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江浙的英美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1927年2月, 蒋介石先后派戴季陶、吴铁城去日本寻求支持。日本则派永见俊德和松室孝良到南昌同蒋商谈筹划反共阴谋。1926年底, 蒋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发表讲话, “对美国表

[8](P165)

示友谊”。英美则派买办虞洽卿同蒋谈判, 答应蒋到沪后给予6000万元的巨款作为军饷, 而以“反共灭共”作为交换条件。(3) 蒋介石还积极勾结奉系军阀。蒋介石派李石曾、褚民宜与奉系秘密协商“南北合作”。奉系则表示:“蒋介石若对于共产党加以彻底的压迫, 则

[9](P215)

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4) 蒋介石还竭力破坏工农运动, 制造反共屠杀事件。在蒋介石积极同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并破坏工农运动的同时, 广东出现了李济深“日事压迫工农运动, 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

[4](P561)

动者”的严重事件。国共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工农运动在中共领导下普遍兴起。北伐进入第二年, 湖南农会会员从40万激增到200万人, 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 真正做到“一切权利归农会”。1927年1月, 两湖工会会员达70万人。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乃国民运动的中心问题, ”“所谓国民运动, 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阶级特权, 则军阀和帝

[9](P145-146)

国主义势力总不会倒塌。毛泽东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严厉驳斥了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 热情洋溢地支持了农民革命斗争。指出对待农民革命斗争的态度是区分革命, 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

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日益压迫和破坏, 在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两难选择中, 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妥协政策的影响下, 中共只好选择了维护国共合作, 而牺牲日益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利益。这样, 一场原本旨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 其革命性就这样被扼杀了。

三

衡量北伐战争性质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是作为北伐战争的主体——国民革命军的组成及其政治倾向的考察。一般而言, 国民革命军的组成有三个主要来源: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一小部分军队;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军队; 代表封建势力的军阀部队, 甚至土匪。总体上而言, 国民革命军及其将佐的落后性、保守性、反动性占优势。

1916年, 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也凯死后, 中国便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分

[10](P49)

裂剥削政策”造成的。由于中国的军阀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色彩, 他们往往控制一块地盘, 拥兵自重, 彼此割据, 控制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发展。上下级形成等级森严的权力金字塔, 这样大军阀下有小军阀、小军阀下产生更小的军阀。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经济自主权, 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任意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以维护自己的军费开支和自己的骄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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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军队指挥官的任免不是以工作能力、知识、经验等作为标准, 而是由军阀首领根据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来挑选。其次, 军队难以统一指挥。军阀之间往往为争夺势力范围互不相容, 势同水火, 如粤军和滇军、滇军和湘军, 甚至军阀内部也经常因利益冲突发生内讧。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北洋军阀的统治开始走向没落, 很多军阀便纷纷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 在孙中山周围就聚集很多小军阀。他们在名义上宣称支持孙中山, 实际上挂个革命的招牌, 捞取资本。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以后, 为了谋求军政统一, 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 将所属的军队整编为八个军。1926年, 国民党二大上通过《关于军事决议案》, 决定在国民革命军中全面推行党代表制度, 目的是“注意政治训练, 使革命军队完全受革命教育, ”提高战斗力, [11](P72)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 军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拉帮结派、欺压士兵、雇佣思想等有所改变, 但并未达到实际效果。实际上, 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将黄埔军校视为培养个人势力的摇篮, 作为将来建立独裁的工具。他以黄埔军为班底, 在北伐过程中招降纳叛, 发展成为势力最强大的新军阀。

主要由军阀整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 他们在摧毁北洋军阀这一点上暂时达成了妥协。但是, 国民革命军各军的主要将领, 却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 在北伐过程中他们乘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竭力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 以期获取分享最大利益的机会。他们大多有问鼎天下的野心, 因此, 他们之间矛盾重重。通过北伐壮大起来的国民革命军, 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 其实各自为政。结果, 当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之后, “军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分裂成为相竞争的军事集团……每一个这样的军事集团都抱有极反

[12](P2-4)

动的军阀主义目的。”陈独秀曾尖锐地抨击过这种军阀割据的状况, 他指出, “广东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李济深, 两湖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唐生智, 河南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冯玉祥, 浙江的民政财政必属之何应钦, 江西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朱培德, 这种军队割据的状况, 国民

[13](P439)

党和北洋军阀没有两样。”北伐军攻克南京后, 国民革命军根据作战区域划分为四个集团军, 这事实上承认了各军阀集团的辖区。至于在北伐过程中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北洋军阀, 仍是建筑在军阀经济基础之上, 如十五军的军长刘佐龙是拥有“田园住宅以及一百平方华里土地”和“存款达1000万元之多”的大地[12](P9) 主。他们名义上虽称国民革命军, 实际上拥兵自重, 看风使舵, 有的甚至在北伐过程中随降随叛, 极具投机性。由于国民革命军的成分复杂, 封建性、反动性非常浓, 这样就使北伐战争变为新军阀向老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

针对北伐战争的性质问题, 早在北伐前, 陈独秀就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对北伐的看法。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军事行动, 其目的应该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 尤其是, ・23・

及于平民”, 更不会“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国民

政府在出师前“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 向农工平民搜刮”, “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 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

[9](P13-14)

奸商以充分自由。”这说明陈独秀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 已清醒地认识到原本是为争取民族民主的北伐战争有被反动的军阀利用的可能。陈独秀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结果来看, 北伐战争实际上壮大了新军阀的力量, 等他们羽翼丰满之后, 马上对中共和工农群众磨刀霍霍, 大开杀戒。陈独秀当时这篇文章虽然引起了当时党内外的诸多责难, 但不失其预见的准确性。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发动的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原本应该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 一场革命的和正义的战争, 但由于诸多的原因, 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妥协政策的影响下, 中共逐渐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 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 再加上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仇视, 他们对工农运动的破坏, 使北伐战争变质。笔者以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 过去史学界对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评价过高。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未得到改变, 中国人民的地位也未得到改变。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人民受专制统治压抑过久必然的爆发, 另一方面只不过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暂时团结的有限制的发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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