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王和平
11月19日，有雾，入秋以来济南最大的一场雾。
中午从西郊殡仪馆回来，雾略淡了些。抬头看看天，太阳出来了，不过，是晃眼的惨白。
去西郊，是送同事王和平。今年9月，他突发脑溢血住院，又引发并发症。11月17日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正在家看稿子，接到同事的电话：王老下午走了。
返回书房，坐着抽烟。窗外，是漆黑的夜。
自认识王和平，就知道报社的人都管他叫“王老”。王老其实年纪并不是很大，今年刚61岁，退休还不到一年时间。
认识王老有几年了，他在集团新闻研究所工作，有时候碰见了，喊一声“王老”，他就点点头，走过去。所以，一直觉得，王老不苟言笑，很严肃。3年前，我到《青年记者》编辑部工作，和集团新闻研究所在同一层办公，办公区又紧挨着。虽说整天见面，但王老依然是不苟言笑，很严肃。2005年八九月份，集团把《青年记者》编辑部与新闻研究所合二为一，我与王老成了真正的同事。他每天都早早上班，到点才走。印象中，他就请了两次假早下班：家里其他人有事，他早回去为80多岁的老母亲做饭。有老同志告诉我，王老是个大孝子。
三个多月后，到了年底，他就退休了。
同事的三个多月，每次部门例会后，就陪王老在会议室抽支烟。王老平日话不多，真聊起来，话也不算少。一次，很偶然，发现王老左手除去大拇指以外的四指全都没有了！认识好几年了，头一次发现，很吃惊。王老说起来轻描淡写：“文革的时候，在大众日报总编室做校对，那年头，没别的，就是乱。印刷厂搞运动厉害，搞生产的人手不够，就被抽调去印报。之前没干过印刷，也不懂。但报纸不能停，让去干咱怎能不去？当时，老总也被‘发配’去干印刷了。那时管理也跟不上，一次处理印刷断纸，手被卷进去了。还好，是左手不是右手。”后来，王老回到总编室，干校对，值夜班。再后来，年纪大些了，调到了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业务研究》。
退休前的那三个多月，王老让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感动。他小楷写得特别好，几十年了，行家说非常有功力。利用业余时间，他手录了《论语》等，作为集团对外交往的礼物。忙完后，他主动提出来，退休前给编辑部也写一批，跑发行和与其他媒体打交道时用。一个月后，他写了30幅，装裱起来，特别精美。一些媒体的老总看到后，都说好。这其实花费了王老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心里过意不去，想给一点“润格”，他拒绝了：“就是想退休前给编辑部做些贡献，别的干不了，这些还是能做到的。”后来，他干脆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到市地跑发行，他说：“不少市地记者站的站长都是老伙计，过去在总编室时常为他们收稿件，好说话一些。”现在，编辑部还有王老写的三幅字，其他的都送人了。这三幅，留着。
最后一次在会议室一块抽烟，谈及退休，他唯一一次大发感慨：“几十年，没干什么大事，就是干好岗位工作，多干好事，不干亏心事，不干坏事。回头看看，几十年，报社和领导们很够意思，咱就得对得起报社和领导，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活一辈子，图啥？名啊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计较这些有啥意思!”他说，干了一辈子，退休后，也没啥喜好，就是写写字。福建那边的朋友早就让过去帮忙写些东西，退了就能答应人家了。
临退之前，王老送给我他小楷手录的《妙法莲花经》，共三卷。他说，晚上抽空写的，花了半年多时间，写好后印制了百十来套，手头留得也不多了，我看你也是个好字的人，给你一套吧。当时，很感动，王老是真把我这个比他小很多的后生当“同事”的，尽管短短３个月。
王老退休后的大半年，就见了他两次，请他有空常回编辑部坐坐，他笑笑，摇摇头，说：“你们年轻，好好干，事业很大。”现在想起来，见面说话时，忘了问问福建是否成行。应该没有吧，家里有老母亲，老母亲又最听他的话，他是走不开的。
王老住院后，医院有规定不能去探望，怕影响治疗。没能去看望，有遗憾，也有愧疚。曾到王老家里去询问病情，王老的老伴刘阿姨很是心疼地说：“他这个人就是不听劝，你让他注意身体、让他去医院查体，他就跟你急……”
王老走的第二天上午，我到王老家看望刘阿姨。想说些宽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说“王老，人特别好，退休前还为编辑部的事操心……”。阿姨很难过，看得出这段时间也累坏了，身体很虚弱。她低头坐着，搓着双手，缓缓地说，“他这个人，唉！”
为王老送行，虽然是星期天，很多人不知道，但去的人仍然很多。
回来的路上，车窗外依旧是重重的雾气。同事感叹，“有缘分聚在一起，能志同道合地做一点事，已经是很难得了，其他都在其次。”是啊，人，就像一根根怀有梦想的稻草，会说话，会思考，但很脆弱。冥冥之手，用一根绳子，把一根根稻草拢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情，有了爱，有了融融的暖意。即便那根绳子断了，凭着各自的微弱之力，相扶相持，一样能够走下去。即便自己倒下了，也要留一份热和光，照亮同伴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