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科学观及其缺陷

作者：孟建伟

现代哲学 2000年12期

　　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这种科学观发展到了现代，似乎已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如R.K.默顿所说的，17世纪的“那种功利主义的乐观主义，在两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信念中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实证主义信念就是几乎对每一件事物都可以作科学研究，因此知识和征服自然必须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注：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351—352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它主要从“工具理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强调科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由于科学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于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当今社会传播非常广泛并居于支配地位，而且遮蔽了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其他观点。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地分析和清理。

　　一

　　功利主义科学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工具主义；二是科技主义。

　　首先，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很强的工具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注重的是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并从科学的效用这个角度来评价科学。因此，“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注：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163页。）关于这一点，在培根那里已经十分明确。具体说来：

　　（1）将科学看作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主张用科学造福于人类。

　　正如亚.沃尔夫所指出的，培根珍视科学知识并不是为了它本身，而因为它是利用可能从它产生的发明来为人类谋利的强有力的工具。在当时，广大人民还生活在粗野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迫切需要解救。在贫困之中，人们乞灵于魔法和占星术。而培根坚持主张，驾驭自然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利用科学知识，而不是巫术的或占星术的仪式。神秘的操作不可能制服自然现象；必须研究、遵守和服从它们。只有理解和遵守它们的特征和规律，它们才可用来造福于人类。

　　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二而一的；因为原因不明的地方，结果也不可能产生。对于有待征服的大自然必须先去顺从它。从长远看，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会，也应当会大大造福于人类。他不宣扬任何目光短浅的观点，例如那种认为每项科学研究无论开始或结束时都应当根据其实际效果来评价的观点。相反，他告诫世人，这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只会败坏自己，正像阿塔兰塔在赛跑中由于停下来拾金苹果而失败一样。（注：参见亚.沃尔夫：《十六、 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第709—710页。）

　　（ 2）强调自然科学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反对将自然知识看作是目的本身的观点。

　　培根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统治乃是道德的至上命令。他反复强调，人必须控制自然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而十分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匠的技术和工业生产过程，因而被称作是“工业科学的哲学家”。然而，培根对亚里士多德将自然知识看作是目的本身的观点极为不满，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不但不能导致新产品以有益于人类，反而阻挠人们已经作出的初步尝试。（注：参见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第70—71页。）

　　在培根看来，传统学术的毛病，是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地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是注意事物本身。过去科学之所以仅仅取得极小的进步，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目标没有摆正。“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注：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58—59页。）

　　培根的功利主义显示了一种理智的乐观主义。他相信通过知识和技术器械的积累，人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进步），远远超过过去所达到的水平。当然，培根的进步学说和进步标准，在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和实用的。进步就在于达到既定目的的工具与手段的发展，以增进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从而增进人类的舒适与快乐。（注：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350—351页。）

　　正如威廉.莱斯在他的《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的，“在17 世纪的哲学发展中，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地获得了其现代的形式，一种保持着权威性而至今稳固不变的形式。这条培根指出的崎岖小径很快变成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因科学发现带来的期望而变得十分迷人的时代终于找到了引导其发展的观念：通过技艺和科学的进步实现对地球的统治。”（注：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70—71页。）于是，一方面，“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精密科学与控制自然的期望越来越紧密地统一起来，它的发展最终将达到没有任何离开科学技术的其它控制自然的方法的状况。”（注：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71页。）而另一方面，科学则越来越变得功利化。如同海森堡在比较亚里士多德学说与近现代理论的特点时所说的，“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从沉思的转变为实用的。一者对自然事实上没有很大的兴趣；另一者却要追问人对它可以作什么。因此，自然科学能转化为技术科学；知识的每一进步总是与从中能得到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注：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6—78页。）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及其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它对科学的工具主义理解至今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而培根的观点则是对科学的工具主义理解的最典型的代表。

　　其次，功利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很强的科技主义的科学观。所谓科技主义，是一个与科学主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科学主义与科技主义都十分突出地强调科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强调科学在整个文化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同实证主义的观点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科学主义主要是从认识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来强调科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科技主义则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和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的角度来强调科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技术主义。

　　我们从培根的科学观当中就可以看到明显的科技主义或技术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

　　（1）培根着重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科学， 并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归结为技术的功能和技术的价值。例如，他将“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归结为“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实质上强调的就是用技术来控制自然，从而造福于人类。于是，“培根比较着重发展工匠传统的价值及其操作过程，而不重视学者的传统。”（注：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36页。 ）他倡导一种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的科学方法论，而对数学和演绎法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于是，在培根那里，科学方法论就是技术的方法，“意在制定科学程序的准则，使得几乎任何具有常识而又勤奋的人都能作出科学发现。他的《新工具》（即新逻辑）旨在成为这样的工具，他把它比做圆规。正象圆规使甚至没有技能的人也能画出一个很好的圆一样，这种新方法也应当使得普通人都能成为科学发现者。在这里，培根大大低估了独创性和洞察力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把它简约成单凭经验的方法所存在的困难。”（注：参见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715页。）

　　（2）描绘理想的社会图景：用科学技术主宰一切。可以说，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已经包含着科技主义和技术万能论的萌芽或倾向。“培根还想亲自作出实用的发明和发现一个新世界，至少是一个‘新的理智世界’。为此，他提议找出当代学者的缺陷，详细制定关于协同研究的新方法的计划，这些新方法能够导致真正的知识和实用的结果。”（注：参见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707页。 ）这里所谓的“新的理智世界”，实质上就是“科学技术世界”或“以科学技术为主宰的世界”，而他“显然志在成为‘新的理智世界’的哥伦布。（注：参见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708页。）去“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 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注：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8页。）可见，尽管培根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还并不发达，并且培根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论还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他似乎已经描绘了科技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总之，在17世纪初，“培根已经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些格言中唱出了功利主义的调子。归纳哲学的成果或实际应用构成了它的最终证明。”（注：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范岱年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347页。）

　　培根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致威廉.莱斯作了这样的评论， 他说：“在培根以后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一位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后来的时期中，它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但几乎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培根成功的方法在于几乎所有追随他的人们都看到了他所提出的对他们的目的来说是十分充分的观念形式。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明确的：从他以后至今的全部关于这一概念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出一个由培根的主题演变而来的问题范围。”（注：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3页。）

　　当然，功利主义科学观发展到当代，其科技主义或技术主义的倾向似乎更加突出。E.舒尔曼将维纳、斯泰因布赫和克劳斯看作是实证论者的代表。他认为，实证论者的特点是，“在人之外的实在中去寻找自己的出发点。他们关注的是身边的事实，这意味着实证的技术观的趋向是出自于技术发展和技术的可能性。”（注：参见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第149—150页。）在舒尔曼看来，实证论者试图探究现代技术的方法和控制论原理，并从这些原理和方法中得出计划未来的观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理性主义。但与旧理性主义不同，他们并不是把现实置入先验的判断，而是把科学看作是技术控制的工具。他们想要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限，至少运用控制论原理，来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方法上的差异。他们提倡一种封闭的、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哲学中，技术—科学方法被绝对化了；在实践中，这种技术论变成了一种任何东西都要由技术来控制的技术万能论。实证论者从控制论和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划时代的发展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技术发展是文化进步的驱动机并且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因此，人类应当将科学技术置于人类思维的中心，通过并借助技术来决定人类自身的未来，以致使技术控制成为一种模式，用它来控制文化、社会、历史以及人本身。实证论者由于受技术可能性的鼓舞，相信技术—科学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技术对无生命力的物质的控制导致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社会及其未来的控制也将带来难以预测的福利和前景。（注：参见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 李小兵等译， 东方出版社，1995，作者中文本序第2页。）很明显， 舒尔曼所概括的实证论的科技观在对科学技术及其影响作积极的、乐观的和肯定的价值评价的同时，的确带有某种将科学技术力量绝对化和技术万能论的倾向。

　　二

　　毫无疑问，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强调科学应当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为人类造福，这是十分正确的。的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不仅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科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意义在于，它将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联系起来思考科学的动力、目标及其价值问题。这种思考方式当然要比“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宽阔得多。事实上，科学的确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它必须根植于社会，服务于人类生活，并从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而且，与服务于人类、为人类造福这个宏大目标相比，“为科学而科学”这个目标的确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甚至微不足道了。从历史的观点看，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对于科学的技术价值及其社会功能的强调，无论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步入“科学技术的时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中最根本的缺陷之一是，对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只是从工具的或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科学，而严重忽视了科学活动本身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无疑，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立足点在科学的外部，并将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联系起来思考科学的动力和目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角度，但是，仅仅从工具的或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严重忽视了科学活动本身对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其实，就科学活动本身而论，科学更是一项高品位的文化活动、认识活动、精神活动或学术活动。因此，除了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这个宏大目标以外，科学还有其自身的追求和目标，例如，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应当看到，科学家对科学的学术的、思想的、精神或理想境界上的追求也对科学活动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追求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但与人的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与人类的精神文明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极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因此，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片面性在于，只是站在科学的外部对科学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工具主义的理解，而看不到科学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认识活动、文化活动、精神活动或学术活动本身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只是从控制自然、获取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社会功能，而严重地忽视了科学的其他社会功能，特别是科学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毫无疑问，科学的确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也应当优先关注科学的技术价值，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为人类造福。然而，科学的社会功能并不仅仅只表现为技术价值这一种价值。除了技术价值以外，科学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即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智力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等等。它们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大力开发和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科学观不仅片面地理解科学，而且也片面地理解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即将技术价值或功利价值看作是科学的唯一的社会价值，而严重地忽视科学的文化价值或精神价值。

　　第三，由于严重的科技主义倾向，从而进一步导致科学与人文文化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从深层次看，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确存在着人文主义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倾向，即在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功利目的之间的关系，其根本任务在于“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选定的目的寻找手段”，（注：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4,P.vii,p.27.）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只关注人的一种“技术的认识旨趣”， （注：Ju 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Human Interests.Boston:Beacon Press,1972,P.308.）而不关注人的旨趣。于是，人文主义者往往提出这样的质疑：他们说，“人固然创造了机器，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即发明者的智力本身正在变得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它必须不断地适应于更为精确设置的程序。”（注：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4,P.vii,p.27.）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 将技术及其技术的力量绝对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技术以外的文化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漠视。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从认识的角度将整个人类文化切割成认识（科学）与体验（人文）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话，那么，功利主义的科技主义的科学观则从技术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于是，当科技主义者将科学技术的力量加以绝对化，强调技术万能论的同时，实质上也进一步加剧了科学与其他文化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

　　总之，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确存在着忽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这种倾向。它只看到“人”（而且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人），看不到“文”，即看不到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而人需要文化，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以此来提高自身素质并获得自身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肯定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特别是对于促进科学同社会需要尤其是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结合，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并造福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那么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就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因而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主义科学观并非完全忽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当然，无论如何，它对人的关注是片面的：只重视人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活；它对科学的价值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只重视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严重忽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作者介绍：孟建伟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