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不惟城市的话题
李长声为北京、上海、广州、日本诸多报刊开专栏，是学者，也是作家，或可称学者型作家。侨居喧闹的日本二十年，仿如“一个看客，超然地打量着尘间的事物。有一点诙谐，一点反讽，甚至一点名士气。”（孙郁语）于是那随笔玩儿似的开合性情、练达娴熟已是随心随意，而我最近才得到他的一本新著《日下散记》。说是新著，也不新了，看版权页上是2010年2月出版，至今时间又过去一年半了；我说它新，是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可以这样集中来读他的文字。这个新，可能就是新鲜。
是的，新鲜。这新是新奇，鲜是鲜活、鲜美、鲜明。譬如该书首篇的一个是《东京的胡同》，他这样来起头：“据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煌煌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而写一个东京的胡同，咋能扯吧这么远呢？李长声紧接着说了，“其实，城市也如是。”李长声说，高楼宽街，譬如对于中国人来说，你在中国看就可以了，因为现而今的中国的好些城市看起来跟其他发达国家一个样，甚至更漂亮。言下之意是，既然如此，你大傻帽啊，何以要费尽周折，舍近求远，花那么多冤枉钱瞒天过海的折腾。所以，果然是要来一趟日本旅游，李长声说，“幸福的”表面没什么看头，要转到背后，也就是胡同，那里遗留着落后于时代的“不幸”，才能观光到特有的传统景物。
读到这时，你便笑了，这个叫李长声的真是“随笔”“随心”“随意”的可以，把老托的“幸”与“不幸”用在这儿了，并专门拿了中国来比较，这大概就是孙郁说他的“一点诙谐，一点反讽，甚至一点名士气”了。
委实不了解李长声，偶然引起我对他关注的，是一年前我偶然读到了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畅销之罪》。那文章写的特别给力。有意思的是，他说畅销之罪，没说畅销有罪，但文章论据包括引用的话都如证词，暗里直喻畅销的罪过。文章的开头依然是诙谐的“李氏技法”，说：“我不会唱歌，也不爱唱歌，连《东方红》都唱走调，当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现今不知道一个人孑然在卡拉OK 单间里我为歌狂是什么感觉，不明白同唱一首歌兴奋在哪里。”这已不是诙谐，而多少有点恶毒，猜想这家伙也就躲在海外大放厥词，若在激情澎湃万众齐唱红歌的国内，怕是要被打屁股的。不过文章很快就讲到了读书，说他不是为歌狂确是为书狂的人，但他不大读畅销书，多半是“偷懒”， 听周围的人都在看，都在讲，听来听去也就恍若读过了。李长声说，何不省下钱买酒喝。而在日本，奇怪的却是以一年里有没有销行百万册的图书、有几种，来衡量出版业的兴衰，李长声觉得，这有点搞笑。他便随手拈来个例子说，譬如2009年出版业绩跌回20年前的水平，可也有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推理加奇幻，且听风吼般大卖，乃至获得出版文化奖，评论出版界就笑逐颜开，这下可有得话说了。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说家独秀，一家出版社独赢，至于其他三四千家，出书卖不掉，怎一个愁字了得。他认为：“出版的正道是多品种、少数量，百花齐放，也就是文化的正道。同读一本书，把芸芸众生读得很阿Q 也说不定。”
说到“偷懒”，“偷懒”的人多了。李长声首先想到大江健三郎。2009年底他出版了小说《水死》，那位主人公当作家50年，“奋励努力，没功夫怠惰”。大江是15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时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是江藤淳，一大早被堵在门口，答记者问，说自己多年不读大江了，无话可说。这下让全体日本人松了一口气，不然，没读过大江，岂不是有眼不识泰山，所谓“偷懒”是说不过去的。李长声说，“其实，知道大江，表明你有知识；不读大江，或许表明你有常识。”左右都能为自己开销。一个事实是，大江是现代文学的方向，
宏大难解的神话和琐碎难缠的私事搅合在一起，包括一枝独秀的村上春树，都被称作纯文学。
说到“纯文学”，就要由大江健三郎说到评论家江藤淳，二人起初是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自杀多年了，曾明言：保卫文学（纯文学），最好的方法是不出畅销书，文学书出1万册就够了。这一点，他和大江所见略同，大江也说过：纯文学的读者哪个国家也只有三千来人，而且有这么多，就可以认为那个国家的文化是健全的。
大江的意思很显然，就是一本书的销量大致对等纯文学读者的人数，过多或者太少，这个国家的文化和阅读，就需要考虑它可能有些问题了。但这仅仅是作家的认知，不能代表国家的认同，也不能左右读者的追风或选择。你不能硬扯了民众拿钱的手，往哪一种文学里买。与纯文学相对的是大众文学，但“大众”不再风潮，现在流行叫“娱乐”了。纯文学作家单凭一支笔不易为生，惟有村上春树，销量不仅压过娱乐文学家，还可以跟漫画家一争高下。
我们来看看纯文学的村上如何牛逼：尾田荣一郎预告2010年3月把漫画周刊上连载的《ONEPIECE 》结集第57卷，首印300万册，创出版史记录；巧合的是，那时村上也将出版他的《1Q84》第三卷。小说的书价比漫画贵得多，《1Q84》两卷，半年里倾销二百多万册，估算一下，版税至少进账4亿日元，而韩国购买翻译权出价1.4亿日元，还有其他语种的版本也要与有“发”焉呢，真令人眼红。这世界怕是没得几个“纯文学”作家能与之相比。但是，李长声说，“三岛由纪夫终于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预言‘下一个是大江’，但这么卖钱的村上文学，恐怕大江健三郎是不会推荐的。”
这话题，有点搅扰人，弄不好会让人感觉是文人的酸不溜秋，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因为就有国内的畅销书作家和上座的导演和你叫板，白花花的票子——那可是真金白银——从别人的口袋装进自己的口袋，说什么呢？高雅、低级，经典、垃圾，纯与不纯，赚到手的，才是硬道理。你就是冰清玉洁，貌若天仙，嫁不出去，也就只能做“剩女”。愁的不是人家，而是自己。所以，没有出版人不希望出畅销书，用日本角川书店前老板角川春树的话来说，书畅销，文化就跟来。文化就是跟屁虫。当年角川春树手下有一员干将，叫见城彻，角川春树后因毒品事发蹲了大牢，见城彻挂冠走人，创办幻冬舍，在出版被说成大崩溃的岁月大获成功。得意之余，自己也推出了两本书，介绍出畅销书的秘诀，读来无非抓商机，用机心，变出书、卖书为炒作，李长声说，“为角川春树开创的角川商法又做出‘野性的证明’”。
《野性的证明》是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和他的前一本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一样，是角川商法的成功案例，即出版图书与改编电影并举，相得益彰。角川春树蹲了大牢，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作家开始反思和反省，毅然从角川书店撤走版权，例如曾野绫子，她说：角川商法彻底砍掉没销路的作品，早已不再是培育文学的土壤。甚至认为整个出版业都被角川商法带坏，彻底商业化了。这便说到《1Q84》，其畅销固然是文学的胜利，但角川商法式的大肆宣传也功不可没。李长声说：“花那么大的本钱来宣传，一本无聊的书也可能畅销，因为书是消费了之后才悔之晚矣的商品。”而李长声没说，消费了之后悔之晚矣还算是有品性的读者，而有些消费了之后，深受毒害而不自觉，那就是一种罪恶了。一个民族的阅读既需要培养，也需要引导，更需要国家建设良好的阅读生态环境，才能培育出这个民族优秀、卓异、独立、强盛的精神品质和文化风貌。
文章写到这，李长声就适时请出了日本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来概述，他认为出版这个行当是极其特别的，出版社分作两类，一类像打鱼，一类像种地。打鱼要及早发现鱼群，
撒下大网，但具有投机性，赶上天不好，往往打不到，就只有破产。这就是出畅销书，发横财暴富。种地则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锄一铲地耕耘，当然也靠天吃饭(天就是读者) ，有好年头，也有坏年头，但一年又一年，基本有收成。种地型出版社的典型，譬如岩波书店。而在日本最大出版社是讲谈社，有民间教育部、文化部之称，是大众出版的龙头。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比较岩波书店和讲谈社，说岩波书店所形成的岩波文化是西欧型知识分子支撑的，而讲谈社文化由“次•亚知识分子”支撑，两相比较，当年日本法西斯主义勃兴是因为讲谈社文化战胜了岩波文化！
畅销有罪，还是无罪；幸然，还是不幸，李长声觉得大可不必由他来做结论，把判断留给了我们。不独是中国出版业，物欲横流，乱花迷眼，我们还不得闲来进行文化的反思和反省，及至上升到一个关乎民族的由来和未来精神的反思和反省。我们还没有实现物质的现代化，如何来奢谈人的现代化。官场、宫闱、暴力、凶杀、色情、奸淫、自慰、揭秘、宏大叙事、心灵鸡汤、虚无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赵本山、小沈阳，无度充斥于荧屏和书市，激昂澎湃，甚嚣尘上，所谓坚守人类文化理想和品质的“纯文学”，只好躲在暗房和书库，在灰尘里哭泣。
出版社也要活。首先要有钱地活，然后才能有尊严的活。因此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出版社，既知道这“幸”，自然也知道这“不幸”，做人做鬼，做富人还是做穷鬼，你让它们怎样选题、怎样选择。而国家未必知道，即使知道，看眼下的出版市场，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我和李长声再多说，就是杞人忧天了。那么腾出这点功夫，还是来看东京的胡同吧。
按李长声的体味，看东京的胡同，那么可观的东京就是随笔的，而不是散文的；李长声说，“散文多是要抒情，走马观花也不妨感慨一番，而随笔需要有趣味，寻寻觅觅，拿出些历史的文化的东西给人看。”而这随笔式的东京不是李长声的，李长声说，是永井荷风写出来的。
李长声介绍说，永井荷风曾出洋几年，归来见明治新政府只顾物质上的富国强兵，好端端的东京失掉了江户市街的静寂美，又比不上具有音律性活动美的西洋市街，内心不快，甚或嫌恶，当然也无可奈何。那么万般纠结下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拿一把黑阳伞，趿拉着木屐，走街串巷，寻找捡拾东京叫江户的那些年代的遗存，并写成随笔，为日后留下历史的存档和谈资。他的散步终于成为了一种文学行为。其实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闲走闲看，乃至彷徨，赶超欧美的新时代展现在大街上，旧时代的风景残留在胡同里；他四处游走到远方散步，出行时也要乘坐奔驰于市内的现代化电车，等等。就是在这样情绪情结交着中，完成了他的东京散步记《日和木屐》，印行于1915年。
这样一本小书，在当时可能不足为奇，像一朵悄然开放的小花，像一个人的喃喃私语、微笑、忧伤、叹息。而接下来，我们惊恐地看到了东京的关东大地震、美军大空袭，以及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而东京奥运会是从彻底破坏在战后废墟上复兴的东京市街开始的。自1960年日本勃兴建筑热，东京整个笼罩在尘埃中，待尘埃落定，一切都完全变了。
漫天的尘埃掩埋了旧日的街市和风景，那一朵悄然开放的小花《日和木屐》却从尘埃中冒出来。幸哉，还是不幸？如今到东京旅游，果然按李长声说的来看东京背后胡同遗留的落后于时代的“不幸”，一半是在胡同里悠游，一半是在永井荷风是文字里穿行。三岛由纪夫评说永井荷风和他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用最优雅的文章写最低级的事情，用最都市化的文章
写最粗鄙的事情。”
望着我窗外漫天飞扬的尘土，建设工地的摧枯拉朽，高楼林立的气派轩昂，伟大时代的昂首阔步，此时的中国是否也如当年的东京，正经历一场变革之痛狂热之病建筑之殇，羞愧和慌张的是，谁来做中国的永井荷风，孤独一人，拿一把黑阳伞，趿拉着木屐，走街串巷，闲走闲看，乃至彷徨，寻找捡拾过往年代尚为被摧毁、覆盖和夷平的生活印迹和文化遗存，并成为文学的一次私人散步。
那么说到这，所谓李长声借喻的“幸”与“不幸”，已不惟是城市的话题，也不惟是出版的话题。是什么呢？来做一次永井荷风，绕过城市，转到背后，到那些“胡同”里，我们兴许会找到一些人类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优雅或者低级、现代或者粗鄙、伤感或者温馨的句子、词语、表意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