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超文体写作

作者：孟繁华

文学世界 2000年09期

　　当下的长篇小说，已经没有共同的写作目标可遵循，因此，想要对其作出整体上的概括，已经失去了可能性。但是，当我阅读了近期部分长篇小说之后，尤其是几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却也发现了其中相似性的问题，这就是她们超文体的、半自传性的写作。比如林白的《玻璃虫》、莲子的《宁静的革命》、魏慧的《上海宝贝》，王曼玲的《正午告别》等。小说原本就带有某种“自叙传”性质，但不同的是，这些作家晚近的作品，或用真实的姓名、真实的人物，或用个人真实的经历，或标明它的半自传性，或是书写梦里情怀。这种写作超出了文体界限，它已不是完全虚构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也不是完全真实意义上的个人传记，它是自传与虚构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因此，对其作出评价的时候，如何解读对批评家来说，就构成了一种挑战。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半是虚构半是自传的写作，十分酷似“行为艺术”，它是作家本人涂上油彩之后的一次“出演”，它真实而夸张，亦真亦幻。问题是，这些女作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这种写作方式？它是对外部生活一种无言的拒斥，还是出于渲泄个人隐秘的快意？这里，我不想匆忙地对其作出判断，只是分别评价了这几部不同的小说。

　　《玻璃虫》

　　80年代常常被学界提起，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切近的参照，是一个只能缅怀却不可重复的过去，无论80年代发生了什么，如何去评价它，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都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因此80年代与我们有关，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关己”的考虑，林白的《玻璃虫》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在《玻璃虫》中，与80年代重逢是主人公林蛛蛛的盛大的节日，她不是感伤地凭吊一段已逝的历史，而是仿佛重临一次盛大的晚宴，仿佛是重温与80年代幸福的“蜜月”。80年代的激情和肤浅、浪漫和狂热，都在林蛛蛛的重述中变得灿烂而明媚，那是一个温柔之乡，是一个在想象中不断被放大了的青春乐园。但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林蛛蛛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她讲述话语的年代，或者说，为什么林蛛蛛在90年代末期，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已然来临的时刻，对80年代充满了诗性的想象，这种强烈的怀旧心态究竟是源于80年代文化想象的失败，还是源于对80年代再叙事的个人愿望？

　　林蛛蛛是个身份不明的叙事者。这个名字的诞生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源于与林白薇关系纯洁的男友李管对“林白薇”与陈白露关系的议论，只因为李管说这两个名字太相像，于是就有了林白薇的自我重新命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仿佛是一篇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仅仅是涂抹林蛛蛛／林白薇真实与虚构的人物身份的一个策略，真实的林白薇的重新自我命名，混淆了她与林蛛蛛的界限。于是，在这部超文体的写作中，真假难辨，虚实相间，我们已无法识别林白薇与林蛛蛛的关系，林蛛蛛这个由林白薇蜕变而来的人物，便可以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可以浅尝辄止地体验同性恋，可以大谈诗歌大谈艺术，还兼做艺术模特，可以把80年代青春期所有的毛病没有障碍地尽情展现。作家在林蛛蛛这个符号的掩护下，彻底地实施了一次文学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是艺术界90年代最大的时尚，《天使》、《65KG》和《为无名高山增高一米》的设计者张洹，同时又是这些作品的表演者。当这些作品被命名之后，我们不能断定作品中的人物就是张洹，因为作品是《天使》，但这个作品的表演者又是真实的人物张洹，行为艺术就是在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特定的场景中完成的。《玻璃虫》中的林蛛蛛虽然不是林白亲自扮演的，但就其本文形式来说，它极其酷似行为艺术，不同的是，它是林白创作的行为艺术。林蛛蛛所面对的现实中的真实人物，都与林白相关，有趣的是，从王朔到徐敬亚、王小妮、伍晓明等，都成了这部行为艺术的陪衬者。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知名度又使这部行为艺术更加不同凡响。

　　还可以指出的是，《玻璃虫》有大量的红色文化的插入，不同的是，昔日的红色文化已经不再是《回廊之椅》或《日午》中的检讨与反省，而是一种“眉飞色舞”的认同。无论是《红梅赞》还是《绣红旗》，林蛛蛛在反复吟唱中内心有如阳光般的灿烂，她所历数的“红色经典”影片成了她“梦想的来源”。

　　我曾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林蛛蛛讲述话语的年代。世纪之交，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或我们的精神处境日益复杂，这时，林蛛蛛以充满诗性的乐观为我们重新讲述了80年代的故事，把过去的明媚讲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重温过去的“蜜月”，这当然是作者林白的一种“现实态度”。记得林白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她特别热爱90年代，现在看来，她同时也特别热爱80年代。

　　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她说她的上部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还充满着职业女性的疲惫憔悴，而这一部长篇却已是眉飞色舞，草肥水美了。这一自白是真实的，但我要评论的是，如果《说吧，房间》还可以领会林白同现实生活的某种关系，可以体会她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看法的话，那么《玻璃虫》则远离了这一立场，甚至它的诗性也是表面的，远未达到《一个人的战争》的那样浓烈和令人会心。但我还要说明的是，林白作为当下中国的重要作家，她的创作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这当然也包括《玻璃虫》的探索和实验。

　　《正午告别》

　　当下，在批评的主流之外，关于“革命文学”或“红色文学”的问题，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再次关注。问题的提出，不止是重新检讨和反省这一文学或文化现象，不止是面对这一历史遗产不得已的再次凝望，同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状况，在可资参照的情况下，也提供了对其作出新的评价的可能。当代的文学批评，总是习惯于前沿或锋线，陶醉于与欧美的比较，这既符合“全球化”的语境，也符合“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欠缺的可能恰恰是对本土历史经验的回顾或分析，我们仿佛成了没有历史的“浪儿”，于是，不断地重临起点就常常成为我们补课的形式之一。

　　对“革命文学”或“红色文学”的评价，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过于甜蜜和欲望化的90年代文学创作来说，那里显然还有可资我们借鉴的文学遗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旅女作家王曼玲的长篇小说《正午告别》是值得谈论的。这是一部单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感怀和诗性的作品，它既是对军旅丽人的热情讴歌，也是对青春岁月的感伤凭吊。它流淌着“红色文学”的基本色调，同时又注入了作家对这一文学遗产新的理解。

　　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五八医院的“五朵金花”展开，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自愿来到了军区最艰苦的医院，而且她们大都是干部家庭出身，这一设定似乎与“颂歌”传统不无瓜葛，但作品并未限于对革命传统的颂扬上，它所着力开掘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色贵族”在延续前辈革命生涯过程中，所遭遇的新的挑战以及她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及选择。和平时期的军人同战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正义战争极易激起军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的光荣心和荣誉感，他们将在这样的献身方式中获取人生的意义。但和平时期的军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军人，在寂寞平静的生活中如何认同新的献身方式，如何在没有轰轰烈烈的场景中同样赋于生活以意义，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同样也是军旅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

　　就《正午告别》来说，这里同样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景，姑娘们来到了一五八医院，无非是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如何面对情爱和选择未来生活道路的问题。这些普通的军旅生活远不如红尘滚滚的社会生活更易于激起作家的想像力、更易于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时，王曼玲选择了更多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她们与社会、家庭的诸种关系，从而凸现她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五朵金花”中，作家着墨最多的，最情有独钟的人物是戴天娇。这是一位军队高级将领的女儿，也是惟一选择了没有离开一五八的女军人。这自然与她的未婚夫张少伟战死军中埋在这里有关，与她父亲的前妻埋在这里有关。但是，在作家的想象中，这个理想的人物与作家赋予她的品格有更多的关系，她生活中的悲剧性和她日后所要承受的沉重，能够把这个受难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

　　应该说，这是一部表达梦里情怀的长篇小说。与其结构十分类似的作品如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不止是因为背景是战争，而就人物性格塑造的独特性来说，王曼玲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学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用何种方式表达才激动人心，并使人产生认同感，还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作为一个青年女作家，她有志于在这一领域一展身手，是应该得到支持的。有人可以选择红尘滚滚欲望无边，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人选择继承革命文学的部分遗产？

　　《宁静的革命》

　　《宁静的革命》很难对其作出文体命名，出版者将其称为小说，作者称它为“作品”，而我则将其称为“超文体写作”。本文尚未讨论，文体的复杂性便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对文体的命名是对本文认识的一部分，但这里却只能暂时悬置不论。如果说这是一部作品的话，这也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它有真实的人物，有想象的场景，有叙述者并不在场时被述对象的真实体验，也有所有主人公同时出现时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它是发生在中国西部真实的传奇故事，也是作者回望来路时的心灵自传，它是神秘西部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乌托邦革命，也是书中三位主人公用青春和浪漫酿就的一场盛宴。《宁静的革命》的主人公，有的已永远睡在了西部，有的仍在现实世界生活：曾经发生过的“革命”，部分的已经成为过去，部分的仍在他们的需要中得以延续。但不论怎样，能拥有这样的心灵自传，是令人艳羡的青春；能饱尝过这样的盛宴，既便是虚幻的，也是曾经富有的体验。

　　西部中国与我们说来，是个只可想象的神秘所在，它广袤辽远充满诗性，只有走进西部才会感知中国之大，只有在西部，才能体悟汉语言所说的“苍茫”。但西部又是难以亲近的，无论是帕米尔还是罗布泊，它的诗性下面总与凶险相关。但诗性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它促成了一次次向往诗性的浪漫之旅，也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铺就的死亡之旅。《宁静的革命》中的主人公之一余纯顺要完成孤身徒步走完中国的壮举，就是受到了诗性与浪漫的召引，他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他要用个人献身的方式为庸常的生活注入一种血性的英勇，余纯顺实现了个人献身的同时也创造了这种精神。至于这种精神在红尘滚滚的今日世界还被多少人所记取已难以预料，但他起码在《宁静的革命》中感动了莲子、麦子和无数的西部人群，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两个生于西部、长于西部的青年，用灵与肉的双重方式给这位英雄以辅助和滋养，故事也由此展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莲子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止于叙述余纯顺的壮举，也不止于坦言她有别于世俗观念的献身乃至有市场号召力的“三角关系”。重要的是，她在张扬英雄精神的同时，在写出了“异类”对生活理解的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英雄与凡俗同在的事实；揭示了真正浪漫的气质背后的沮丧和幻灭。莲子不是桑丘，因唐·吉诃德凡俗的一面而拒绝承认吉诃德的伟大；莲子同时也不是颂词的写作者，对英雄一味地唱颂赞美诗。她在面对英雄以及面对个人与英雄的关系时，她敢于正视内心涌动的向往、激情、疯狂或破灭，才是《宁静的革命》所要表达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宁静的革命》方可看作是莲子的心灵自传。

　　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春经历中所涌动的真实体会，所有的经历都将成为过去，但体会却永远地存留下来，它像盛宴一样，它给未来的人生以营养或抚慰。作为作品，本文中所描述的一切距我们十分遥远，它用莲子的方式告知我们世界上还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及其认知，它的想象力和独特性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如空谷足音，在苍茫的西部傲然而孤独地响起。

　　初识莲子，是因她的《西域的忧伤》，她充满诗性和自由的写作，让我深感陌生和惊喜，她优美的文字也让我重新感受了文学尚未死去的魅力。《宁静的革命》虽不似《西域的忧伤》那样放达或优雅，但它更厚重和复杂，它所倾诉的一切，不止有表层的喧闹，更有内在的忧伤，而这一忧伤之美，不曾亲历那一切的人可能是难以洞察的，我无法说出《宁静的革命》所蕴含的全部，但作为一部富于文学性的作品，它的价值将在我们的阅读中逐渐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