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回扣腐蚀的中国医生
我知道回扣这回事早在1991-1992年，那时我还是实习生，在上海顶级医院实习，就已经看到偶有药商出入科室，但还不成“规模”。见到过一次药商向老师塞钱，老师推辞不要，最终可能还是要了。那时的回扣还很羞羞答答，医生的斯文还没有彻底撕破。
1992年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直到1996年，我没有接触过回扣，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医院比较基层吧。回扣是从中国大医院开始的。1996年后，就有了零星的回扣，一般医生一个月几十到几百元。我本人是徘徊在二三十元左右，等于是零花钱。这时的医生还不至于为了回扣狂乱开药，大部分人是按照医疗原则开药，所在的药中有回扣的，药商就会给你回扣，你不要，药商就自己拿了。我承认我拿过，但是，决没有为了回扣而乱开药。
1997到1998年，我到某省大医院进修，才见识到真正的回扣。在这家大医院，回扣已经蔚然成风。科室的回扣一般是掌握在某一位教授手上，每月分给科室医生，进修医生是一分钱也没有的。但是，进修医生有一个渠道可以拿回扣，那就是急诊，因此，进修医生很愿意轮转到急诊科。因为进修医生是经过考试的，大多数有独立值班能力，在急诊可以独立诊疗。药商直接与开方医生兑现，非常快，几乎每周都可以兑现。一个进修医生一个月可以非常轻松的拿到三四千回扣。据说，某偏僻县医院的医生来进修后就舍不得走，赖了三年，靠回扣回家做了一栋楼房。但是，绝大多数进修医生没有这样的“好事”，基本上一到两个月就轮进病房做“苦力”了。我拿了没有呢？拿了，就呆一个月急诊，大约拿了1000多点。但是，我自信没有为了回扣而乱开药，更没有小本本。
进修后往回倒医院，医院里也渐渐染上此风，这一股风已经吹遍全中国，当然比省级大医院还差得很远。此后，愈演愈烈，药商实际上成了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比院长多多了。这时的医生分为两种，一种开始为了回扣而开药，他们的收入就很可观；一种按医疗原则开药，回扣是被动接受的。后一种又分两种，一种接受，一种不接受。此时的我是第二种里的第一种。我见过即使开了回扣药，也坚决不收一分钱回扣的医生，那是我的老师，她是黄石市的医德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被称为“天使中的天使”。这样的人，放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
进入2000年后，回扣早已路人皆知（蛆虫除外）。实际上，医生根本无法回避回扣，因为医院里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回扣的药了。除了个别不食人间烟火的医生（如我的老师、胡为民医生等等），最好的医生也就是被动收回扣吧。
在2005年以后，我的医学观发生巨大变化，医德水平因之发生本质改变，因为我接受了循证医学的洗礼。从那时起，我竭力使自己开出的每一个处方都接近循证医学的要求。在门诊，我经常教育患者，让他们放弃无证据的药物，让他们减少不必要的药物。因此，我的“被动回扣”也日益减少。因为开药太少，药商渐渐也并不找我。找我也没有用，因为我有时还教育药商。这些故事，在我早先的博客里还有记录。我渐渐脱离了回扣，这是我行医生涯最值得自豪的蜕变。
在2007年，全省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整治活动，黄石开展了自查自纠。要求时段两年半，上缴回扣款。按理论计算，我应该上缴437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我不是一个拿回扣的医生。当人渣们居然要举报我拿回扣时，我的底气之壮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
2009年后，我进入行政部门，不再坐诊开处方。我的回扣就彻底变为零。现在，我的工作变为打击回扣。为了打击抗菌药物滥用，我得罪了很多人，甚至有人通过社会人员对我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我都不怕，人渣们的举报，我何惧哉！
回扣已经不仅仅是药品，还包括耗材，更是一个黑洞。卫生和检察部门没有不清楚的。回扣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中国医生的本质，它使中国医学在中医中药、输液、抗菌药物使用等等方面与世界医学主流背道而驰。如果没有强力的扭转措施，中国医学将不可避免的奔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打击回扣，希望政府出重拳！摧毁与回扣有关的各种环节和途径，比清算医生的贪念更为关键；如果必须清算医生，甚至五年前的437元也不能放过，那么，把我也算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