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中国民营企业家挥之不去的重负

“原罪”(Originalsin)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西方传说中人类祖先亚当犯下的罪行，以及由之而来的亚当的后裔———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当然，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东西，东方人不一定好理解。不过，在中国现代，倒是有一个词与此近似，这就是———出身。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出身”对于一个人来说在当时有多么重要。如果你不幸出生于一个“地主”或“资本家”的家庭，在儿童时代，你就会有一种深深的“原罪感”———一种洗刷不掉的罪恶，那些你并未见过面的祖父、曾祖父，他们过去的“罪恶”通过遗传，在你体内留下了“罪恶”的基因。在当时的逻辑下，出身不好就是一种原罪。 　　追根究底，当然不是为了仅仅探究语义和历史，而是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问题。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吗？我认为，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都有。他们的原罪是什么？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千差万别了。如果要找共性的话，那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出身———他们是如何发迹的？如何获得他们的“第一桶金”？

以这个问题去诘问民营企业家，相信大部分企业家们会对此讳莫如深，也许这些问题还会犯了某些人的大忌———如果这是些伤疤，谁愿意去揭呢？

要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迹，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构成，有必要先对民营企业家的范围进行界定。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他们应该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完全凭自身创业的私营企业家；前政府官员，后来下海经商有成；前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后来离开国企经商；一些来自集体企业的管理层；一些特殊背景的干部子女，现在独立经商，等等。

从这些出身，不难看出国内民营企业家来源的复杂性。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产生出一个阶层———商人。这个新生的阶层，既没有财富可以继承，也缺乏市场和政策环境供他们发展。正如改革需要探索一样，民营企业家们的发展也充满探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需要完成原始积累，要挖到第一桶金。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第一桶金的来源不一样：有的靠自身勤奋的积累，有的靠各种形式的占用国有资产；有的靠胆大而正当的贸易，有的靠走私；有的靠利用国内的金融渠道，有的干脆靠资本外逃；有的靠正当利用政府关系，有的则靠行贿受贿……

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中，结构转型在经济上都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转型莫不如此，尤其是俄罗斯的转型更伴随着大量的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产生了“新俄罗斯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效避免了转型期间容易发生的社会与经济动荡，但从市场发展的结果来看，同样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阶层，他们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这个阶层逐渐形成时，当他们的财富进一步聚集时，当民营企业家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他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民营企业家的钱是否干净？原罪问题就由此而生。

有的民营企业家难逃原罪重负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华晨汽车的主席仰融。仰融旗下的华晨系在业界赫赫有名，华晨汽车是同时在香港、内地与纽约三地同时上市的公司，但是仰融也有一块心病，这就是华晨的出身问题。 　　仰融绝少谈及产权问题，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引述仰融的话说，华晨汽车的创立资金完全来自私人投资者，但在筹备美国上市时，美国当局不接受中国有私人产权，所以请来中国教育部和三个单位合成中国教育基金，暂时代为持有这些股权。仰融说，教育基金1200万美元的捐款全部来自私人投资者，基金也承诺不干预华晨的管理。但事实是，仰融的话不仅没有拨开华晨产权的迷雾，反而变得更模糊不清了。不久前市场曾传闻，仰融因为华晨股权问题而受到调查，据称辽宁省政府还要接收华晨的股权。在香港上市的华晨汽车高层多方解释，仍未能让市场满意，最后以仰融辞去华晨汽车主席职位而暂时告一段落。今后如何，仰融能否把有些问题说清楚？目前还未可知。 　　既然原罪问题是个“小辫子”，那就有随时被扯的可能。这种不知道何时发作的担心，成了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心头的重负。这也许是仰融感慨的真正内涵。

对原罪问题要一分为二

的确，有些民营企业家有严重问题，但对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

如民营企业“空手套白狼”的工夫是原罪的一面，但“空手套白狼”也有境界高下之分。比如汇源现在鼎鼎大名，但当初就是“空手套白狼”起的家。老板朱新礼1992年辞职下海，买下当地一家亏损超过千万元的罐头厂。所谓买下，其实打的只是一张远期期票，当时朱并没有钱。朱答应用项目救活罐头工厂，养活原厂数百号工人，外加承担原厂450万元债务等条件。

他将罐头厂拿到手后，当时手头缺钱的朱想到的办法是搞补偿贸易。补偿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用做法，在朱新礼那时国内却鲜为人知。朱通过引进外国的设备，以产品作抵押在国内生产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将产品返销外方，以部分或全部

收入分期或一次抵还合作项目的款项，一口气签下800多万美元的单子。朱当时答应对方分5年返销产品，部分付款还清设备款。1993年初，在20多个德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朱的工厂开始生产产品。后来朱新礼又先后在德国摩尼黑和瑞士洛桑签下业务：3000吨苹果汁，合约额500多万美元。朱由此掘得第一桶金。

类似朱新礼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据最新一份对广东、浙江、吉林等省的调查报告表明：九成以上的私企业主来源于普通的劳动者，大多数原始资本的积累是合法的。报告引述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内地的私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的环境、起点和方式都有自身的特点。其中77.4%的私营企业主来源于工人、农民供销员、军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17.4%从个体工商户脱胎而来。总体上看，90%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曾是普通劳动者。

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中，存在不少的不公平分配、占有甚至犯罪，但在一个体制变革的时期，毕竟发展是最主要的，市场的建立也是从无到有，市场规则的确立也需要一个过程。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是在发展了一百多年才形成的。最终，中国还是需要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原罪问题的考证，其意义将日渐淡化。“风物宜长放眼量”，重要的还是发展，还是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