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的谎言与真相

　　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文化界报道所谓“日中战事”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具体的规定。这些如临大敌的严苛法令，好像撒下了一道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所有奔赴中国战场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统统笼罩其中，任何人也不敢冒成为国家“叛徒”的风险，去表现侵华战场的血腥真实情况。一时间，日本所有舆论机器都开足马力，针对全体国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宣传战”。各种“战时佳话”、“军国美谈”、“爱国美谈”层出不穷，文学作品成为侵略事业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作家、记者沦为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士。

　　然而，就在日本举国千篇一律的战争谎言中，居然出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作家，勇敢揭穿了“皇帝的新装”，绝无仅有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创作了一部反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真实暴行的文学作品，引起一场惊天动地的精神地震。

　　这位传奇作家就是石川达三。

　　惊世骇俗的《活着的士兵》

　　1937年12月29日，南京大屠杀刚发生不久，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约定为该杂志写一部反映日军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l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来到日军在南京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第十六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他们于1937年11月从华北战场调到华中，成为进攻南京的主力。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称为“魔鬼”，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

　　此时的石川达三，已是日本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记者出身的特殊阅历，使他擅长创作重大题材、反映深刻社会现实。作为深谙文学艺术规律的作家，石川达三对自己的创作向来要求甚高。他曾经说过：“我写小说之前，不能不考虑好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写，写些什么，要是不弄清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是不动笔的。”

　　成天目睹报纸杂志上那些粉饰战争、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石川达三早就倒足了胃口。他不愿轻易让渡出作家自由创作的艺术权力，决心摆脱日本军部的政治指挥棒，不按那套僵化无聊的宣教模式，而是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出发，酝酿创作一篇主题更为深刻的文学作品，集中表现“战场上的真实”。怀揣这样一种强烈的艺术冲动，他主动申请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他直言自己采访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没有谎言，没有隐瞒，充满了不道德、残虐、凶暴和恐怖的战争的本来面目”。

　　石川达三深知，从那些争相邀功请赏的将佐军官那里，是无法得知战场真实情况的。面对记者的镜头，他们永远面带微笑，将一个个“忠勇义烈”的谎言编造得冠冕堂皇。于是他在南京逗留期间，除跟部队长有过两次简单敷衍的寒暄外，其余时间都跑去和底层普通士兵混在一起，“和他们一同逛街、喝酒，到处看战斗遗迹，听他们讲从上海登陆以来的战斗经历”。

　　惨烈屠杀后的南京城一片废墟，恐怖未散。而那些参与暴行的士兵们显然还沉浸在战争和屠杀带来的兴奋情绪中，他们指手画脚争抢着给石川达三讲述自己的“英勇事迹”。面对尸横遍野、耸人听闻的种种人间惨状，这些亢奋不已的士兵没有流露出丝毫怜悯同情，把所有血腥虐杀都当作引以为荣的战功之谈。在第十六师团采访的七天中，石川达三的灵魂每时每刻都深受震撼，越是深入了解十六师团一路杀伐无数的“赫赫战功”，越是接触手上那些血迹未干的普通士兵，石川达三的心情就更加复杂难言。他所了解到的真实战场，与日本国内众口一词的报道迥然不同。他后来谈及在南京采访的情形时曾说：“我最想了解的不是战略、战术之类的问题，而是个人在战场上的状态。”日军在战场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如何生活，人们平时的道德、智慧、正义感、恐惧心等，在战场上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切都引起了石川达三的深沉思索。他无数次亲身感受到，每一名日军士兵既在残酷的战场与敌人厮杀，同时也在和自己那点最后残存的人性互相搏击。

　　石川达三决心把创作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本身”上，把自己采访期间的见闻融入到对人性、对战争的追问思考，努力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因此，他要着力刻画的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真实可信的士兵，即“活着的士兵”，而不是当时舆论广为宣传的所谓“神兵”。

　　回到日本后，石川达三顾不上洗去战场上的风尘，在1938年2月1日至10日约十天时间里，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约八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刊登在1938年2月出版的《中央公论》第三期上。

　　石川达三在这篇作品最后的“附记”中强调：“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进行相当的自由创作的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此地无银的避嫌之语，这篇作品的实际价值恰恰建立在它高度的真实性上。

　　《活着的士兵》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的西泽联队仓田小队几个下层官兵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战役过程中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现日本士兵如何一步步由正常人，逐步在疯狂的战场丧失人性，变成可怕的吃人魔鬼，和冷血残酷的杀人机器。尽管作品有“战场环境决定论”和“人的本能论”等为日军暴行开脱辩解的错误倾向，但却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历史真实，循序渐进地表现了战场上一群日本士兵内心深处“人性”与“非人性”的斗争纠葛，十分震撼地展现了他们人性畸变的复杂过程。

　　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他根本不加询问，就在河岸上挥刀砍下青年的脑袋，将尸身扔进河中，若无其事地回到营地，谈笑风生。笠原伍长对待中国军民冷酷无情，对他而言，“杀死一名敌兵与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两样。他在进行杀戮的时候，从来不会动情”。

　　其他官兵都羡慕并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和铁石心肠，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

　　戴着眼镜的小学老师仓田少尉多情善感，从军后每天坚持写日记。他一边满怀温情地给学生们写信：“同学们，你们好吗？老师我有幸在军队中服务，一切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快快长大，为国家效力。”另一边他却在战场上勇猛冲锋，“已觉悟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 　　一等兵近藤日益麻木冷酷，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这个以救人生命为职业的近藤医生，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将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她双手拽住匕首痛苦地呻吟着，正像制作标本时，用大头针钉住的螳螂一样。她经过一阵痛苦的折腾后，终于不动了，死了。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随军僧片山玄澄本应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他左手腕上缠着佛家的念珠，右手挥着一把工兵锹，接连劈死五六个中国人。当他那凶狠的锹头接二连三地劈进中国兵的脑袋时，他手腕上的佛珠发出哗啦啦清脆的响声。他早已把宗教信仰抛到九霄云外，从慈悲的和尚变成酷烈的凶徒。

　　一等兵平尾在战场陷入狂躁的神经质，原本浪漫感性的青年，参战后变得冷酷无情，杀人无数。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影响了日军休息，平尾便狂吼着冲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而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把他一刀刺死。相反，他为无法给团长做饭时放点糖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些疯狂的日本兵以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很强”为由，对战区所见到的老百姓“格杀勿论”，在大街上像猎犬追兔子那样到处寻找女人，每个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样恣意妄为。至于中国百姓的财物，他们更是认为“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有的士兵“即使只买一个罐头，也要抓一个过路的中国人替他拿着，等回到驻地时，还打中国人一个耳光，大喝一声‘滚吧！’”

　　坦率地说，由于创作时间极其匆促，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不算高。《活着的士兵》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士兵的暴行写真集。为了欺骗舆论，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杂志之一，《中央公论》一向被视为日本言论界的风向标。而现在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忽然发表了《活着的士兵》这样直逼战争真相的作品，“大东亚圣战”的光环和谎言不攻自破。作品一经发表便如巨石投水，不但在日本国内激起惊天波澜，甚至还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关注，令日本当局坐立不安。此时，日军在台儿庄激战正酣、徐州会战如火如荼，正处于所谓“节节胜利”之际，关键时刻却公然出现了这么一篇“动摇军心”的小说，日本军部的气急败坏可想而知。

　　《中央公论》是一份明治时代就已创刊的老牌刊物，向来以大胆尖锐著称，但刊登这样一篇十分“敏感”的作品时，还是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编辑们反复审读了稿件，小心翼翼地删除了其中约八十页的“出格”文字，几乎占原稿的三分之一，致使最后发表时留下很多“空铅”的印记。可这样一个“洁本”正式推出的当天，厄运就接踵而至。内务省立即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紧急命令，让众人目瞪口呆：立即收回该期杂志，全面禁止发行！

　　当时石川达三正要和编辑们举杯相庆，满以为自己的那点小聪明骗过了军部的“法眼”，殊不知一场暴风骤雨，正劈头盖脸袭来。

　　飞来横祸

　　壁垒森严的日本警视厅，审讯室里一派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

　　一场来势汹汹的审讯正在进行，戴着手铐的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接受警方调查。

　　警察：你在从军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写着呢。

　　警察：你写的，都是你看到的东西吗？

　　石川：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实！那不是牵强附会，造谣惑众吗？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从这份审讯记录可以看到，警方不可遏止的愤怒之情跃然纸上。当时日本国内严密封锁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任何真实消息，连从中国战场回国探亲的日本士兵，也不准单独会见亲友，更严禁散播有关南京暴行的“小道消息”，否则将受到严惩甚至判刑。《活着的士兵》公然违反禁令，让日军暴行晾晒在世人眼皮下，日本当局出奇的震怒超出想象，一场惊涛骇浪般的风暴骤然降临。该期杂志不但因为“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立即查禁，作者石川达三也因此被关进了黑牢。1938年8月4日，日本当局迅速做出处理：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被起诉，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侵华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惹下的“笔祸事件”，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本身意味深长，它不是对普通犯罪的惩罚，而是想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胆敢自作主张的作家们传达一个强硬的信息：战争时期的文坛必须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日本“国策”的宣传需要。舍此而外，军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一记当头闷棒立竿见影，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日本文坛基本绝迹了。日本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充斥的是歌颂“皇军圣战”的报道，日军士兵则与中国百姓亲密无间，一派“王道乐土”其乐融融的景象……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说：“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的那只有日本人了。”

　　令日本人想不到的是，中国人及时为他们保留了这份战争存照。

　　也算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活着的士兵》在日本公开存活的寿命虽然不到一天时间，却以电波般迅猛的速度在中国传播繁衍，出现了一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热潮。上海和广州都很快翻译出版了夏衍、张十方、白木的三个译本，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尤其是夏衍的译本，1938年7月就出现了初版，10月再版。到1940年7月，已经出到第四版。抗战时期，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传播中，《活着的士兵》是版次最多的译作。它在当时的中国引起的反响，超过了战时的任何一部外国作品。而自该小说发表后，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致强烈谴责日军的血腥暴行，令日本当局颇感头疼尴尬。 　　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一位日本作家敢于仗义直言，因为揭露日军的真实残暴而招惹“笔祸”，锒铛入狱，石川达三从此作为一位坚持真理、坚守良知的正义作家形象，铭记在中国人心中。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抗日时期出现的“人道主义”典范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的先进作家，甚至称他是“反法西斯斗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46年，这篇作品的单行本重新出版。日本许多评论家将这篇作品列为日本反战文学的代表，石川本人则因这篇《活着的士兵》因祸得福。

　　鉴于“笔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48年3月，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十二人名单，石川达三赫然名列其中。石川达三站出来大声喊冤，声称自己创作的《活着的士兵》具有浓厚的“反战”色彩，因此被日本军部政府判刑迫害，从而对美国占领军给予自己的处分提出异议。美国占领军当局很快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于是一部战时惹来“笔祸”的出轨之作，战后却成为他免于受罚的挡箭牌。

　　石川达三真的是战时日本唯一“良知”仅存的作家，是一位敢于在白色恐怖中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的“反法西斯斗士”。但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石川达三还有更多精彩表演。

　　1938年9月，从著名作家沦落为“全民公敌”，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只要了解他苦难的人生经历，和获罪之前来之不易的人生成就，就会理解他内心的这种“屈辱”如何沉重。

　　石川达三是位苦出身的穷孩子。他生于日本东北的农村，父亲石川裕之助是位中学英语教师。家中兄弟姐妹多达十二人，家境非常贫困。他少年时代起就随父亲多次转校就读，生活充满动荡。九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因病早逝，他被寄养在叔父家中，后由继母接回家。他十三岁时，日本发生“米骚动”，使年少的石川饱尝生活的艰辛。

　　1925年，石川达三来到东京，寄宿在长兄处过了半年单身生活，不久考入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1927年，正当石川达三在进大学就读抑或弃学谋生之间徘徊时，他投给《大阪朝日新闻》的应征作品《幸福》当选，领到了一笔奖金，这才使他得以进入早稻田大学英文系学习。可惜这笔奖金未能维持多久，到1928年，石川达三又一文不名，在早稻田大学英文系仅仅念到二年级，就因经济困难只好退学了。这一时期，他困苦失意，生活无着，虽有志于文学，然而为了糊口，不得不四处奔波。

　　1930年，二十四岁的石川夹杂在九百五十人的移民队伍中，从神户港出发奔赴巴西。石川达三本来打算移民巴西后，长期居住在那里务农为生。然而，一踏上巴西的土地，他的移民美梦就被无情粉碎了。那里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到处是毒蛇猛兽，疟疾横行，他在咖啡园里做牛做马，艰难繁巨还不如在日本当一个农民。在巴西，许多日本移民由于工资太低依旧不能糊口。半年后，沮丧的石川达三被迫回到了日本。

　　这段痛苦的移民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认识，即移居他国并不能改变日本人的命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他曾经希望国家通过改良政治来实现富强，但最后都失败了。最终，他和许多人一样把目光投向了战争。因为他亲眼目睹日本多年来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打败俄国、吞并朝鲜、侵占满蒙、觊觎中国，每一次战争都如同一次豪赌，为日本捞回丰厚的资本。

　　那时的日本每逢政府发动战争，日本各阶层大众，从士兵、妇女到学生无不狂热支持。当前线连战连捷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正当性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天皇崇拜、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感极度膨胀，浸濡其间的石川达三同样不可自拔，他把战争当成解决日本国内的经济、人口危机的重要手段，并且认为一旦发动战争就必须取得胜利，哪怕打到让子孙来“还债”也不能认输。

　　这段移民经历，就是他内心拥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来源。

　　1935年，他以移民生活为素材，创作发表了小说《苍氓》，荣获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一举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重要地位。石川达三本来缺乏自信，对自己创作中的写实手法更是没有把握，是《苍氓》的获奖给了他肯定和鼓励。从此以后，他便坚定地沿着这条以真实性为创作原则的道路走了下去，成为一位出类拔萃、风格独具的优秀作家。

　　正当他在事业上柳暗花明、踌躇满志的时候，没想到成也一支笔，败也一支笔，在他三十三岁这年会遭遇如此巨大的“血光之灾”，因为一篇别出心裁的小说而罹此大祸。虽然满腔怨愤，但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石川达三敢怒而不敢言，内心的沮丧苦恼无从言说。

　　“戴罪立功”

　　也许日本当局也觉得他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应该对正在进行的“圣战”有更多贡献，所以有意放他一马。很快，石川达三就获得了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

　　一个人若想站起来，那他得从自己身上先站起来；一个人若想摆脱奴役，那么得从自己挺起胸膛做人开始，而不是继续自甘为奴。如果没有价值观作为支撑，没有沉重的责任感，包括承担自己行为结果的决心，勇气就只是一时鲁莽。石川达三的迅速投降，早已埋下了伏笔，此时的转向自然水到渠成。

　　由于受到国法制裁，不仅个人前途受到影响，连所任职的《中央公论》社也受到牵连。为此，石川达三深感内疚。他积极寻找为自己，也为《中央公论》赎罪的机会。军部决定派遣石川再次从军后，这次《中央公论》也学乖了，为释前嫌，特别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专门发表了石川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当时那种严厉的政治氛围中，也许无法过于苛责石川达三的人生选择。对于一直生活在日本的一位作家，想要背叛国家的主流文化，谈何容易。战争期间，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极少数正义作家流亡到中国之外，所有的日本作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离开本国，而是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四千之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国，除了八十多位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文艺家之外，上千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都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即使被迫滞留德国的作家，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抽屉中不发表，也不和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德国产生了许多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作品。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名著《菊与刀》中提到：日本人极为注重名誉，“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为了争取恢复自己的“荣誉”，石川达三这次备加努力。在中国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回到日本，他的创作更为积极神速，很快就拿出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

　　1939年1月，这篇“改过自新”后的作品依然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可以看到石川达三仍然心有余悸的表白：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为了小心地避免再次惹下“笔祸”，《武汉作战》只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一开头，石川就迫不及待地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周旋工作，但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做着抗日的准备，战争到了非打不可的状态。日本本来不想打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石川达三完全变成了拿着粉刷粉饰战争的工匠，《武汉作战》对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的肯定和歌颂让人肉麻。此前《活着的士兵》中，他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以表现战争中人性的“异化”。而在《武汉作战》里，他全力渲染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试图抵消《活着的士兵》中有关“负面”描写造成的不良影响。于是《武汉作战》中，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一个也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诬蔑蒋介石及中国抗日军队。他信口雌黄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出来的，并引用了“据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攻击蒋介石：

　　自从出了蒋老介，闹得地覆天又翻。亲爱同胞遭祸灾，大户人家财产尽，小户人家变炮灰……损失数目实难猜。公敌就是蒋介石，难民不尽滚滚来，无衣无食无遮盖，生活艰苦实难捱，呼唤和平快到来。

　　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使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

　　在石川达三的笔下，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侵华战争简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他声称“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下一个作战区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痛烈的洗礼，就不会迎来和平”。

　　这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得不伦不类的“歌德式”作品，固然使石川达三暂时为军部立下一“功”，却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文坛的声讨和批判，认为其“内容荒谬到不得了”。

　　石川达三将日本兵神化的同时，已放逐自己跌入了野兽般的疯狂野蛮，置身于一种南辕北辙的妄想狂幻境。因此，石川达三把日军在武汉战役中的胜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跃进”。他高声赞颂：“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

　　石川达三标榜《武汉作战》是“一部真实的战记”。但几十年后，当他回头去看自己这些形同一堆废纸的“工作成果”，面对那些颠倒黑白、谎言连篇的呓语，作为一名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作家，他是否会感到自己的这段生命被徒劳无益的事情劫走，仿佛被别人做了手脚？他是否也曾有那羞于启齿的一瞬间的难受？

　　美丽的“误会”

　　诗人海涅曾写下这样愤世嫉俗的句子：“我死时棺材中放一剑，勿放笔！”这正是石川一生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石川达三是日本文坛一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另类作家，《朝日新闻》曾评价他是战斗了一生的“直言居士”，说他“一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通过文学对现实生活中的歪风邪气、腐败和不公平进行挑战。他不怕自己成为少数派，坦率地发表意见，挑起文坛的争论，是一位有着反骨的人物”。

　　日本的文学奖名目繁多，其中芥川奖最负盛名，膺任该奖评委之炙手可热更不可想象。然而，担任该奖评委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石川达三，却以“看不懂年轻作家的小说”为由，于1971年将评委一职婉言璧还，一时舆论哗然。他对文学的忠诚，以及高尚的思想情操，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他也是一位敢于发出与主流文化不协调声音的作家，这在日本文坛为数不多。从《活着的士兵》开始，他就对人性冲突、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具有独立深刻的思考洞察，以猛士的姿态，对各种时事弊端进行口诛笔伐。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目标：

　　我写了四十多年主要明确了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而写？为什么目的而写？目的不明确，我是写不下去的。因此我的作品以揭露社会的不正之风和不合理现象居多，创作就是我的斗争，作品是斗争的手段。

　　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石川达三和他的《活着的士兵》，所有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作者是否具有反战的创作动机，是否可视这部作品为反战作品？然而石川达三尽管是一位具有犀利批判锋芒的孤独作家，终其一生都敢于挑战强权与时俗，但如果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是“反战作家”，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他对南京大屠杀前后判若两人的解答，就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态。

　　1946年5月9日，石川接受《读卖新闻》的采访时，这样回忆南京大屠杀的场景：“我没有赶上日军进入南京城的仪式。正月，我到达南京时，街上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国际检察局的审问时，他也承认自己“把南京的屠杀替换成发生在其他战场上的事件写入了小说中”。

　　然而时隔近四十年后，1985年在石川去世的三个月前，日本评论家、近现代史研究者阿罗健一曾请求采访石川。石川因病拒绝了采访，但对阿罗的求证却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到达南京时距日军进城已有两周，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

　　这个曾经的良心作家，前后自相矛盾的价值立场已暴露无遗。随着战后日本文学存在不同程度的淡化、模糊侵略战争的趋势，作家们也企图否认掩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石川达三无疑也加入了这种噪音大合唱。

　　石川达三这种褊狭顽固的国家主义立场，其实从未改弦更张。在日本战败后的短短几年中，当确信日本政府不会积极追究他们这些战争“协力者”的责任后，石川达三和许多“笔部队”作家就结束蛰居状态，又开始招摇过市。他甚至在《时代的认识与反思》一文中公然表示：“我不后悔，假定日本再打一次战争，我仍然极有可能再一次重复同样的错误。”

　　1970年代，在石川达三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他就这样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至于当年因为《活着的士兵》被查禁，自己也被判刑一事，石川显然是不服气的。1985年记者采访他时，他仍说：“当时，我也不服，可是我不想上诉。上诉也无济于事。我问心无愧，现在也仍然如此。”而所谓问心无愧，实际上是指自己并没有做对国家有愧的事，自己并不想与国家唱对台戏。就是这种不服气，驱动他在二战结束后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风中芦苇》。当年军部的惩处，一直使他无法释怀。《风中芦苇》以他当年闯下“笔祸”被判刑惩处的故事为原型，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专横跋扈和腐败无能，尤其是以自己的“切肤之痛”谴责了日本军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事实。石川达三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己的创作动机：“这是我对战争期间的国家权力和军部的小小的复仇。我觉得我有义务写这部作品，这种义务也许是我的一种泄愤。”

　　这部《风中芦苇》是石川达三对军国主义者最痛快淋漓的一次反击，可惜这只是出于为报一箭私仇而打了一只“死老虎”。更何况，石川达三在作品中反对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反对“战败”。小说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日本知识分子对军国政府“战败”的痛恨，主人公苇泽悠平尽管被刻画成“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但他反对的只是军方不让他们表达真实意见的专横行为，一旦当局要严厉制裁他们这些不听话的“自由主义者”时，苇泽悠平很快便屈服了，开始按照军部的要求刊登为军国主义鼓噪的文章。《风中芦苇》如同一部石川达三的“灵魂自供状”，苇泽悠平显然就是石川达三自己的化身――他们眼里所谓的“正直勇敢”，换一种说法其实就是“投机时势”和“明哲保身”。

　　事实上据学者王向远先生研究，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二战中日本的国家道路。只要受到“神国意识与天皇崇拜”影响的日本人，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战争观与历史观。在石川达三的许多战争作品中，对于天皇一直是从正面进行描写的。士兵们在牺牲前还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

　　石川达三本人就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制作，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1943年，石川达三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此后他还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

　　此次会议，英美方面亦必有所闻。他们知道了东亚的文学家，今已开始实践东亚的建设工作，其对东亚的野心，必受到重大打击的吧。

　　天人交战的艺术悖论

　　那么，人们可能不禁要问，自始至终拥护侵华战争的石川达三，当初为何非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创作《活着的士兵》这样一部招来横祸的作品呢？这里是否隐藏着更加深层的悖论？

　　其实答案只有一个：石川达三实在是好心却帮了一个“倒忙”。他反对当局对日本国民残暴专横、僵化无能的动员方式，他想用一个文学家的艺术本领去纠正政治家们的宣传偏差。

　　石川达三认为，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就有必要让国内人民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如他所言：

　　国民把出征的士兵视为神，认为我军占领区一下子就被建设成了乐土，并认为支那民众也积极协助我们。但战争决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想，为此而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真正使国民认识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时局采取切实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这种理念在他战后创作的《风中芦苇》中，通过主人公苇泽悠平的口阐释得更为清楚：

　　动员国民则有动员的步骤，只有国民充分被说服，才能按着国家指出的方向走……你们是把绳索套在国民的脖子上拉着他们走。我们是想做内在的工作，使国民的思想朝着一个方向走。

　　由此可见，石川达三反映战场的真实，主观目的决不是要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日本国民，让他们知道战场上的士兵是“人”而不是“神”。那些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不过是特殊战争环境驱使下人的“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无法避免的战场行为。国民只有了解这种真正的“战争伦理学”，“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更好地支持这场战争。作品对笠原等人心理变化的描写虽然不够细腻，但仍然触及了日本士兵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作品，无疑比那些假大空的“战地报道”更能打动日本民众，使他们理解爱戴这些有血有肉的真实“皇军”。因此就不难理解，石川达三经常强调的那句话：“我宁肯牺牲作品的艺术性，也要保持作品的社会性。” 　　另一方面，出于一名优秀作家的艺术本能，石川达三不会甘于浅尝辄止去描写刻画他笔下的人物。他也想着力探究《活着的士兵》中那些被驱使到战场上的普通一兵，如何逐步异化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但他没有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深入挖掘人性，从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真正的思想性。他的笔触伸向了日军士兵面对战场杀戮时的道德苦闷与精神惶惑，但却没有否定侵华战争的根本信条；他或许对那些中国受害者寄予了些许“人”的同情，但并没有勇气超越自己国家民族的界限，同邪恶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他只是比战争中的其他日本作家、记者更多一些人类的基本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又让他在良知与罪责、艺术和政治之间纠葛挣扎。从《活着的士兵》可以分明看到，两个石川在天人交战，激烈撕扯：一方面，他认为应该把日本士兵的残暴行为真实地描写出来，其间自然流露出一些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应该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这样，他又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理由为日本士兵的残暴行为进行辩解。

　　日本学者岩上顺一在战后尖锐地指出：“日本军队的战斗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石川达三始终在回避去抓住战争的这种本质。”要而言之，石川达三看待战争的眼光并未“超越国境”。因此，其作品一方面描写日本军部的残暴无能，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歌颂日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正如学者刘炳范所言：

　　由于许多日本作家在战争中既是侵略他国的“加害者”，又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他们是以日本民族主义立场认识战争的。

　　《活着的士兵》折射的正是石川内心的矛盾冲突与价值取向的茫然无措，因此也导致后来的评论家们众说纷纭，有赞他是“反战作家”，有批评他是“军国主义作家”。事实上对于《活着的士兵》，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描写日军的残暴行为，被他作品的真实性所震撼，从而忽视了他对日本士兵乃至整个侵华战争的辩护，也就不可能对他的作品进行真正的理性批判。

　　石川并没有像日本文坛德高望重的作家幸田露伴那样，在战争期间敢于不迎合当局而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像当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那样，以其大气的民族气节真正地反思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回顾反思石川达三惹下的这起“笔祸”事件，不由使人深刻反思一位作家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艺术良知，恰如1949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那段振聋发聩的致辞：

　　一位作家在他的工作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因为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

　　王龙，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远去的身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