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双方在碉楼展开攻防战
碉楼主要分布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流域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就如此记载“：冉駹夷者，……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碉楼”的音译。“邛笼”的营建者冉駹，是古羌人的一支，秦汉时期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一带。到隋唐时期，碉楼建筑在四川西部和藏东地区广泛盛行。《隋书·附国传》载：附国“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石巢而居，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其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明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威、茂，古冉駹地，垒石为碉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楫木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蓄圈于下，高至二三丈谓之鸡笼，十余丈谓之碉。”
据汉文史书记载，今岷江、大渡河上游嘉绒藏族居住的地区，在隋唐时期是古羌人部落“嘉良夷”的居住地。这一地区属于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地带，各民族在艰难的迁徙过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嘉绒藏族的先民就是隋唐时期居住在此地区的西山诸羌与迁徙而来的吐蕃人相融合而形成的。因此，在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受羌族文化的影响比较突出。现在，居住在川西北的大、小金川的嘉绒藏族的房屋建筑形式与羌族的碉楼相同。这种碉楼建筑文化一直影响到藏东、藏南地区。
一个民族不论其最初的居住形式如何，其先民们从事构筑营造活动的目的总是为了抵御自然和外族的侵害，希望得到一个稳定的，能保护自己的居所，求得生存休憩的空间。居住在岷江、大渡河和雅砻江上游的羌族、藏族的先民也不例外。由于长期以来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频繁出现的冤家械斗，除需要他们将大多数村寨建筑在半山或高山易守难攻处外，还需在住房的附近建坚固而高大的碉楼，用以防御敌患和储存粮草。这就为碉楼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地区在民族迁徙、历史演进过程中，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十八大土司控制该地的格局，即通常说的嘉绒十八土司。大、小金川土司即为其中的成员。两金川地区“地不过千有余里，僻在四川省之西，其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前藏，与十八家土司部落毗连”，即大、小金川地区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桥梁和咽喉地带，自古在川藏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元明清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羁縻、管理其地。到清雍正之后，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壮大，常常恃强凌弱，蚕食邻近土司，使川西边地不得安宁。到乾隆年间，这种态势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两金川土司势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使川西嘉绒地区各土司的均势被打破，更重要的是，两金川土司阻碍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正常的商贸往来，其势力威胁到内地的安全和康藏的稳定，为了“永靖边圉”，乾隆帝决定兴师进剿，乃有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帝两次用兵金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其原因除了天时、地势和人员等方面的因素外，碉楼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两次金川战争常常是围绕着“攻碉”和“守碉”而进行的。
对于嘉绒藏区的碉楼建筑，清人如是描述：“（四川）西北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碉楼如小城，下大巅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金川碉楼与天接，鸟飞不上猿猴绝”……我们从史料中能体会到大、小金川地区，乃至嘉绒地区碉楼林立，易守难攻，相互沟通，彼此接应的特点，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争防御优势。“金川碉墙皆系斜眼，金川兵在碉内，由上望下，窥视我兵放枪，甚便而准，我兵在外放枪击打，为上口里层斜墙所挡，不能直透”。清军在攻克康萨尔碉后，进碉内见“碉顶有石板遮盖之地窖，……查看窖内西北，有地穴一道，穴顶用木板上托，旁用大木顶柱，颇为宽大，步行无烦伛偻。系潜与第二碉卡相通之路。……至第二、三贼碉，其外皆护以木城。而第二碉之外，又筑有石卡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