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作者：周书灿

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年09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1-0058-08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记述了周穆王西游昆仑而见到西王母的历史故事。其原为西晋初年魏墓所出土的大量简书中的一种，因此也可以说是最早出土的先秦简牍整理研究的成果。这批简书，绝大部分于宋代已散失，惟有这部《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却流传至今，其学术价值长期为学术界所高度重视。今天，我们有必要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界对其所进行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一番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探讨，以期将该问题之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一、清代以前《穆传》的流传、整理及研究工作之发轫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 （注：《汲冢书》出土时间，文献记载不一。王隐《晋书》有太康元年(280)和太康二年(281)两种说法。荀勖《穆天子传序》作太康二年(281)。荀氏曾参加是书的整理，故其“太康二年”的说法近是。），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準盗发战国魏襄王（一作魏安釐王）墓，遂出土几十车先秦竹简古籍，世称《汲冢书》。《晋书·束皙传》说：“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汲冢书》“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1]。《汲冢书》于晋代出土后，荀勖、和峤、束皙等人奉诏撰次编校，改为隶书，写为定本。晋代学者在对该书进行整理过程中，对于不能辨认的文字，即以空格阙如。晋代学者郭璞曾较早为《穆传》作注。以后元明时期，该书的校本有元刘庭幹本、吴琯《古今逸史》本、范钦天一阁本、《汉魏丛书》本等约二、三十种，它们“或考详典礼，或训释故字，或疏证地理，厥功之巨”[2]。清代学者洪颐煊在郭注的基础上，广采善本，对是书又进行了颇为严谨的校正。洪氏“取今汉魏丛书本与明程荣本、吴琯本、汪明际本、钱唐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暨史汉诸注，唐宋类书所引，互相参校，表其异同，正其舛谬，为补正文及注若干字，删若干字，其无可校者阙之”[3]。此后，清代学者翟云升覆校本相继问世。该校本写定于洪氏校刊本之后，对洪本略有补充。目前学术界公认洪氏校本与翟氏覆校本并称诸校本中最善者。由郭璞注及檀萃疏汇成的《穆天子传注疏》本所补传文多不足据，惟间有可取者。以后，陈逢衡所作《穆天子传补正》本，博采百家之言，补正郭璞注，并汇辑有关研究资料，考证翔实，多有补于洪、翟二书，是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以后，郭璞注、郝懿行补《穆天子传注补》对洪、翟二书又略有裨补。在上书基础上，经丁谦考证，并由金蓉镜完成的《穆天子传集解》本，对郝、丁二家纰谬，多所纠正。清代学者孙诒让所著《穆天子传札迻》一书，考证精核，对洪、翟、陈、郝诸家又有所裨补。

　　综上所述，从晋代至清代，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这一传世学术名著，主要做了一些文字的校注和诠释工作。由于学术界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尚未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的看来，在此期间，有关《穆天子传》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尚未全面展开，明代学者“轻易校刊，讹夺滋多”[2]，清人的若干研究多皆“穿凿附会，了不足取”[2]，加上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尤其是有关《穆传》的性质、真伪、著作时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长期为学术界聚讼纷纭，悬而未决。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四部正讹》说：“《穆天子伟》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清代学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穆传》“多用《山海经》语，其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又多与《纪年》相合，亦知为一人之作也”。王谟《穆天子传·后识》谓“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关于《穆传》著作年代的看法，均存在不少问题。正因为此，在此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穆传》的研究只能长期徘徊于发轫阶段，难以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

　　二、民国时期的《穆传》研完工作的初步展开及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期，近代以来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打破了旧的史学体系，人们开始用新眼光去探索旧的历史资料；近代考古学的新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以外的可靠资料。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创立科学的先秦史研究方法与先秦史料学，无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穆传》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4]“一书，就研究方法而言，“已较严谨”[2]。该书所涉，内容并非系统完整，其仅取《穆传》中若干条加以补释。刘氏是书序中说：“病昔治此书者率昧考地，因以今地考古名，互相证验，古义古字，亦稍阐发。”当时的学术界认为，该书“所释古义古字，多精核”。有的解释“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有功于《穆传》者宏矣”[2]。王国维始将《穆传》、《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与金文材料结合起来进行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5]。这说明，其对《穆传》的史料价值已颇为重视，与此同时，其研究方法也自然多为以后的学术界所借鉴。在此阶段，对《穆传》研究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主要有卫聚贤和张公量。卫氏曾著有《穆天子传研究》对《穆传》的成书年代与地点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卫氏从《穆传》所记与《归藏》、《左传》、《国语》及《竹书纪年》等书所记穆王西征事不符、用夏正记日、称穆王之谥、以洛阳为周都的观念、文法较繁、介词用“于”字、数目中无“又”字、行佛教礼、金属器物等十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穆传》为战国时作品。同时，其又将是书与《史记》、《列子》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并从《穆传》用字非秦汉字的角度进一步得出《穆传》成书于战国初年、此《传》非荀勗、郭璞伪造、郭注亦非六朝时人伪造等结论。他从《穆传》中大地名在小地名后、省略名词、数目中省略十字、用夏正、所行路线与出发点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推测此《传》似匈奴族中山人所作，从魏出土，与魏有关[6]。卫氏所作结论，绝非无懈可击，恰恰相反，他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及所作之结论，仍留有供学术界继续探讨的大的余地，但他观察问题的视野、思考问题的角度、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却为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在此期间，著名学者张公量也围绕《穆传》中的有关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穆传〉〈山经〉合证》[7]、《略论〈山海经〉与〈穆天子传〉》[8]两篇论文均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穆传》与传世名著《山海经》进行了一番比较。前者专就穆王西征之路线及漳水、虖沱、阳纡之山、舂山、昆仑、黄之山、乐都、积石、赤水、县圃、洋水、黑水、玉山、瑶池、溽水、长沙之山、流沙、太行、河首襄山、洛水、盟门、洧水、栎丘、黄泽、室之丘、姑繇、薄山等地名与《山海经》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比较，指出，“就文之体制性质言，二书貌合神似”。此外，张氏还另撰有《〈穆天子传〉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9]和《顾实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10]等论文。前者系统地介绍了《穆传》的流传、整理及著述情况，行文之中，有叙述，有议论，不论就版本学、目录学，还是历史文献学而言，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后者则首先对顾实所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集中批判了他的中心观念与考证方法，是一篇颇有特色的学术著作评论。还应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小林涿治曾著有《穆天子传考》一文，该文刊载于《狩野子温博士还历纪念论丛》一书，称：“此书未被秦汉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又考定西王母之邦在天山之东端巴里坤，即今镇西府附近。中国学者刘厚滋抽取其中地理考证部分的内容，译成中文，以《〈穆天子传〉地名考》[11]为题刊发。该文翔实精博，其中对南郑、宗周、雷水、焉居、、阳纡、莫、积石等地名的考证及西征路线的构稽，自成一说，对古代民族、地理和交通等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以上所举诸文外，在此阶段，有关《穆传》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古川勇的《〈穆天子传〉传说之性质》[12]和高夷吾的《〈穆天子传〉随笔》[13]等。

　　民国时期的《穆传》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获得诸多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此阶段，《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缺陷。丁谦曾著有《〈穆天子传〉地理考证》[14]一篇长文，并附有《中国人种所来考》、《〈穆天子传〉纪日干支表》等，该文曾辑成一书，共六卷，现有浙江图书馆1915年丛书本。丁氏擅长地理之学，然由于受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所限，尤其受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偏见影响至其深，所考今地，多所纰谬。著名学者张公量在肯定其“考证详赡，不失为参考之资”[2]及“其附录诸考，如《犬戎树惇考》、《积石山考》、《剞闾韩诸地皆古大夏国境考》、《重壁台考略》，尤不可忽也”[2]的同时，批判了其“引证虽详，不免傅会”[2]及“其言迂阔，不为典据”[2]。如是书凡例中说：“读是书当先知中国人种古时由西方迁徙而来，故三代以前，人多畜怀故土之思，此穆王西征之原因也。”“读是书当先知西王母为西方大国，其国上古时名加勒底，炎黄时名巴比仑，至于商周，名亚西里亚。中国人种西来之，当在加勒底时代，而穆王至彼则亚西里亚时代也。”张氏对此武断之论述提出批判：“彼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轨。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琐，以眩耳目耳。”[2]除丁氏外，顾实也曾著有《〈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15]一文，并出版了《〈穆天子传〉西征讲疏》[16]一书。顾氏著述在以前刘师培的基础上，“转涉悠谬”[2]。顾氏《讲疏》一书包括《读〈穆传〉十论》、《〈穆传〉西征年历》、《〈穆传〉西征地图》、《新校定本〈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等篇。顾氏在批判他人受中国文化西元论的影响的同时，其本人也受该论影响至深。其在《读〈穆天子传〉十论》讲到：“《穆传》何人所作，则周史也。何时所作，则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还之际也。”他将《穆天子传》视作西周时期作品，不仅重复前人的错误，而且将是书成书年代进一步具体化，则更是错上加错。其书考地除卷一外，谬误迭出，学术价值，不足挂齿。然其《〈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一篇，内容颇为翔实，从目录学上说，颇有特色。张公量曾著有《顾实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10]一文，专就顾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论。他说：“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莱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不根据史实，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10]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10]

　　清末以来，丁谦、刘师培、顾实等一些学者，不仅相信《穆天子传》所记，尽属事实，而且认为穆王西行到的西北旷原为今日欧洲，抑或南亚。这均说明，该阶段的学术界对《穆天子传》研究，还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对于以上学者的著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曾提出过中肯的批判。顾氏讲到：“一八九四年，法国拉克柏里(Terrien de a Comperie)著了《支那太古文化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viization)，引起了我国某些人的错误，错误地认为，不但中国文化是西来，即中国人种也是越葱岭而来的，穆王西行是归视其故土，一意凭着这本《穆天子传》，考证他所到的地方，于是丁谦《〈穆天子传〉考证》说西王母之邦是亚西里亚(Assyria)，顾实《穆天子西征今地考》及《西行讲疏》说在今波斯，拉着穆王走到张骞所不曾到的地方。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说昆仑丘即佛经上的须弥，又拉了穆王等喜马拉雅山的绝顶而南望印度。其实，本书作者自己说，从宗周（洛阳）到阳纡（河套）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到西北的极点才七千里，算起来至多只有到新疆哈密呢！”[17]顾先生对以上学者的批判，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切中其要害，分析了造成以上讹误的缘由，这对于培养良好的治学风气，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建国后《穆传》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与多元化态势

　　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学术界对《穆传》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进行着，迄今为止，卫挺生《〈穆天子传〉新考》[18]、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19]、郑杰文《〈穆天子传〉通释》[20]、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21]等有关《穆传》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学术界陆续发表了40余篇有关《穆传》的学术论文。以上所举学术著作中，卫氏《〈穆天子传〉新考》一书采用现代科学知识，对《穆传》中的动植物、矿物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郑氏《〈穆天子传〉通释》除校释部分外，在考论部分集中考察了《穆传》的成书年代和地点，介绍了《穆传》的出土及流传情况及性质类别，对《穆传》的认识价值与文学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郑氏尤其对《穆传》的文学特点、及其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表现手法、《穆传》诗韵等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述，多有创见。此外，他还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将西王母与我国古代的农神和生命神联系起来，见解新颖，自成一说。王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在参考借鉴历代注释本、校刊本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汇集了檀萃、洪颐宣、顾实、顾颉刚等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提出自己的见解。王书资料翔实，论析深刻，见解独到新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堪称《穆传》研究之集大成者。就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看，《穆传》的研究日渐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研究视野日益开阔，除了传统的历史、地理外，一些学者试图从经济、文化、科技、语言文字、礼制民俗等方面进一步挖掘《穆传》所蕴涵的潜在价值。其次，一批多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学术论文不断涌现，表明《穆传》研究已日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新出土的金文资料，结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有关国外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

　　总的来说，建国以来，学术界主要就《穆传》中所存在的以下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1、关于《穆传》的著作时代与产生地域

　　《穆传》的制作年代问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此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以下不同的观点：

　　(1)西周时代说。常征强调指出，《穆天子传》非晋人伪造，非汉人伪文，亦非战国时人作品，纯粹为西周作品。[22]孙致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穆传》即使不是穆王的史官，也必是西周的史官所作，其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23]

　　(2)春秋末战国初说。王范之着重对《穆传》语词和文法体例进行了考查，发现《穆传》中以甲乙而下十名，子丑而下十二名配制干支，用以纪日，合于先秦时期人们的习惯及著书体例；以“皇”为美盛的形容，合于春秋及其以前的用法；《传》中以“帝”当名词使用，意义为“上天”；并研究了《穆传》中的虚词的使用形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穆传》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末战国初之结论。[24]

　　(3)战国时代说。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但就更具体的年代而来讲，学术界仍存在一些分歧。顾颉刚先生认为，《穆传》的著作背景是赵人把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西北的事业和理想，托之于穆王，而成是书，因而认为该书的成书年代为战国后期。[17]钱伯泉从《穆传》出土于战国时代魏墓，记时用夏正，与以魏国为主体的编年史《竹书纪年》同出，从而认为《穆传》定出于战国时期魏国文士之手。[25]史为乐以为，《穆传》应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并且很可能与《山经》同时。[26]王贻梁运用相关的金文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考证，得出结论“《穆天子传》必是战国时人的作品”[27]。

　　(4)西晋说。童书业先生从西王母之人化、膜拜礼之晚出、皇后一名可疑、纪事与《史》、《汉》之体例同四个方面的疑点，“疑《穆天子传》为晋人杂集先秦散简，附益所成；其间固不无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皆晋人杜撰之文。如周穆王见‘西王母’一节，以《山海经》等书校之，可决为晋人所造无疑也”[28]。

　　笔者以为，以上四种说法中，西周时代说与西晋说均存在诸多理论与逻辑上的疑难。兹分别对其进行剖析：

　　a、关于西周时代说的批判：首先，迄今为止，该书中的有关记载尚未得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或可以认定为西周时代文献资料的佐证。其次，西周以后的文献《国语》、《左传》、《天问》等虽对西周时期穆王时代的史事有所反映，但由于其记载过于简略，不仅无法同《穆传》中的内容相印证，而且他们本身的歧异之处也甚多。这更说明《穆传》产生的时代似不应早于以上东周时期的文献。第三，假如《穆传》确为西周时代的作品，不仅东周时期的文献中应有所反映，而且“世典周史”[29]，“通古今之变”[30]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中也应对其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可是，为何《史记》中只字不提《穆传》及其相关内容呢？总之，西周时代说的疑点太多，不值一驳。

　　b、对西晋说的批判。西晋说的倡导者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首先，童氏忽略了《穆天子传》是出土于战国时期魏墓这一基本的客观事实。其次，童先生用以立论的证据，可商之处也颇多。例如，童氏说：“古称天子多曰‘王’，金文、《尚书》等可以为证。《诗经》虽较多称‘天子’，然亦屡称‘王’，其称‘天子’，盖多因协字与韵耳。《左传》、《国语》等战国书称周王亦多曰‘王’，罕称‘天子’者。汉世以后始多以‘天子’或‘上’称皇帝，如《史记》、《汉书》记武帝事这体裁，每与《穆天子传》合。取《武帝纪》、《封禅书》、《郊祀志》与《穆天子传》对勘，可以发现甚多之相同点焉。”[28]事实上，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不仅《诗经》中“天子”之称屡屡出现，金文与《左传》、《尚书》等文献中，“天子”的称号也屡见不鲜。仅《金文诂林》里收集到的“天子”号的青铜器有65件，有的学者说：“金文里‘天子’号可以说绝大部分有于人物话语记载，而且是赞扬周王的”[31]P134。因此，我们对西晋说也是表示怀疑的。

　　总的来说，关于《穆传》成书的年代，目前学术界更倾向于战国时代说。但就具体时段而论，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人们所能直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仍很有限，其同时也与诸学者考察该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有关。而该问题之最终解决，一方面依赖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从而为该问题之研究提供更丰富的佐证材料，另一方面，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应进一步值得重视。

　　关于《穆传》所产生的地域，除民国时期卫聚贤之此《传》似匈奴族中山人所作，从魏出土，与魏有关[6]外，目前主要有顾颉刚先生所倡导的赵国说[17]和史为乐的魏国说。[26]此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宽也曾对其有过探讨，杨氏的解释是，《穆传》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他们从西周以来，世代口头流传着祖先河宗栢夭氏参与周穆王长途西游的神话传说，从一个引导者变成了周穆王的随从官员，结果得封为“河宗正”的官职，从而使这个部族得以兴旺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整个部族的光荣历史，世代口头相传而不替，直到战国初期才被魏国史官采访所得，成为《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32]P604顾氏由是书写作年代而探讨该书的族属、原型，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其所论是书成书于赵国，穆天子形象是以赵襄子、赵武灵王为原型诸说，推断多于考证，难以完全服人。杨氏的解释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眼光来分析，不落窠臼，见解颇为新颖，似可备一说。

　　2、关于《穆传》学术价值的研究

　　建国后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对《穆传》的价值更为重视，并不断结合不同的学科领域对该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结合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对该书的史料价值进行了颇为有益的探讨。杨树达说：“《穆天子传》一书，前人视为小说家言，谓其记载荒诞不可信，今观其所记人命见于彝器铭文，然则其书固亦有所依据，不尽为了虚乌有虚构之说也。”[33]后来，唐兰先生考释班簋也说：“毛班见《穆天子传》，此书虽多夸张之语，写成时代较晚，但除盛姬一卷外，大体上有历史根据的，得此簋正可互证。”[34]王贻梁曾专门就《穆天子传》在历史地理学、先秦史、经济史、科技史、民族史、文学史及语言文字学、礼制民俗等学科领域的价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35]近年来，不少学者确认此书作于战国时期，同时又确认其既有西周史料，又反映了先秦中西交通及沿途部族分布的史迹。对此，研究最为深入、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杨先生在其著作中曾专门列有一章，分别分析了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控诉了昆仑和县圃神话的来历，进而对《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作了颇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32]但是，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了《穆传》在文学上的价值，并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此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著不少，其中主要有杨义的《〈穆天子传〉史诗价值》[36]、郑杰文《〈穆天子传〉对〈左传〉文学手法的变革》[37]、《论〈穆天子传〉》的认识价值》[38]、陈国生、李廷勇的《论〈穆天子传〉所记的先秦民族地理文学价值》[39]等。

　　3、对《穆传》中有关民族、地理、交通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

　　建国后，对于《穆传》中有关民族、地理、交通诸问题的考证工作一直持续进行着，但多数学者从事研究的观点、方法与以前已有很大不同，由此可以从侧面透露出《穆传》研究的新特色。此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岑仲勉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40]、王范之的《〈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24]、赵丽生的《〈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方位考实》[41]、靳生禾的《〈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辩—兼评岑仲勉〈穆传西征地理概测〉》[42]、史为乐的《穆天子西征试探》[26]、李崇新的《〈穆天子传〉西行路线研究》[43]、王守春的《〈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44]、《〈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45]、温玉春的《今本〈穆天子传〉新解》[46]等。其中，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有岑氏、赵氏、靳氏的论著。但岑氏坚持宗周“断非洛阳”，“仍是镐京”，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正由于岑氏用以立论的根据不够牢靠，从而直接影响到相关考证的可信度。岑氏的观点曾受到靳氏与常征等人的批判。常氏称岑氏一文，矫正一千六百年来所有注家之大错，正确指出穆王所征犬戎在周畿之西，行师当沿渭水傍秦岭斜贯六盘山，不得绕出黄河、太行以东，而由于仍未指明穆王京师非洛邑，应为南郑，误测西行山川，最后仍不免蹈丁、顾（按：指顾实）、卫聚贤氏覆辙，陷于彼等已犯错误之中。[22]靳氏反驳岑氏，其根据主要取自先秦文献，论证充分，资料翔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42]赵氏采用了不同时期典籍相互对比的方法，把《穆传》中的地理方位与《山海经》、《西域传》等相互参证，考察了一些部落、山川的方位，推测部族的演化，体现了较为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尤其赵氏为什么两次旅行往返全经河套作出推测，传说中的穆天子要去河宗之邦举行祭河仪式，要在这里观图籍，最重要的还是在这里能够物色到理想的“舌人”的观点，[41]颇为值得重视。王守春的《〈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44]一文，存在的问题不少，但其《〈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45]一文反驳温氏，则论据颇为充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有的学者不再孤立地进行考证地理、民族问题，而是把它们门与经济、民族交往及文化交流结合起来，这代表了《穆传》研究的一种新趋势。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分析了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和物资交流的情况，认为穆王与各异邦的交往是一种贸易关系，文中列举了新疆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得出结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西交通的南北两路即已畅通无阻了。钱氏暂时回避了一些有争议的民族、地理问题，从神话传说中分析了其中蕴涵的合理内核，探讨了先秦时期的经济、交通问题。[25]莫任南《从〈穆天子传〉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看春秋战国中西交通》对照中西历史文献、采取中外典籍相互比较的方法，探讨了中西物资交流的种类与规模。有的结论，持之有固，言之成理。周书灿结合甘肃境内的寺洼文化及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等有关考古材料，并对照《穆传》记载及岑仲勉、赵俪生等的考证，以证关中地区的周族很早就与甘、青地区的土著民族有过较为频繁的民族往来与文化交流。商、周时期，新疆地区的土著民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似亦有可能发生。[47]此外，类似的论著还有鲁南《最早记录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史诗一〈穆天子传〉》等。[48]

　　4、关于西王母与西王母之邦的研究

　　日前学术界就西王母与西王母之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其中主要的代表性论著有库尔班·外力的《西王母新考》[49]一文。该文从有关西王母与乌摩的传说同生一源立论，并通过对“西王母”、“乌摩”二词的语音分析，西王母、乌摩与突厥女神乌玛衣的比较、昆仑丘的考证、西王母与乌摩的年代比较，认为西王母就是乌摩。徐中舒先生则认为《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可能指康藏地区的女国。[50]周书灿亦认为西王母之邦类似于隋代西部地区的女国，并强调指出女国并非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已进入初级国家阶段，《隋书·西域列传》中的民族学材料证明西王母之传说确非后人附会，而是西周时期我国西部地区一些古国历史的真实写照。[47]

　　综上所述，建国后《穆传》的研究已逐渐走向全面深入并日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取得了诸多瞩目的成就。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有关《穆传》的诸多问题，尤其如该书成书年代与产生地域等关键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较大的分歧，直接影响到相关问题的可信度。这说明，《穆传》的研究工作仍任重而道远，《穆传》研究的空间仍非常广阔。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穆传》的研究日渐拓宽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使人们的学术研究更趋科学化。随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人们的研究视野将更加开阔，《穆天子传》的学术价值必将会受到更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收稿日期：2002-06-10

作者介绍：周书灿(1967-)，男，河南新密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