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搜神后记]
内容摘要:佛教对南朝志怪小说《搜神后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的神秘灵验传说及有关观念如业报轮回观、世界观、时空观、净土观分别促进了小说中灵异型、因果报应型、离魂型、复活型、仙乡型等几类故事的形成。从中既可见佛教“惩恶扬善”的劝诫意味,又可见魏晋六朝之际佛、道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关键词:佛教 搜神后记 故事类型 惩恶扬善
南朝志怪小说《搜神后记》[1],旧题晋陶潜撰,今存十卷。该志怪载有大量谈论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故事,本文暂不置论,仅对其中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作一探析。在今本《搜神后记》117篇故事(另有佚文几篇)中,与佛教有关的总计33条,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搜神后记》虽与其它“释氏辅教之书”(如《宣验记》、《冥详记》等)“宣教扬法”之主旨有所不同,但它仍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的神秘灵验传说及有关观念如业报轮回观、世界观、时空观、净土观分别促进了该志怪中灵异型、因果报应型、离魂型、复活型、仙乡型等几类故事的形成。从中既可见佛教“惩恶扬善”的劝诫意味,又可窥出魏晋六朝佛、道思想之间的斗争与融合。
一
虽然与一般宗教以对神的崇拜为核心有所不同,佛教否定神的存在,强调靠智慧解脱,而不以信仰、仪式等为其最根本之要素,但无可否认,作为宗教的一种,佛教自然也不例外地要包含信仰、教团、仪式等诸方面内容,被称为佛教“三宝”的佛、法、僧即是构成佛教整体的三大支柱。其中,“佛”原来指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后来也泛指一切佛;“法”指释迦牟尼所传授的教理,也包括后代佛教学者所阐发的教义;“僧”则指释迦牟尼建立的教团,也泛指一切信奉并弘扬佛理的僧众。在长期的发展中,关于佛教“三宝”的种种神奇故事也日益累积起来,成为佛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神秘光环。
在中国,宣扬佛教“三宝”神秘灵验的有关传说在现存许多南北朝僧人传记中均可见到,如梁释慧皎《高僧传》、梁释宝唱《比丘尼传》等。这些僧传虽说带有史传的性质,但其中颇杂虚妄怪诞之说。受僧教的影响,在同时期的许多志怪小说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志怪类型,即“灵异”型故事,它们有些与僧传故事同源;而从产生时间上说,有些僧传故事甚至是采集志怪而成。这些志怪故事在客观上起到弘教扬法作用的同时,也发挥了佛教惩恶扬善、劝恶从善的义旨。
《搜神后记》中记载佛教灵异的故事共7条,其中关于佛徒灵异故事的有5条:“比邱尼”写一比邱尼来投晋大司马桓温,尼每浴,必“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而“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以此警戒桓温“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温本“方谋问鼎”,闻之则以此戒惧而终守臣节。可见,虽然比邱尼的行为奇异怪诞之极,但透过故事虚妄的表层,作者劝恶从善的劝诫意味却可见一斑。“清溪庙神”写沙门竺昙遂死后成为清溪庙神。此验证了佛教所宣扬的六道轮回观之不虚(关于六道轮回,下文将详述)。其余3条——“佛图澄”、“昙游”、“竺法师”均见于《高僧传》。关于天竺僧人佛图澄,《高僧传》云其“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2],并言其他种种神通。《搜神后记》中“佛图澄”与“昙游”亦分别描述了二人的神异行为。这类传说故事大旨是为了宣扬佛门神秘灵验及佛法不虚。“竺法师”写沙门竺法师死后显灵,如约告诉王坦之死后情形,诫之“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与“比邱尼”条一样,佛教劝诫的意味显而易见。
另两条灵异故事是“蜜蜂螫贼”和“历阳神祠”。前者写一伙山贼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至贼破户,便有数万蜜蜂出而噬螫,群贼皆弃而走。虽然佛教否定神的存在,僧团戒律中也没有关于祭祀、礼拜和对佛陀崇拜礼仪的规定,但在佛教中,佛门乃圣地,神圣而不可侵犯,佛门器具亦不可亵渎,否则必然遭报。这条故事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后者写胡茂回能看见鬼,在历阳神祠见诸鬼不惧巫祝,而惟惧沙门,“回于是信佛,遂精诚奉事”。此条故事内容生动,其目的亦是说明佛言可信,同时佛法胜于巫道。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初入中土时却被视为道术之一种。史书载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将黄、老与浮屠并列,显然是视黄老之学与佛教学说为等类;在哲学上,初期传入的佛教般若学也确是依附魏晋玄学而发展起来。因此,外来佛教欲在中国立足并长期发展,必然要与中土原有的各种原始思想、宗教观念相斗争相融合,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长期既斗争又调和的独特景象正源于此。从“历阳神祠”这条小故事中,我们即可看到魏晋六朝之际佛、道思想之间的斗争。
这7条“灵异”型故事既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佛教的神秘灵验传说,也更发挥了佛教惩恶扬善、劝恶从善的劝诫意义,在客观上证实了佛胜道,体现出魏晋六朝之际佛、道思想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同时,这类志怪也影响了中国后来神魔小说的创作,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既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原型与题材,同时也影响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
二
“业报轮回”是印度原始佛教的重要学说之一。“业”本意指作为,“报”即“业”的后果,有业(因)必有报(果),否则业就不可能消失,二者之间是铁定的因果关系。“报”是通过生命的轮回来实现的,即众生的生命是循环往复的,每一个体都处在“三世”(前世、今世和来世)的生生死死的轮回之中,只有修行到“涅槃”,才能彻底超脱。轮回的空间是指欲界之五道或六道(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众生则依据前生的善恶行为而得到相应的轮回转生趋向。中国东晋末的著名佛教领袖慧远在印度这种“业报轮回”观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传统灵魂不死与善恶报应的思想,建立起与中国传统神不灭论和印度原始佛教“业报轮回”说不完全相同的“因果报应”说。他认为:“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三报论》)[3]而善恶不同的业则有不同的报应:“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同上)同时,慧远又以薪火之喻“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沙门不敬王者论》)[4]来证明形尽神不灭,说明不灭的灵魂是人生死轮回的报应主体。 佛教的这种“业报轮回”观及慧远的“因果报应”说在中国各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志怪小说的浸染也极为深刻。仅就《搜神后记》而言,就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志怪故事:“因果报应”型、“离魂”型及“复活”型。这三类故事总计20条,在本书佛教故事中所占总量最大。
其中涉及因果报应的故事共6条,分善报和恶报两种。“放龟”与“宗渊放龟”都是写放生得善报的故事。在4条恶报故事中:“羊炙”写一沙门不能救羊反食其肉,终“于此得疾,遂作羊鸣,吐沫”,后卒。“蛇衔卵”写三人煮蛇卵,后一大蛇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此二条均证明了杀生即得恶报。“三蔷茨”写一人因曾害死三只雏燕而致其三子“皆有声无言”,后经僧人指点而悔过,其子遂“言语周正”。此条既有杀生得恶报之意,又包含劝人弃恶从善的意味,说明只要弃恶从善,便能祛祸消灾,终得到善报。“素衣女子”写一杜姓人日暮乘船,遇一素衣女子,“遂相调戏”,后女子化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佛教认为“人生的命运、前途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和主宰,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5],提倡“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佛教徒需遵守“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触犯其中任一戒者,必然得到相应的惩罚。以上的故事即是这种学说生动、形象的证明。
“离魂”型故事共8条,其中,“董寿之”与“魂车木马”均写人死而灵魂与肉体相离游走。“形魂离异”写丈夫外出,而其身体犹在被中睡眠。后仆人被遣回家取镜,妻子“以奴诈”,遂“白驰其夫”。丈夫大惊,回来,结果形魂合一,不久即得怪病,终身不愈。也是一个典型的灵魂出游的故事。“周子文失魂”写周子文上山打猎,被一持弓之人唤其小名“阿鼠”,周子文不觉应诺,此人拉弓射向他,“子文便失魂厌伏”。“离魂”型故事中还有一类较为典型,那就是或以女性为主人公,或描写男女相遇而生爱情。在本书中有4条:“临贺太守”、“何参军女”、“陈阿登”、“张姑子”。这些故事虽然篇幅较短小,情节也不够复杂曲折,但其以女性或爱情为主题的趋向却可以说是六朝 “离魂”型志怪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搜神记》中“紫玉”、《幽明录》中“庞阿”等故事均是这类志怪的代表。
“复活”型故事一定程度上与“离魂”一类相似:往往也有灵魂出离情节,亦包含一定数量的爱情题材;所不同之处即是均以复活为结尾。本书中 “徐玄方女”、“干宝父妾”、“李仲文女”3条为爱情题材;其余3条是:“陈良”、“李除”、“郑茂”。表现爱情的六朝“离魂”与“复活”型志怪故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唐传奇《离魂记》、元杂剧《倩女离魂》以及清代著名文言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等都可以说与之一脉相承。
三
《搜神后记》故事中还有一类“仙乡”型,多讲凡人进入仙乡(洞窟)后发生的故事。这正是受到了佛教世界观、时空观及净土观的影响,同时糅合了中国本土的仙道思想、道教观念而得以形成。
在佛教的世界观中,通常将世界结构作两种区分:一是分为佛国世界和世俗世界;一是分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在第一种划分中,世俗世界从下往上又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种立体层次。欲界分六类,即前文所述的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其中,地狱又不止一层,有无数种,如“孤独地狱”、“八寒地狱”、“八热地狱”等;而天也不止一重,包括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或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在平面空间上,佛教则宣扬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世界平面结构。即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其他大地、山河等均围绕其排列,这样则构成一个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构成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构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则构成大千世界,合称三千大千世界。宇宙正是由无数三千大千世界所构成的无限空间。不仅在空间上,宇宙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每一三千大千世界消长一周期都要经历成、住、坏、空四期,这样无前无后,漫无终际。
佛教的这种“天、地、地下”空间的观念影响到文学上,则相应形成了文学作品中“天堂、人间、地狱”的概念,同时,“魏晋六朝佛教的弥勒净土信仰和一些关于佛国普遍存在的佛经故事”也或多或少对小说家产生了影响,如“净土三部经”之一的《阿弥陀经》中就描写了西方极乐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种种美好景象。当然,中国古代的仙道思想及道教的有关传说、观念信仰、修持方法等亦影响了仙乡小说的内容构成。神仙传说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老子曾幻想建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6];而道教讲究服食,认为长期修炼便可成仙,亦有“洞天福地”之说等等。正是这种佛、道思想、观念的糅合,才共同促成了“仙乡”型志怪故事的形成。
在《搜神后记》中,此类故事总计6条,均载于卷一中:“仙馆玉浆”、“剡县赤城”、“韶舞”、“桃花源”、“刘驎之”、“穴中人世”。这几条多写人误入穴中,穴口初狭而后则豁然开朗,芳草鲜美,良田丰硕,传有仙方灵药,既出而往往不得。“桃花源”一篇是其中代表:“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的仙乡美景。在六朝许多志怪小说中,这类故事往往与一些道家、道教传说故事杂糅一起,界限并不分明,在本书中亦是如此,可以说,“仙乡”型志怪小说正是东传佛教与中国本土仙道思想、道教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这6条故事均编于卷一之中,似乎表明这类故事的类型的成立。
虽然《搜神后记》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属“文人之编撰”,“他们非为宣教而作,编撰志怪乃为玩赏”[7],但从其中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内容来看,仍不可抹煞它所无意受到的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不同观念促进了六朝志怪小说中几类特殊故事类型的形成,它们或弘教扬法,或为赏心之作,多阐发佛教“惩恶扬善”的劝诫意味,并结合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小说模式,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晋]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345页.
[3] [晋]慧远.三报论[A].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88页.
[4] [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A].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86页.
[5]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56页.
[6] 朱谦之.老子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09页.
[7] 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38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