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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事诉讼法修改
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此时此刻，有人欢呼，有人犹豫，更多的人则是在期盼。欢呼者之所以欢呼，因为民事诉讼法从1991年全面修订、取代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后，除2007年中间针对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两部分进行“小型修补”外，迄今未曾作出大的修改。
而如今，民事诉讼法被立法机关提上议事日程，其喜悦心情正如久旱逢甘霖，难以抑制。然而同时，也有人频频发出顾虑之声。其缘由在于，为民事诉讼法修改所做的理论准备是否充分?目前所见，民事诉讼法的专家建议稿以及对于修改的重点问题研究稍显薄弱。我则期盼民事诉讼法修改能够从容地收取最大、最佳、最实的效果。
有鉴于民诉法修改一次实属不易，理想的期盼性定位是：保中修、争大修;小修要不得。为此，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起码应恪守以下这五根红线：
红线之一：高高举起诉权保障的改革大旗。从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至今，民事诉讼法的修法理路主要就是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本次民诉法修改应当沿用1991年修改民诉法时所持的指导理念，将当事人的诉权高高举起，以诉权保障为基本的修法路径。
诉权应当受到司法的切实保障，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任意作出司法解释限制当事人的诉权，主管的范围应当予以扩大，“有诉必理”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当事人的起诉应当仅限
于形式审查，而不得进行实质审查。本次修法对于起诉权的保障，要有一个切实的措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给当事人发出裁定，从而使当事人无法通过上诉寻求救济的现象。此外，对于诉权的保障，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援助制度、公共律师代理制度、诉讼保险制度、诉讼救助制度等。
红线之二：检察监督全面进入势不可挡。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专司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它与法院一样，被宪法赋予了司法权能———只不过，其司法权能的具体表现乃是检察监督权。在本次民诉法修改中，对于检察监督的诉讼参与，应主要在两个层面作出规范和完善。第一个层面是基本原则，应修改现行民诉法关于该项基本原则的表述，改为“人民检察院对于民事诉讼活动有权实施法律监督”。另一个层面是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诉前监督、诉中监督、诉后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方面。要将这次司法改革的成果充分体现到民诉法的修改之中。
红线之三：认真对待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权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我国立法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在我国司法改革中出现的所谓评议团、人大代表听百案，还有西方国家所实行“法庭之友”等制度，均属此范围。但在种种社会参与权中，最为重要的、也是诉讼体制内的社会参与权，就是人民的陪审权。我国人民陪审制度所确立的就是人民的陪审权。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当进行结构性调整。其基本思路乃是构建二元化的陪审制，具体是指：将单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人民陪审团制度，另一种类型是专家陪审制度。本次民诉法修改能否修改陪审制度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陪审制是一种诉讼制度，既然属于诉讼制度，民诉法就可以对它进行设计、建构和修改。
红线之四：调解与审判应分道扬镳。调解应当与审判适当分离，调解应当确定在开庭审理之前;在开庭审理之后，当事人可以和解，但不能调解。这就使和解制度得到了独立的确认，从而与调解制度相并行。除非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调解的法官与审判的法官应当分离。
实践证明，调审合一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其弊端重重，最终导致的是双重否定：既否定了调解制度的本质，因为调解制度的本质在于自愿处置，而以判压调则取消了自愿原则;也否定了审判制度的本质，因为审判制度的本质在于公正，而在调解中所产生的偏见、偏颇，难以避免地会对公正审判产生影响。只有实行调审分离模式，才能消除调审合一模式中的积弊，使调解原则回归本原，保障审判制度恰当运行，同时也能将融化在调解中的和解制度解救出来，成为一项独立的诉讼制度。这样就形成了调解、和解与审判三足鼎立的制度格局。
红线之五：执行权与审判权藕断丝连。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模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而非一成不变。此次修改民诉法应当围绕两个重点处理好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一是程序分离，也就是将执行程序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与民事审判程序分离开来，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二是权力分离，也就是进一步在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上进行分化，执行机构仅仅行使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由审判机构行使，行使执行裁决权的审判组织从执行机构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执行审判庭”。此外，此次民诉法修改也要为执行权从法院权力体系结构中分离出去，做好立法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