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中的人文精神

作者：沈金浩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04期

　　1993年至1995年学术界有过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的讨论，但那场讨论最终未能统一人们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而对这一概念，就连20世纪研究西方人文主义的权威人物阿伦·布洛克都说“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为避免谈得不着边际，笔者就自己所理解的人文精神作一界定：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是对人性、人道的存在状态及其走向的关注，是对人性、人道的应有理想状态的追求，对普遍意义上的真善美的捍卫。

　　如此来定义人文精神并以此来观照中国文学，可以看到这方面总体上是中国文学的弱项。西方文学史由于备受基督教精神的浸染，又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所以文学家的目光往往关注人性层面的内容，在文体上也较多运用戏剧和小说(其包容量适宜用于描述对复杂的人性、社会内容的观察与思考)。而中国文人较多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且文人官僚一体化的存在形态使大部分有成就且能留下作品的往往又与官僚生活、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文人较多地从社会的治与乱的层面上去考虑人的处境，关注的是个人的出处仕隐之类的问题，且较多地使用诗歌这种文体来进行抒情和描述。从人性、人道、人类命运层面上考虑问题的作品也有，只是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从仁、义、道、德(有时代烙印的德)的层面来考虑。

　　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作为古典诗歌的最后总结，在人文精神方面自然也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总体特点。清诗浩如烟海，有关体现上述意义范围里的人文精神的诗歌也往往星散于各人的诗集中，其显现的形式也往往是就事生议，不成体系，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梳理。从总体而言，中国古典诗歌充满人文精神的意蕴，但又非其精神基础。

　　在清诗中，上述人文精神主要显现于以下几种形态：

　　一、期望世风真淳以保持人性纯粹

　　社会的进化(或称演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导致来自人际关系的精神负担的加重，使人产生被罩于网中的感觉。中国古人的这种感觉由来已久，代代相传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悲叹，正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对精神家园的选择。追溯其源，这种感受及所产生的相应的抗拒实际上早在老庄之时就已经开始，老子正是讨厌社会变化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才希望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希望人们都复归于婴儿，希望社会永远停留于有器不用、至死不徙、结绳记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庄子又以混沌被凿七窍而死来说明这一点。陶渊明构想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境界也正是老子这种社会理想的具体化。而时间虽然又后移了2000年，清人依然继承了这种追求。康熙诗人万邦荣《偶感》诗说：“世无名与宦，人心皆太古；世无轮与蹄，人皆守乡土。造物凿混沌，驱人投网罟。谁能翔天外，超然黄鹤举。”这种感慨一方面由于反对社会变迁而显示出消极倒退的意味，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一种追求人格独立、但愿人性纯粹的希望，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至今依然有人向往并尝试去实践它)。与前代诗人一样，清代诗人也写了数不胜数的山水田园诗，而从陶渊明开始，山水田园从来就是诗人企求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心性上的自由的场所。“野水合渚涧，桃花成一村。呼鸡过篱栅，行酒尽儿孙”(施闰章《过湖北山家》)的生活，是诗人能够想到的保持人格独立和心性自由的可行方式，诗人们都认为，只有在远离尘嚣的乡村，才能找到未受污染的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山水田园诗在世界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发达，正显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形式，它的特色在于：目标——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真淳人性的保存；方式——逃避官场、洁身自好。

　　二、追求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

　　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是人文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即使生活于今天这样一个由于物质的相对充足、社会分工细化而带来的人生依附关系逐渐松懈的社会中的人们，也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保持人格独立的困难。在古代，生活于红尘俗世之中的人们不免为名缰利锁所束缚，文人的事业又系于出仕一途，封建官场的先天和后天的局限给文人们造成了选择上的无奈。因此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有意或者被迫地放弃独立人格。也正因此，一些诗人便在作品中赞扬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的人，以期这种可贵的人文精神能一脉不绝，同时为自己因保持人格独立而遭受贫穷孤独作心理安慰和自我勉励。清代诗人藉以宣示他们对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的题材非常广泛，历史上的正面、反面人物，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可以使诗人感触而起兴。王吉武《钓台谒严先生祠》曰：“行人系棹孤亭下，瞻拜高风心独写。纷纷名利独何为，堪叹征帆往来者。”吴雯《明妃》曰：“不把黄金买画工，进身羞与自媒同。始知绝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国士风。环佩几曾归月夜，琵琶惟许托宾鸿。天心特为留青冢，青草年年似汉宫。”在中国历史上，严光并非有过任何功业，如果不是曾经与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一同游学，那么他极可能没世而名不彰。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在过去的同学当上皇帝后主动地消失了，皇帝把他搜寻出来，请了3次他才到京城，之后皇帝来看他，他居然躺着不出来迎接。晚上与皇帝一起睡觉，竟足压帝腹。送个谏议大夫给他做都不要，宁愿到富春江去钓鱼。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更值得赞扬的也许是光武帝，他做皇帝而爱贤人，平等、热情地对待故旧，然而有趣的是文人对光武帝很少赞扬，而对严光则称颂备至。严光不肯于国于民有所作为，却得到代代不息的赞扬，其原因即在于在中国文化氛围里，想走进官场的人实在太多了，而进官场几乎就是丧失独立人格的代名词。因而严光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是蔑视富贵、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极品级”的榜样。对于王昭君，历代文人从各个角度吟咏她。吴雯的这首诗，从“进身羞与自媒同”的角度，歌颂了她宁可得不到宠幸，也不愿主动讨帝王欢心的清高人格，这种人格折射了诗人的精神追求。家道破落后的曹雪芹曾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敦诚《寄怀曹雪芹》诗却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要他忍受物质匮乏的折磨而坚持人格上的独立。黄景仁的《圈虎行》、舒位的《石季伦潘安仁》则通过另一类形象来批判失身降志、媚人求生者。虎之被人用来演马戏，自是不得已，而黄景仁责之曰：“不能决蹯尔不智，不能破槛尔不武……汝得残餐究奚补?伥鬼羞颜亦更主。旧山同伴倘相逢，笑你行藏不如鼠。”石崇、潘岳谄事贾谧，贾谧的外祖父贾充的宠妻郭槐封广城君，每次外出，石崇都降车路左，望尘而拜。故舒位嘲之曰“何苦低头拜后尘”。其实象黄景仁这样的贫苦诗人，又何尝不吃嗟来之食，然而在他们的美刺臧否之中，可以看到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始终是他们心灵处于黑暗牢狱时所仰望的一片天光。郑燮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劫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所颂扬的竹石精神，也正是独立人格的一个传统比喻。

　　三、捍卫真善 呼唤良心

　　人类社会的演进在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化的同时，也使真与善遭到了践踏，政治的需要可以压倒一切，虚伪与阴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良心在权力与利益的争斗中被吞噬。或许是因为历史积累的缘故，这种现象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似乎更加突出。而作为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反应，清代诗人比起前代诗人来，他们在揭露、抨击这些虚伪、丑恶方面笔锋更为犀利，特别是对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的反思，更有独立性。独立思考、大胆揭露也正是清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项羽和刘邦是楚汉相争时的对手，最后以刘邦获胜而告终。历史上有许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舆论也往往操控于胜者。且不论刘、项两人对历史的贡献，即以他们的个性而言，应该说也各有优缺点。陈平对刘邦说，“项王为人，恭敬而爱人”，而“大王慢而少礼”。然而项羽的鲁莽、残暴也远胜刘邦。他将二十几万秦军降卒一夜间活埋，一把火烧秦宫至大火三月不灭，把那个嘲笑他沐猴而冠的人烹煮。如果他最终得胜，对这样的人应该说也很难寄托多少推动历史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希望。然而清代诗人对待项羽和刘邦时往往同情项羽而讽刺刘邦，如蒋士铨《乌江项王庙》：

　　喑呜独灭虎狼秦，绝世英雄自存真。俎上肯贻天下笑，座中惟觉沛公亲。等闲割地分强敌，慷慨将地分故人。如此杀身犹洒落，怜他功狗与功臣。

　　再如王昙《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其三曰：

　　黄土心香一掬尘，英雄儿女共沾巾。生能白版为天子，死剩乌江一美人。壁里沙虫亲子弟，烹来功狗旧君臣。戚姬脂粉虞姬血，一样君恩不庇身。

　　而孙原湘的和诗的第三首也说：

　　愤王墓上草先秋，如此兴亡一哭休。七十战才余寸土，八千人恨不同丘。时来雉亦烹功狗，事去人争笑沐猴。憔悴孙郎重下拜，江东归去有扁舟。

　　除直接咏项、刘的诗外，在清代还有很多以韩信、虞姬、歌风台、纪信(为让刘邦逃命而替刘邦去送死者，沈德潜《咏史》嗟叹他的“没世无褒封”)为题材的诗。这些诗人的感情立场基本上都站在项羽一边。即使像严遂成那样以“范增一去无谋主，韩信原来是逐臣”之句来温和地指出项羽的缺点的人，也还表达了“招魂不独为灵均”的“哀怨”。他们之所以会尊项抑刘，除了为项羽拚死奋斗诛灭暴秦却最终让刘邦得了天下而感到愤愤不平外，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蒋士铨所说的“绝世英雄自存真”。相比之下，项羽虽是政治上的幼稚者，却是人格上的真率磊落者，不像刘邦有那么多的虚假无信、龌龊无赖行径。刘邦杀功臣的行动几乎遭到所有吟咏这段历史的诗人的讽刺和抨击。即使在对待女人问题上，刘邦好色多占少情义，而项羽对虞姬爱得专一，所以吴伟业的《虞兮》诗说“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

　　与对项刘两人的轩轾相类似的态度也表现在人们咏赵匡胤兄弟、于谦等历史人物的诗中。查慎行的《汴梁杂咏》之四既以烛影斧声的传说暗刺赵光义的弑兄夺位，也故意将赵匡胤于陈桥驿“一著黄袍遂罢兵”的“千秋疑案”再次放大给人看。于谦本是为明朝江山稳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可是他却成了皇室争夺帝位的牺牲品。所以康熙时诗人孟亮揆在《于忠肃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死因是“有君已定还銮策，不杀难邀复辟功”。甚至在西施这个题材上，吴伟业也产生了“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变姓名”的推断。这些对历史人物的咏叹中所寄寓的，即是对真与善的捍卫，对人类应有的良心的呼唤，对因政治功利而扭曲人性的憎恨。

　　这样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在对历史文献的发人深省的怀疑之中。我们看待前人，往往凭藉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可靠吗?赵翼的《后园居诗》之五曰：

　　有客忽扣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其文倘后传，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此前赵执信的《道旁碑》、朱樟的《路旁德政碑》也已涉及到碑文的虚假问题。赵翼这种由自露其丑出发的推断足以动摇我们对以往的历史文献所仅有的一点信任。在私有社会里，钱财在普遍地消蚀着人的灵魂，因为钱，文人可以牺牲掉自己的人格文品，牺牲掉真与善这些文学、历史写作的应有品格。赵翼虽然未在此诗中涉及权力对历史良心的影响，但从上引王昙咏项羽诗题下的“谁删本纪翻迁史”“英雄成败太凄凉”之句(本题第一首)中，可见这种影响的存在。从赵翼这首貌似游戏的诗以及赵执信、朱樟的诗中，不难看到诗人对挽救真与善的失望但又不愿放弃的痛苦心情。

　　与以前一些朝代一样，清代的诗人也写有大量歌颂忠节的诗。岳飞、文天祥、于谦及被乾隆皇帝表彰过的史可法都是诗人歌颂的对象。由于经历了一次由异族(非汉族)入主的易代，清代的忠节题材的诗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乾隆皇帝肯定了史可法对明朝的忠节后，凭吊史可法等忠节之士的题材下产生了不少名作。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忠节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盲目愚忠、为与自己毫无直接联系而又无道的君王守节、妇女为没有爱情甚至为指腹为婚而早夭的未婚夫守节，统治者为自己一姓一朝之私而大力提倡的忠节，基本上都是违背人文精神甚至是反人文精神的。然而忠节在某些情况下却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对曾经有情、有恩于自己的君王的忠节，为自己深爱的亡夫亡妻守节(或不续娶)，是包含着人文精神的。因为这样的忠节中含有对真与善的守望，包含着对物质利益、权势情欲诱惑下的朝秦暮楚态度的抗拒。清代诗人对吴伟业和钱谦益这两位仕清诗人，普遍都持有同情、理解前者而否定后者的态度，其原因，除了帝王的引导外，也因为吴伟业被迫仕清而其悔过自责显得较真，对崇祯的感恩思想显得较善；而钱谦益则主动迎降又转而抗清，变过去又变过来，人们便对其人格产生了怀疑甚至鄙视。

　　清代还有一类数量较前代更多，写得总体上比前人更细腻的诗也从另一个角度表达着对真、善、良心的捍卫与守望，这就是他们的亲情友情诗。真挚的友情包含真善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亲情似乎另含意味，它以血缘为基础，表现形态是形而下的。不过在中国古代的亲情诗中，诗人经常在表达着心与心的体贴，在晚辈写长辈的诗中，经常在表达一种深切的感恩之情，一种对老人的责任感，也就是孝。比如蒋士铨的这首《岁暮到家》：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蒋士铨一生写了不少表达亲情与孝心的诗，虽然这些作品都有血缘伦理基础，但它所包含的孝不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郭巨埋儿”，或者孔子所称颂的舜的父亲犯法，舜不治他，只把他藏在海边的那种孝。蒋诗所表达的这种孝，除了由于血缘基础而有一种天然的真以外，也是对善和良心的弘扬。它不同于前文提到的那些诗中通过对假与恶的批判来实现对真、善、良心的捍卫，而是通过对亲身体验的形象表现来进行正面的彰显。应该说，这一类的亲情诗由于它维系的是真、善、良心，并不与个性权利相冲突，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因此它们也包含着普遍意义层面上的人文精神(如果孝的要求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就与人文精神相抵触。当今西方人流行子女给父母干些杂活也要钱，虽然体现了公平、平等的原则，但对善、良心多少有些损害，因为毕竟父母为子女的出生、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片面强调公平、平等也可能使人文精神变得枯燥化)。

　　四、对妇女基本人权的初步关注

　　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下，大部分人在这个社会氛围中都已变得麻木，不仅男人歧视女人，女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一些长辈女人虐待晚辈女人，而等到晚辈熬成了长辈，又继承前代的品性。女人的生存权和人性基本权利普遍受到侵犯甚至剥夺。清代一些诗人看到了这一点，发出了保护妇女生存权和人性基本权利的呼吁。尽管这些声音并不宏亮，却是古代人文精神中弥足珍贵的一个部分。

　　清代很多地方都有溺死女婴的现象。诗人们为此感到痛心，秦智鉷《崇明风俗有生女即委弃者感赋》之二曰：

　　今日为人母，昔亦为人女。举女即弃捐，此情足悲楚。无父则不生，无母则不育。生男与生女，一体同顾复。女生即屏之，人道即日蹙。遍告尔闺中，勿剜心头肉。

　　这首诗中把弃女婴的罪责归于母亲。而陈偕灿的《溺女哀》则指责了父亲：

　　生男勿欢喜，生女胡悲伤。贫家溺女间亦有，富家溺女岁为常。今日女初生，他时议婚紧。贫家纳聘类多金，富家嫁女倾箱笥。倾箱笥，耶先愁。声呱呱，赋河洲。河洲啄肉来山鸠。可怜骨肉已浮沤。阿耶不顾先回头。吁嗟!阿耶阿耶忍为此，但愿人间都生子。生子行须娶妇归，请耶娶向东流水。

　　这些诗都很朴实，虽然他们基本上都从男女需要平衡、从人类的繁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也很有说服力。第二首诗笔锋尤其犀利，它揭露了富家溺女婴的原因是怕出嫁时损其财物，批判了他们重钱财甚于重骨肉性命的扭曲心理。

　　郑燮的《姑恶》是清诗中揭露婆婆残害媳妇的名篇。诗歌极力形容了婆婆的残忍，作者自序中说写此诗的目的是“以为激劝”，希望那些做婆婆的能够醒悟，反映出诗人对这种源于社会而存于妇女身上的代代相传的变态现象的忧恨。诗中的家庭大致定位于自耕农的层次，而其中的阿翁及阿夫还是比较善良的，惟独阿婆最为凶暴。所以此诗触及了封建礼教在人性层面上产生的罪恶结果，是一篇不同于以往那些“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从经济、政策、灾变等方面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清人对妇女基本权利的关注还体现在他们对让妇女实现结婚、夫妻团聚、性欲权利的呼吁上。毛国翰《负薪行》曰：

　　乡人买婢不买奴，荆钗赤脚青布襦。入门到老不得嫁，三十四十长无夫。朝朝腰镰入岩谷，负薪日暮归城隅。可叹此辈亦人子，坐令怨旷非良图。闭塞阴阳失物理，致戾和气成偏枯。古来良贱岂有定，仁者自合怜无辜。东邻有婢身手粗，主人似许归以须。岂知因循逐风俗，终日无媒长伴姑。

　　此诗表达的是地位低下的妇女不能结婚的悲惨命运。由于这类现象较为多见，清诗中表达此类同情、呼吁的作品也相对较多。有些诗人比如沈赤然则通过自己将婢女嫁出去一事表达他的人道思想。袁枚是清代中叶一位能从理论上替妇女争取权利的诗人(尽管在实践上他自己也有损害妇女权利的行为)，其《马嵬》由战争造成了唐明皇杨贵妃生离死别而想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将目光投向战争给民间夫妇带来的灾难。也有的诗人关注深宫妇女的命运。刘献廷《王昭君》诗曰：“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借昭君故事，对封建帝王为满足自己的荒淫生活而剥夺妇女基本权利的罪行进行尖锐批判。从以上这些诗不难看到清代一些诗人的人性人权意识已有一定的觉醒，这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向现代人文精神发展与演变的一个基础。

　　五、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关心民生疾苦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作品极多的题材，那就是反映民主疾苦。从反映立场上讲，这个题材的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诗人作为受疾苦的人群的一分子、当事人来反映的，如一些民歌；另一类则是诗人秉承诗骚传统和儒家思想，有意识地创作的，绝大部分古代诗人都写过这方面的诗。清代诗人众多，这方面的创作数量上也比前代更多。钱澄之、顾炎武、吴嘉纪、施闰章、申涵光、沙张白、蒲松龄、查慎行、郑燮、黄燮清、陈沆、潘德舆、内青乔、郑珍、沈汝谨等一大批诗人都有较多数量的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清初人民饱受战乱与民族压迫之苦，朱彝尊《马草行》曰：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角声呜呜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阶前野老七十余，身上鞭扑无完肤。里胥扬声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

　　清中期虽然号称盛世，但天灾人祸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很多诗人都写到了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人民的生活，如蒋士铨的《鸡毛房》、郑燮的《逃荒行》都声声血泪。清末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则青乔的《官肉谣》让人看到社会进一步的黑暗。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诗人在诗中都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道德与良心的呼唤。

　　然而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学特色的板块，从整体上讲，它不同西方那些写人的苦难的作品。这个不同最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立场。由于大部分作者都属于高于普通老百姓这个阶层，所以他们的立场往往是官僚或文人士大夫的立场；二是视角与目的。他们往往都从为政的得失及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个角度来看待民生疾苦，相应地，其写作的目的，除了表达同情外，往往也就是想让当政者听到看到，以使这些苦人的生活得到即时的局部的改善，一旦这些苦人得到了温饱，这个题材似乎就失去了拓进的余地；三是其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这些诗的理论基础多数是民本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前者是从官民关系着眼的，后者是从人性与人权着眼的。总体上来说，这样的关心民生疾苦难以上升到真正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虽然有些作品能在官民关系的视角外再加上一个人性的视角，比如吴嘉纪、郑燮的某几首诗，但总的来说，这些诗歌往往还只在施政得失的层面上打转，对“民”的关注大于对“人”的关注。所以中国文人反映民生疾苦前后2000多年，却未能引发启蒙思潮，未能让更多的文人去考虑人性问题、人权问题。推翻了黑暗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比起前代政权来常常只是在赋税徭役方面略有减轻，很少有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们从这类清诗中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准人道主义，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亚人文精神。

　　此外，清诗中也有少量的作品反映了科学理性精神，它也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因为只是吉光片羽，此不多言。

　　在看到清诗中的这些人文主义精神内容的同时，我们发现，清诗毕竟属于中国封建时代诗歌的一部分，所以违背人文精神甚至反人文精神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人文主义只是清诗中包含的精神因素之一，比起前面各代来，它显得更丰富一些。但人文主义毕竟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即使在中国的小说戏曲中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文学中的非人文精神，也必须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研究总结。

作者介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Teachers Collag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沈金浩(1963—)，男，江苏吴江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