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思想的价值

裘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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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报章杂志都在谈论全球化，这主要指经济全球化。20世纪的最后20年，原先主要局限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表现出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趋势。如此的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据我粗浅的研究，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的价值。

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契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产物。在这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了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就已经得到了表达。

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主体和客体的对峙，注重的是探索自然的奥秘并进而征服自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熏陶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然的立法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征服自然看作自己的最大成果和乐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说的正是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力量，西方文化以拥有这样的力量而自豪和骄傲。如此的思想观念存在着忽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缺失。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的不足。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才组成的。这三才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美好。任何一才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在儒家看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是密切相关，不可偏废的。《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周易>乾卦>文言》里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上述儒家经典的论述都是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宋儒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思想主张物我一体，万物与我同类，更加明确孔孟先秦儒家的人道思想是包涵人类以外的整个自然界。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全新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撙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是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寓此意。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界的重视。事实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开创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先河。

二、 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在形式上似乎是经济的无国界化，但实质上它是民族国家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普遍性交往，是不同民族国家追逐利益实现的新的实践形式。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

《论语>子路》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是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迭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这样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那么文化霸权主义等都是不可取的，这无疑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 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的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

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何去何从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儒家十分明确地坚持“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明确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人类在新世纪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

儒家“以义制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作为市场主体，其行为主要被形形色色的契约所规范。契约对行为的规范相对于儒家的德性伦理更多的具有外在的性质，本质上是一种他律。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不管制度、契约的设置如何合理、有效，总不能在任何时候都面面俱到。制度管不到的地方就需要主体的德性来弥补，在这一方面，儒家不是机械地强调“信”，而是把信建立在“诚”的基础上。诚是真实无欺的心理状态，凸显的是主体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外在利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从来都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算计的“经济人”，他们的经济行为往往不是纯粹出于商业功利，而是超越了个人经济得失，蕴含着某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对某种社会责任的承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经世济民”。这使得儒商的经济活动不是以谋一己之私利为归宿，而是从中力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不是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藉以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社会价值。

儒家伦理这一方面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99年9月，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的孔子圣诞2550周年与“儒商与21世纪国际研讨会”上，日本道德科学研究所的永安幸正教授，根据儒家的经典著作，结合当代市场经济与世界潮流，提出了今日道德四项基本原理：（1）自尊自律原理。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志进行行动，体现对个人的尊重。（2）无危害原理。禁止危害他人，方能行使个人的自由。（3）正义原理。强调一切人的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人人机会均等。（4）仁惠原理。致力于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永安幸正教授指出，他的观点和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黄金律是完全一致的，是在新的时代下对黄金律的贯彻与运用（参见孙君恒《全球化呼唤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刊于《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1期）。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成为与他人、群体和睦共处的人。儒家的以义制利在这方面的价值是值得发掘的。

四、 儒家“成人之道”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

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这同时它也迅速地把社会世俗化了，从而造成了人格理想被世俗化所同化的危险。这在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娱乐人生观的蔓延，使得美国新教伦理传统的劳动精神、节俭精神、工作态度都受到了损伤，也就是原有的理想人格崩溃了。理想人格如何不为世俗化所吞没，这在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传统儒家“成人之道”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资源可资借鉴。在《论语》中以“成人”来指称理想人格，以后儒家就把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叫作“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的实质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主要有两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为己”强调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主要是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意志和智慧，而不是依傍某种外部力量。孟子曾说，要等待文王出世后才能在人格上挺立的人，是一般的凡人，如果是豪杰志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在人格上卓然而立（《孟子>尽心上》）。所以，孟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自暴自弃”，即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那就必然陷于世俗的污泥浊水而不能自拔（《孟子>离娄上》）；从反面来讲，“为己”强调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就是拒斥世俗的浸染而保持自我清净。《论语>微子》记载，两位“避世之士”对无力改变世俗的混浊而愤慨不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于是，他们希望孔子也成为避世之士。孔子则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认为自己正是为了要改变世俗的混浊，并努力使混浊的世俗转变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后孟子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即理想人格就是在世俗的诱惑和压迫前而傲然挺拔的。这样的“为己之学”显然有利于我们在当代社会坚定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不为外在的力量所动摇。

儒家的“成人之道”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并非要人们脱离世俗社会。但是，作为生活在世俗社会里的个人，很难完全摆脱世俗的富贵、贫贱、威武的牵制而自主地追求理想人格，因而难免会沾上某些世俗的污泥浊水。对此儒家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所以，儒家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得见的理想人格即君子并不是完美无缺点，而是有着各种缺点和错误的，但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因此，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既要求超越世俗生活又根植于世俗生活。这就启示我们在当代既不能因为世俗的滔滔混水而丢弃理想人格的培养，也不能因为追求理想人格而与世俗生活隔绝。

当然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是一回事，把这样的价值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关于后者，既要有决心加强个人的修养，同时有赖于社会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