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视角下的翻译

　　摘要：主体间性理论，因倡导翻译中各主体的和谐、对话与平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王佐良的译作分析发现，他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为读者充分考虑，使得他的翻译作品独具特色。作为译者，王佐良对原作以及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体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翻译 王佐良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对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通过研究与探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得以凸现。但同时，翻译界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联。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中的主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　　一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要理解主体间性，首先，必须了解主体性。　　从古希腊开始，主体哲学以“理性”追寻万物的本源，把“主体”或“自我”置于中心地位，强调人的主体性。客体往往被看作是消极被动的，而主体之“自我”则得到过分强调和张扬。然而，自20世纪以来，以语言哲学为主的现代哲学对主体哲学提出了挑战。这种哲学思维扬弃主体中心，强调异质多元、相对主义和背景主义。从根本上说，主体哲学向交互主体哲学的转变就是从“我者”到“他者”，从独白到对话，从单一到间性，从一种文化或文本中心论向开放的互动的平等的对话或交往理论的转变。（杨柳，2005：161）　　由此，主体间性超出了以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单纯的主客体关系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新模式。它化解了传统翻译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不同主体间的和谐，对话与平等。因此，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声音，让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去审视翻译性质和翻译过程，让人们将翻译界定为一种原作、译者和译文读者各主体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抑或他们之间的对话与协商过程。这种交流、对话与协商的过程是在有着不同逻格斯的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所有的翻译都是原作、译者与译文读者三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与相互交流的结果。　　二 传统翻译中的主体文化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最明显的两大对立就在于翻译的“形式对等”和“颠覆解构”，前者凸显原作主体，后者则过分张扬译者主体，形成了翻译的主体性文化。　　形式对等，或忠实、等值等，就是以忠实完整地传达原文为翻译的宗旨。为了忠实，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案本求信”，“信达雅”等翻译标准视为译者理应遵守的准则。在西方就有德莱顿的“翻译是戴着脚镣在跳舞”的说法，有奈达的“形式对等”等。“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使得作者和原著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顶礼膜拜对象，译者和读者成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被动接受者。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被割裂，作者的主体被置于无上的权威，译者和读者地位则长期被遮蔽，被边缘化。　　而在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翻译文化转向的强大合力下，译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翻译变成了“怎么都行”的语言游戏。译者以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的姿态位于中心位置，成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原文处在了被流放的边缘，原文作者被判了死刑，传统的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在后现代语境下都成了碎片。　　这两种主体视角，都显示了“中心”论的思维。前者是原作中心，后者虽然是对前者的消解，但是过分夸大了译者的作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消解任何占有性个体中心主义和不含主体间性的单独主体性”（陈大亮，2005），以避免“造成译者主体性的盲目扩张”（袁莉，2002）。据此，译者应该被界定为翻译这种语言文化之间对话、交流与协商过程中的中介者、协调人、仲裁人、公断人、协商者或顾问。他们在文化的交流中能够承认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重要性，能够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这样的文化交流才有可能达到其目的。　　三 王佐良翻译思想中的主体间性意识　　在翻译中，这种主体性体现在译者能不偏袒原作者的地位，同时又能兼顾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在我国传统的译论史上，“忠实”或“信达雅”等一直是译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标准，都体现了一种对于原作的敬畏之意，而忽略了译文读者作为译文接受者的感受。　　王佐良一直深深浸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传承的基础上，他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王佐良，1989：3）。但是，这又不是提倡译者对译文的过度操纵。“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ibid：3），思想的提出正是对译者的实际操作提出的具体要求。这种“忠实”体现了原作和译者之间的主体性。　　但是，王佐良在这些原则之外，又十分有见地地提出了“为读者考虑”的思想。他说：“过去的翻译原则似乎都是提给译者遵守的，何妨换个角度，看看读者关心的是什么”（王佐良，1989：36），他说：“好的译文是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的”（ibid：36）。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由此彰显。而在对译本的选择上，王佐良更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无所不译，必定导致乱译”（王佐良，1997：73）。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尊重原作的思想，他译彭斯是因为“喜悦”，译科贝特是他身上浓浓的农民气息。　　这样，译者在尊重原作和读者的同时，又求得了原作的忠实，获得了读者的尊重。这样平等、和谐的关系无论是对翻译实践的发展，还是对翻译学科的建设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的。　　四 主体间性在王佐良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主体间性在翻译实践中，体现为既忠于原作，又能兼顾到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下面的分析就是以王佐良的翻译实践为基础进行讨论。　　王佐良十分喜欢彭斯的诗歌，在翻译他的诗歌的时候，王佐良努力做到：以诗译诗，尽可能地传达原诗的新鲜，气势以及文化色彩。彭斯的诗歌音乐性极强，王佐良在翻译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原作的押韵特色。例如，彭斯诗歌常用的六行诗段，一段是一二三五四行每行八音节，四六两行每行四音节，脚韵排列是aaabab；王佐良在他的译文中也大致照了原样，译文也是六行，脚韵也大致相同。在《Epistle to J.Lapraik》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