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篇时代意义和"道"内涵

浅议《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时代意义和“道”的内涵 摘要文学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明确的观念正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酝酿形成的。本文将从刘勰所处的时代环境角度出发，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阐释《原道》篇中所指出的“自然之道”的内涵，同时明确其时代意义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起到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自然之道 时代环境 内容 形式 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的标志。《文心雕龙》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外部规律，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体观和创作论，它是对前世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并对后世文学创作规范和风格的确立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说《文心雕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指挥棒和方向标，那么其开宗之篇《原道》就可以说是《文心雕龙》的根本核心。刘勰在这一篇里首先明确了他对文学本质的根本看法，意图阐明文学艺术的“本然”，以求得指导文艺创作的“道”的真谛。而后的49篇文章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展开论述的。《原道》篇的“道”字，所指的就是文学的本源。刘勰在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的观点：“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也就是说，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自然。那么,如何理解刘勰所提出的“自然”呢？我们知道，文学作品都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下面，我

们就将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对刘勰的观点加以阐释。

一 内容上追求自然，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

任何一种文学观念都是在当时大的时代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刘勰的“自然之道”的观念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文学的自觉意识加强。在秦汉时期，文学所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肖武本纪》载： “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立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儒学。到南朝宋文帝时，就发展为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代范晔《后汉书》中也将《文宛列传》单列和《儒林列传》等并立。这些都说明人们开始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对文学自己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总结，探索文学作为一种独立个体所具有的价值，从而确立文学独立的地位。

从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转变：魏晋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经学束缚，文学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被削弱，抒发个人情感和体验的作品有了显著增加，汉代大赋转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文人抒发个性情感之作《古诗十九首》更是被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文学独立地位的追求。刘勰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提出了他的“自然之道”，从“道”源于自然这个角度将文学从传统儒学中独立出来。

《原道》开篇就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将文学之源一下子就推至太极，与天地并生，虽然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刘勰对文学起源的误解，但这恰恰体现出刘勰鲜明的观点——文学是独立存在的，是与天地同时诞生的，不是任何观念学说的附庸。接着刘勰进一步解释：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

从“形文”、“声文”推至“情文”，从自然之文进而推出人文之文，认为文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天地之文如此，与天地并为宇宙“三才”的人的创作也应如此，从而得出“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的结论。 刘勰在其文体论中，将各种文体归为两大类：“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在这种大的划分框架中，再分别介绍各自的行文特点和创作要求。这种对不同文体的划分是以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依据，而非根据政治教化功用的不同，“文笔之分”正是刘勰肯定并重视文学独立性的具体体现。

可见，刘勰所强调的文源于自然，是对传统文学的政治教化工具观的反驳和批判，他高举“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大旗，是为了给文学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让文学真正发挥其言个人欲言之言、抒个人欲抒之情的抒情功效。

本文由此认为，后世柳冕、韩愈等所强调的“以文明道”、“文以载道”的观念，和刘勰的“文以明道”的观念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柳冕、韩愈等所看重的文学功用正是它的教化功用。柳冕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说：“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与柳冕相比，韩愈虽在关注文章教化功用的同时，“又甚好其言辞”（《答陈书生》），但在“文以载道”的层面上，还是与刘勰所强调的相差甚远。刘勰虽然在《原道》中提及孔子，但并不是侧重孔子的理论观点、儒家教化，只是借孔子的名望，来说明其“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的观点罢了。正如清代纪昀所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盖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二 形式上追求平实，反对浮靡文风

早在后汉灵帝，就“颇好俳辞，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然后来出现过建安风骨的慷慨悲歌，但两晋尤其是西晋时期，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诗人在创作中很难再发出建安时期的慷慨之音，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在了形式技巧的翻新上，而不再注重作品中的内容。魏晋之后的南朝，因为偏安江南，文人士大夫一般都不关心现实，多贪图享乐，因而形成了浮靡绮丽的文风。刘勰正是针对这种“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文风，提出了文学创作要求自然之美的创作主张，反对矫揉造作，指出“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纪昀评此：“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

刘勰反对崇尚空谈、偏重技巧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他看来，文章中的内在精神应该是首要的，因此他认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虽然“采缛于正始”，但是“力柔于建安。

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批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可以看出，刘勰对于西晋诗人的创作观念是持否定态度的。

刘勰反对创作过于追求形式主义，但他又强调文学创作要讲究文采、对偶、声律，《原道》篇中以天地、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和花木等等自然界的实物来说明“文采”的多样性和“原道”的重要性。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刘勰用17篇文章分17个角度对如何构思、如何想象、如何遣词酌句、如何使用修辞等创作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占到了全文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刘勰用如此多的笔墨对创作形式和技巧进行分析说明，是否与他反对的形式主义相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刘勰所强调的“自然”不是那种毫无美感、信笔涂鸦的随性之笔，而是强调创作要出自自然之心，文章要有发乎于真情实感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形式上的修饰，这样的文章才是成功之作。比如，他在《征圣》篇说的“衔华而佩实”；《程器》篇说的“贵器用而兼文采”；《辨骚》篇说的“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三 “道”的本义及《原道》篇的积极意义

关于“道”的解释，有“儒家之道”和“自然之道”的说法。前者注明了刘勰的文人崇圣思想，即《五经》所指的圣人之道，这也是历代文人学子所推崇的正宗的创作之道。所以就有：“‘道’者何？‘卓尔’之儒道也。文士必原儒道。”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创作

中，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紧接着的《徵圣》、《宗经》篇中都强调了“原道”的重要意义，刘勰“因文明道”的主张也显而易见，故有“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提倡“因文明道”即是把文学摆到了正统的位置上，把文学创作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即立意要明确。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庄子的“自然之道”，提倡文采、对偶和声律。就是要从自然出发，这是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开篇第一句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后面接着写日月、山川等，指出这些文采都是出于自然之手，“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从内容上看，以上两个说法是矛盾的，正统之道和自然之道应该是相悖的两个方面，不可相提并论，此处将儒家的人道与道家的天道混淆，历代为学者们所质疑。

但是，退到公元5世纪中叶，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原道》篇，从文学创作的内容上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所以提纲挈领，放在开篇之首；从形式上对前朝的浮靡文风进行了批判，同时又大篇幅地强调文学创作要有迸发的思想、有高蹈的精神内涵，注重创作过程中灵感与艺术想象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刘勰是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源于“自然之道”的提倡者，《文心雕龙》是对古今中外无数关于文学起源学说的综合和归纳。在《原道》篇中，刘勰高举“心生而

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大旗，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让文学真正发挥各尽其言、各抒其情的功效。另外，文学是独立于不论是模仿说、游戏说、劳动实践说还是其他各种关于文学起源的说法，都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虽然有先后、正误之分，但都是从自然的角度对文学创作进行了归纳。刘勰的“自然说”是对一切起源说法的总结，在本质上对文学起源进行了归纳，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立论依据。

其次，强调了文学创作中“为文之用心”的创作意图，从“自然之道”出发，为以后各篇中有关文与人、文与质、文与时代等等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提纲挈领、统领各篇的作用，也体现了刘勰创作思路的严密和审慎。另外，“为文之用心”又从理论上为反对浮靡文风和形式主义提供了凭据，形式主义在本质上是与文章追求自然平实相违背的。

从《文心雕龙》的创作背景来看，1500多年前的刘勰受时代、环境和个人思想的限制，难免有不周全之处，其思想也在儒家、道家和佛家等学说中周旋，但追其贡献而言，确是不可小觑的。

综上所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道”是指自然之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所提出的创作应当遵循“自然之道”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他要求文学在内容上要有自己独立的地位，文学作品应该抒发个人情感，讲究文采、对偶和声律；在形式上要反对浮靡文风，作者情感应与文体形式相统一，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特点紧密相关的，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他的“因文明道”的文学

理论有传统的说教意味，却也是后世韩愈、柳宗元等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基石，后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文学发展的特点，对刘勰的观点加以继承和发展，指导着文学的不断变化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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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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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媛、王志奎：《天人合一，心无交感——论〈原道〉篇体现的古典生态智慧》，《唐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9]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况晓慢，女，1980—，安徽淮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

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教务处。

董方旭，男，1984—，河南许昌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计算机科学技术，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