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上下求索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是从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他服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改变了传统观念，是现代文学的胚胎。

　　梁启超(1873-1929)，号饮冰子，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四五岁起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师同康有为走上变法维新之路。1897年11月，梁启超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随康有为谋划组织保国会，6月受光绪召见，8月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其中，《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小说杂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该杂志创刊号的发轫之作。

　　该文主要阐述了小说本体与功能两方面的内容。当时人们大多只注意到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因“凡人之性，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非圣人无可如者也”，但为什么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呢?他认为，以“浅而易懂”和“乐而多趣”来解释小说的魅力，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小说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通过阅读小说，间接接触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第二，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有奇迹般的共通之处，从小说中可以得到精神的给养，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关于小说的功能及小说阅读过程中的内部规律，梁启超提出小说支配入有四种力：熏、浸、刺、提。熏即熏陶，人读一小说，不知不觉间“眼识为之迷漾，神经为之营注”；浸即浸染，“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读一小说，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就如同喝酒一般；刺即刺激，使人顿悟，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愈速且剧；提即提升，自内而脱之使出，灵魂深处的完全浸入，这时读者已经可以与小说或是写小说的人心心相通了。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既是梁启超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集中阐述，借小说促进社会和文化改良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新小说》的理论宣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文章第一句话云：“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接着论述道“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这里，粱启超将小说的地位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小说放置在了社会意识形态多种形式的主导地位，给与了小说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功能，对小说功能加以夸大。其实，对于小说功能的夸大，并非从梁启超开始，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的维新派学者言论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小说功能的夸大之辞。

　　1897年，刚刚翻译《天演论》而在中国知识界成功发出强国保种的严复，与夏曾佑等人，一起创办《国闻报》，其间就有为小说地位的抬高鸣锣开道的意味。这主要表现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的刊登。“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详尽论证了小说与普遍社会的知识与道德意识的关系，从‘开启民智’需要的角度倡导小说”，而且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援引西方的例子，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可见，从《国闻报》即已开始夸大小说在“新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在《清议报》第一册上，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同样具有这种倾向。这篇文章的思路，与《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极为相似，仍旧将小说作为思想启蒙和社会改良的工具，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倒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并且认为“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如此看来，至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于小说功能的夸大，实乃水到渠成。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给小说下一定义，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此语一出，“晚清士大夫有关小说的议论，就整个变换了说法，新小说家们以传统的关于文学的话语，去诠释和呼吁‘新小说”’。

　　粱启超首先将小说加以区分，认为中国传统的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是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物狐鬼之思想”的来源，并将中国民众精神的愚昧，麻木和落后都归罪于中国传统小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将小说视为“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最“上乘”的文学呢?其实，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已经不是中国传统小说，而是具有新的审美特质的新小说了。他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小说在旨趣，特征和性质上已经远远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表现出诸多不一样的特质。从他之后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仅完成前五回)看来，他所说的“新小说”在格调上要远胜于中国传统小说，倡导新小说的目的也在于“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从而达到“新民”之目的。这段话的文学史意义非常重大。在梁启超这一论文中，其论证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并非十分可靠，第二段表现得最为明显。他首先疑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进而从小说的“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找寻原因。当然，在梁启超看来，成为人们普遍阅读小说的最好理由，一是“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二是“感人之深，莫此为甚”。不仅是梁启超，“晚清的小说论文，几乎有一半是重复论证小说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是文学最上乘这一简单的道理”。但是，这样的原因显然不能作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最好理由。作为和小说并列的戏剧，散文和诗歌等其他文学形式，同样具有这些功能。那么，梁启超在这里为何单单选择小说作为其启蒙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诗文为重，那么，支持梁启超如此之自信地认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潜在动力是什么?由此可见，这句话是梁启超文学观上的进化论思想在小说地位变迁上的反映和凸现。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进化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晚清以来的思想文化界都受其较大的影响。严复于1896年翻译出《天演论》之后，将未发表的《天演论》首先给梁启超阅读，梁启超阅读之后，非常激动，从此，“西方进化论思想在他的思想发展中逐渐起了重要作用”。复杂的是，梁启超对于进化论思想的接受自有其特殊之处・在未读《天演论》之前，梁启超始终受康有为“春秋三世说”之影响，直到1902年，他“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从此，和康有为的思想彻底决裂，真正信服《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且经过自己的理解，将“原本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自然科学理论的进化论，变成了一种彻头彻尾充满价值意味的意识形态”。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的意义在于：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和解释，使得进化论逐渐凝固为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并指出，1902年是梁启超思想上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是他对进化论思想最为坚信的一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发表于1902年，全文虽未写“进化”一词，但影响处处可见，突出

反映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句话上。为什么说这句话反映出梁启超在文学观上的进化论思想呢?原因有二：

　　一是支撑起梁启超认为小说有“新民”和“新道德”之功用的最大理由是西方和日本对于小说的重视，这在他们的文章均有论述。梁启超认为“西洋诸国之视小说，与吾华异，吾华通人素轻此学，而外国非通人不敢著小说。故一种小说，即有一种宗旨”，即能“开学智，祛弊俗”。还说“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可见，梁启超倡导小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小说在西方的重要地位，是西方小说启蒙了西方国民，使之具有现代之人格，成为“新民”。换言之，假设在西方唤起民智，振奋人心的并非小说，而是其他艺术形式，比如戏剧，那么。在梁启超看来，可能是“戏剧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诸种形式之中，孰优孰劣，梁启超并非是从文体的本质意义上来探讨这一问题。他讨论的逻辑起点是，西方注重小说，所以。作为现在的中国也应该注重小说，此时，在文学观念上，梁启超已经形成了以“西方标准”为准则的基本立场。西方重视小说，所以梁启超也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西方的小说能唤起“民智”，所以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和梁启超在进化论思想上的理解惊人相似，在梁启超的进化观念中，他认为“全人类都在同一条发展线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不同的只是发展的快慢不同而已”，正所谓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当前确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正是出于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和影响，并且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梁启超选择将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策略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因为从进化论这一角度，梁启超才会如此自信小说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重大价值。

　　二是由“诗文乃文学之最上乘”演变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将小说的地位置于诗文之上，不仅是出于小说的“新民”功能及其启蒙作用的考虑和文学策略上的应对，更为内在的逻辑是“诗文代变”的思想。“自本世纪(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进化论的文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本世纪(20世纪)中国人文学史治史思维的主潮，它使我们相信文学史流变是一个类似于生物界一样的物竟天择、新陈代谢的过程，‘诗文代变’的历史就是以新换旧，以优汰劣的历史进程。”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中国文学样式总体变迁的历史则必然是从诗歌到赋，到律诗，到词到曲，到戏剧，最后到小说。“诗文代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文学样式的改变，而文学样式的改变，则是代表了“新和旧”，“优和劣”的二元区分。所以，在时人看来，小说才是真正代表新和优的方向，而诗文则是旧和劣的方向。文学样式的变迁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的变革，而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区分和明显的价值判断。在1903年，梁启超仍旧继续补充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将语言的变革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只有通过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才能使小说发挥启蒙的作用。可以说，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暗示了一个文学革新和革命的战略选择，就是，想要使文学，尤其是小说真正发挥启蒙之功效，只有将文言转为白话，在语言的变革下，文学才能有用武之地。梁启超等人的这种“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的观点，为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他们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晚清以来的文学命题和思想命题，在方法和策略上亦有相似之处和传承渊源，体现出与“五四”的某种内在精神联系。最大的继承者莫过于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因此，有论者指出，“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来源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是很有道理的，胡适自己也承认道“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区别在于，梁启超提倡白话，目的是在进行文学改良，而胡适则是进行文学革命，前者温和而后者激进。前者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后者主张“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从而将形式变革放在文学变革的首要位置，从文学工具入手，倡导文学革命，至后来，更是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加以叙述，取得了文学革命的最后胜利，而这样的文学史面貌的形成都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