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高薪养廉"的罪与罚

　　宋朝官员的幸福生活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饷。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也许这样写，读者们不容易对以上数字概念化，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对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一个研究，来作为说明和补充（依据：宋仁宗嘉祐年间《嘉祐禄令》）：

　　因此，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他实物补贴。另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综合计算起来，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还要远超2万贯。

　　考虑到中国自隋唐以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就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用粮食来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粮食价格按照400文一石（约100斤），如按每斤粮食人民币2.5元来计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万贯就是1250万元——而当时北宋一个州（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一般也才1-3万贯左右。

　　此外，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一些官员还能领取两份薪饷“职钱”——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开始，朝廷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龄的官员退休：一方面对年满七十的官员不予考核和升迁，另一方面，对自愿退休的官员加官晋级（有点类似当代公务员退休上调半级至一级待遇做法），并对其子孙可以“荫补”，即给予一定的官职但没有具体职务，甚至还优待其妻子——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梁山上能“大秤分金银”，而且还有一帮好兄弟，杨志却宁愿去投靠梁中书，希望能“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不愿意上梁山的真实原因所在。

　　“高薪”没能“养廉”

　　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山石园林艺术，并推荐给宋徽宗。宋徽宗用过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开封），十船称作一“纲”。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几乎全国各地，没一处不是朱勔的目标。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而且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各级官员不单帮应奉局搜罗花石，若看中了谁家比较富有，还会强行勒索钱财，不然其房屋、田地甚至墓地都被官员伙同应奉局，派人以黄纸封之，称为供奉皇帝之物，强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则获“大不恭”之罪，而且会故意破墙拆屋的搬运。因此，被征花石的人家，惧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后果，只好倾其所有，以应对各级官员的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却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高俅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数量大致在一万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即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三万。

　　与此相对应，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两千万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一亿三千万以上（一说一亿五千万，超过唐7倍，而国土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唐），却无丝毫结余。

　　所以方腊才在起义檄文中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

　　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宋一代，虽不是主观上希望借高薪来养廉，但其高薪制度却没起到养廉的效果，反而耗空了国家，成为其积弱的主要的内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