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音韵]地位与发展的一点臆测

关于与《中原音韵》有关的若干问题，论坛上已经进行了反复讨论。我们既要感谢金筑子版主对《中原音韵》以及王力先生观点的详细阐述，更要感谢张智深、尚书省、守玉斋主、十月雪、小夜叉等朋友为我们介绍了与此有关的各种学派和论证。根据大家所介绍内容的综合，目前对此书书存在着元大都音、北方话音、河南话音等几种不同观点，至于哪一种观点更正确，现在还没有结论，我们恐怕也没有能力对此作出结论。我赞同尚书省先生的话：“我的态度是，只要它能够解释得通，能“自圆其说”，就应该承认是百花齐放的一朵花，不可随意否定之。”我对音韵学素少研究，这里只能提出一个臆测：从平水韵到普通话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原音韵》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还远远不是终结。关于《中原音韵》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金筑子版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例如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等等，都是有别于此前的各种音韵规定的，而较为接近于普通话的处理方法。因此，可以认为它“成为一部划时代的音韵学专著”，“它与以往的韵书不同，打破了原来韵书四声分立的系统”。但是另一方面，从《中原音韵》到普通话系统，还有着很漫长的距离。我这臆测的根据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我曾经引用过的天津赵先生的一文，从《中原音韵》出发，既可以经过十六韵到达北京话十三辙，也可以经过《中州全韵》、《音韵辑要》到达京剧十三辙，而后者属于“湖广音，中州韵”，并不同于北京话或普通话。由此可见，从《中原音韵》出发，其后还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或者如尚书省先生所说：“由《音韵辑要》到《十三辙》的演变不是简单分合变化，这个分合过程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是脱胎换骨的演变，反映出语言系统的改变。”其次，北京话或者普通话的雏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还值得探讨。元代大都话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我曾经在一个跟帖中引用过百度的资料，其中说：“壹般說來，作爲中國官方語言的基礎，現代意義上的北京話形成于清朝。它的直接來源有三部分：燕京語、遼南語與滿語。不僅僅傳統滿語是北京話的重要來源，燕京語與遼南語，本身也與滿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源自广州本土网:http://www.gz106.net/thread-1146-1-1.html”下同）。又说：“深受北方各胡族影響的古代漢語，和來自女真族的滿語，可以說是北京話共同的祖先，也成爲中國現代國語普通話的最重要來源。而漢唐宋各朝中原漢族人的古老語言，因爲戰亂和遷移，反而在今天的南方方言，尤其是閩南話、客家話當中，更多的保存下來。北京話的形成，成爲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吸納與融合的壹個典型例證。”该文还说：“清代中葉以後，滿族人與滿族文明漸漸被漢族農耕文明所同化，燕京語、遼南語和滿語揉合後的新北京話成爲了清朝的官方語言，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意義的北京話的最初形態。當時的北京，城南話中燕京語的成分更重壹些，而內城與城北，更深受滿語影響的遼南話占據著主導位置。”关于以上最后一段有一个佐证，即满族作家叶广芩 在其小说《谁翻乐府凄凉曲》里的一段话：“宋太太问什么是京白,舅老爷说,就是戏里头的道白,说开了就是一种糅合了京腔与吴语或其他地区方言的新国语,不是贫而碎的京片子,那京片子让人一听就厌恶、肉麻,上不了大雅之堂。宋太太说,我觉得你们家的女孩儿说话跟外头的不一样,敢情就是这京白的缘故?瓜尔佳母亲说,在康熙年间皇上就要求所有官员必须说官话,宗室子弟也都要讲官话的。当年金家的老祖母领着孩子们进宫给皇太后请安,也得讲官话,绝不能带进市井的京片子味儿。在宫里,皇后太妃们讲话用的是近乎京白的京腔,只有太监才用纯北京话说话。看一个人家儿有没有身份,从说话就能听出来。宋太太的东北腔一下低了下去。我没有亲耳听见过瓜尔佳母亲有关京腔的论述,但我相信她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却至今无人能将北京那一口近乎京油话学到嘴,我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是北京话,而又绝非一般的“贫北京”、“油北京”,更非今日的“痞北京”,这与家庭的渊源或许有关。是题外话了。”再次，根据我的见闻，入声也并未从元代起就在北方说唱中消除了，而是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影响过北方说唱。例如，起源于乾隆时期的岔曲是纯用北京话演唱的，而且对四声要求很严，包括该用阳平的地方绝不可以用阴平。但是，例如以下一段唱词：“朔风吹柳絮，万里入云泥。望长空恰似玉龙斗太虚。白茫茫，粉饰山河瑞景奇。”中的“白”字就是唱作bo而且短促，保留了入声的特点。又如，同样起源于乾隆年间的子弟书，其唱腔至今已经失传，很多唱词借例如京韵大鼓等曲种流传，但是可以看出，早期的子弟书作者是使用入声的，例如《碧玉将军》的卷首诗篇：“蛮天烽火接钱塘，太乙灵旗指越疆。文武人推周吉甫，勋名共拟郭汾阳。椎牛午夜千夫膳，射虎三秋百战场。何日罗平妖鸟尽，几曾忧国鬓如霜。”完全是一首合格的七律，其中如“接”、“吉”、“郭”、“国”都是当做入声字在使用。有趣的是那个“周”字，我和朋友们研究“周吉甫”是谁，最后猜测是周代的尹吉甫，但是作者却不敢直接用尹吉甫，显然是害怕出现三仄脚！由此可见作者是恪守格律的。再如骆玉笙先生的名段《剑阁闻铃》里有两句唐玄宗的唱词：“细思量都是奸臣他把国误，真冤枉偏说妃子你倾城”，其出句在子弟书《忆真妃》中的原词却是“细思量都是奸臣他误国”，这里的“国”字显然也是当做入声在用，否则，出句的尾字为平，就无法歌唱了。由此可见，北方说唱彻底摆脱入声影响应该是在嘉道之后的事。以上所说纯属我的臆测，因此，请朋友们尽管质疑，如果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对我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可以从中得到正确的结论。我只是想说，不必再计较《中原音韵》 属于哪种语系；另一方面，新诗韵的建立，恐怕也不应以《中原音韵》为根据，而还是应该考虑普通话十六韵和其他分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