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
杨德明: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
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
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包含着若干反映生产社会化，亦即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向以机械化、自动化为基础的大生产转变的普遍经济法则，这些法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工业化的普遍法则寓于各个国家的工业化的具体发展过程之中。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工业化发展史上，国家的作用举足轻重。从重商主义时代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经济从垄断开始，以垄断告终；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从国家干预开始，以国家干预告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500年，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时代为时相当短暂，大约从19世纪初叶到19世纪70年代，半个世纪多一点。而且，即使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也并未完全泯灭，只是力度有强有弱，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因此，研究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关于人口发展法则和经济增长法则的历史统计分析
（一）人口发展法则的历史统计分析
根据对人口统计资料的分析，关于西方国家人口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西方国家和世界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里，人口增长缓慢。一般而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紧相伴随，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十分缓慢。就欧、亚、非旧大陆而言，人口增长速度的提高，欧洲是从18世纪晚期开始。18世纪晚期恰好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产业革命则是在19世纪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因此，19世纪是欧洲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在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低于3‟；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到5‟、8‟左右。非洲人口增长的加速期在19世纪后半期，从以前的1—2‟增至6—12‟以上。亚洲人口增长率在19世纪达到8‟以上，为18世纪增幅的2倍。显然，亚、非两州人口的增长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所造成的外围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过程是分不开的。
第二、绝大多数西方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数据资料均与上述规律相吻合。英国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美国、德国、法国的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初叶或上半期，而日本的产业革命
则始自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英国、德国和美国人口在整个19世纪均呈两位千分数的高速增长态势。日本人口增长于19世纪70年代加速，于19世纪末叶进入两位千分数增长阶段，美国人口年增长率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在30‟以上，其后50年在20‟以上。只有法国例外，年均人口增长率始终在4—·5‟的范围内徘徊，这与法国大革命后法国长期战乱和经济发展缓慢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形势有重大关系。
第三、20世纪初叶，英、德、美工业化宣告完成，人口增长率亦随之下降。英国、德国降至10‟，日本人口仍保持20‟的增长率，原因在于日本乃是后起的工业国家，工业化任重道远。美国人口增长率亦为20‟强，但呈向下的增长趋势。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时期，世界人口增长的基本态势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结构。一方面，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工业国家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少数国家如德国已步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正处于人口高速增长阶段，近25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2‟强。而所有工业国家即OECD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5%左右，也就是说，世界人口的85%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近25年来，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在20‟左右。由此可见，人口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世界人口问题欲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必须实现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工业化，解决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但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制度下，这显然是一个幻想。换言之，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从而世界的人口问题。
二、关于经济增长法则的历史统计资分析：世界工农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分析
根据现有的历史统计资料，我们从工农业生产指数、国际贸易指数、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各主要国家（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物价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对经济增长法则进行历史的分析。
根据现有的有关世界工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历史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分为产业革命初期（1820年以前）、产业革命完成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鼎盛时期（18201970）、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时期（1870年至19世纪30年代）、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样四个阶段，对世界工农业生产和国国际贸易的增长率及其相互关系加以分析。
第一，从生产指数变动的角度加以分析，亦即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实际（按不变价格计算）绝对值的变动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呈加速增长之势。
（1）从1701年到1820年的12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仅增加4．16点，世界贸易指数仅增加3．1点，其中在从1701年到1780年的80年中，世界生产指数仅增加0．55点。
（2）从1820年至1970年，亦即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到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半个世纪内，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20．8点。半个世纪的增加额相当于上一时期120年间的增加额的4倍强。
（3）从1970年到1913年，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80点，相当于上一时期（1820—1870）的5．25倍。
（4）从1913年到1948年的35年间，即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经济危机，是经济政治动乱空前剧烈的年代，其间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174点，相当于上一时期50年间增长额的2倍强。
（5）从1948年到1971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年代。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776点，为上一时期的4．5倍。
（6）国际贸易指数在上述5个时期的增加额分别为3．1点、20．7点、76．2点、3点和417点。国际贸易指数变动情况的特点是在1913—1948年间的战争和危机年代，国际贸易指数仅增加3点，而在战后高速增长年代则飞跃地增加417点。
第二、农业生产指数的增长比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要缓慢和平稳得多。在1840年以前、1840—1870年间、1870—1913年间、1913—1948年间和1948—1965年间五个时期，指数增长额分别为29点、13点、58点、56点和56点。
第三、从增长率变动的角度分析，各个时期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世界贸易增长率二者的比例关系之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世界工业增长率与世界贸易增长率的关系
年代 年数 世界工业生产A(%) 世界贸易B(%) B／A
1720—1820 100 2·05 1·24 0·60
1820--1870 50 3·10 4·39 1·42
1870—1913 43 3·95 3·50 0·89
1913--1948 35 2·93 -0·14 -0·05
1948—1971 23 5·60 7·27 1·30
对上表略加分析，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1820年以后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10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年增长率在3%到4%的范围内徘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的1870—1913年间为最高。
第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以后，世界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有所下降。1913—1948
年间与上一时期相比，世界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从3·95%下降到2·93%，整整下降了1个百分点，增幅下降了四分之一。
第三，从18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为最高，当时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超过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28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对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之比值达到1．42。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世界贸易增长率趋于下降，在1913—1948年间，出现负增长。
第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48—1971），西方经济中的工业生产年增长率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均超过战前最好历史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其中工业生产年增长率约超出1．5个百分点，而世界贸易年增长率约超出2．5个百分点，而且世界贸易增长率重新超过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
三、西方主要国家在世界工业、贸易中所占比重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英国率先进行产业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绝大部分岁月里，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182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高达50%。1880年，出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美国赶上英国。当年两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均为28%，平分秋色。到1990年，美国所占比重上升到31%，远远超过英国同年所占的18%的比重。英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所谓英吉利时代逐渐向所谓美利坚时代过渡。
第二，德国的崛起是另一个重要现象。关于德国的崛起有两个关键的年份，一是1870年，二是1913年。1870年前后，德国超过了法国：该年德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上升到13%，而法国的比重下降到10%。1913年，德国超过了英国，该年德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上升到16%， 而英国所占比重下降到14%。
第三，法国地位的下降相当引人注目。1820年，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高达15—20%，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1960年被美国超过，1970年被德国超过，降到了世界第四位。
第四，俄国（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地位的上升是世界经济国别结构变动中又一重要现象。在1900年以前，俄国一直落后于英、德、法诸国。1913年，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与法国持平，均为6%。1930年，苏联的比重上升到8%，超过法国的7%；1937年，又以17%的比重超过德国的10%的比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不仅如此，苏联同美国的工业生产差距也在迅速缩小。1913年，俄国所占比重（6%）为美国所占比重（36%）的17%，193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0．5%，1937年进一步上升到48．6%，即苏联工业生产接近美国的二分之一。1948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苏美的工业生产差距有所扩大，上述比率下降到46．7%。1950年，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剧升至21%，而美国所占比重下降到39%，苏联工业生产对美国工业生产的比率上升到53．8%，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第五，1850年以后西方经济发展国别结构变动中最重要的现象是美国实力的膨胀。在1850年以前，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落后于英、法、德三国，居第四位。185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5%，与德国持平，并列世界第三位。1860年所占比重上升到17%，超过法国（12%）；1870年以占世界工业生产23%的比重超过德国（13%），居世界第二位。1880年赶上英国，1900年超过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一格局一直保持至今。
第六，世界贸易的国别结构变动比世界工业生产的国别结构变动要缓和得多。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直到1948年才被美国取代，而且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
上述统计分析雄辩地证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条铁的法则。1870年以后，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法则的作用更为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这样。
三、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
西方工业化时期通常是指从产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780年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1780年标志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开端，而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和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的年代。在这段时期，西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当然谈不上什么进步和发展了。
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于1780年左右在英国兴起，19世纪上半叶波及法国、美国、比利时等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叶蔓延到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问题上有三个特点，一是面临英法等先进工业国强有力的竞争，二是有先进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工艺可资利用，三是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
工业化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工业生产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急剧增长；人口迅速增加，但增加的速度低于生产的增长，从而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转向城市，农业人口比重从工业化以前的70－80%下降到5－10%；国际经济交流急剧扩大；社会政治文化面貌迅速改观；社会保障从家庭转向社会；多种后工业社会弊病迅速出现，工业化革命从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一）人口增长
在工业化时期，人口急剧增长。以欧洲为例，在1740年以前，人口增长一直非常缓慢。从1750年起，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在1750年—1800年间，人口增长率翻了一番。19世纪上半叶年增长率达到7‟，19世纪下半叶达到 8．2‟，19世纪初叶上升到12．8‟。欧洲人口总数，1750年为1．2亿—1·4亿，1800年增加到1．8亿—1．9亿，1850年为2．66亿，1900年增至4亿，1913年达到4．68亿。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农村人口的过剩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农村人口的增长。19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村人满为患，农民普遍贫困，处于大饥荒的边缘。城市是农村过剩人口的主要吸纳场所。在工业化初期，城市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劳动力缺乏，为农村人口进城创造了条件。但在19世纪以前，城市的发展赶不上农村人口的增长。19世纪欧洲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比例迅速提高。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产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农业部门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下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趋于下降。这一切，构成城乡人口变动的经济背景。
随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出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例如，从1851年到1901年，法国第一、二、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从53%、25%和22%变为42%、31%和27%。从1882年到1907年，德国第一、
二、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率从分别从42%、39%和19%变为35%、42%和22%。从1870年到1910年，瑞典第一、二、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率从72．4%、14．6%和13%变为48．8%、32%％和19．2%。
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人口的激增来源于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绝对变动和相对变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人口变化的特点是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但死亡率的下降快于出生率的下降，并且死亡率下降在前，出生率下降在后。这种相对变动特别是二者在时间上的间隔，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上升从而人口迅速增加的基本原因。
以欧洲为例，死亡率于1750—1800年开始下降。有两种死亡率，危机死亡率和普通死亡率。危机死亡率是指由饥荒、传染病和战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率，普通死亡率是指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率。死亡率的下降首先是危机死亡率的下降，然后是普通死亡率的下降，而普通死亡率的下降标志着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普通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农业和医学的进步。运输业的进步有助于调剂地区之间的物资特别是农产品的余缺，因而也是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关于欧洲死亡率下降问题，值得注意之处有三，一是青少年、婴儿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构成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内容。二是城市死亡率和农村死亡率的相对变化。在历史上，城市死亡率一直高于乡村死亡率。由于城市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城市死亡率逐渐低于乡村死亡率。三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例如法国在18世纪的人均预期寿命不超过29岁，至1817－1831年间，男子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38．3岁，妇女预期寿命达到40．8岁。20世纪初叶，丹麦男子预期寿命达56．2岁，女子预期寿命达59．2岁。西班牙男女预期寿命分别为40．9岁和42．5岁。
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为时比死亡率晚，而且各地很不平衡，也很不稳定。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代，欧洲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十分缓慢。在19世纪末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出生率仍在3%以上。20世纪初叶，出生率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北欧国家的出生率已降至30‟以下。法国最低，仅为195‟。但东欧、南欧国家的出生率仍在30‟以上，其中俄国欧洲部分达46‟。出生率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出生率低于农村出生率。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人口老龄化征兆的出现。早在18世纪末叶，法国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即占8%，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叶，这一比率达到10．2%和12．4%％。瑞典于1860年，英国和德国于1910年，老龄化即60岁以上的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率均达到8%。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工业化带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教育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等，所有这些，构成出生第下降的重要因素。
在18世纪晚期以前，欧洲人口发展的总的模式是所谓“古典人口统计模式”，即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并存，人口增长缓慢。18世纪晚期以后，欧洲人口增长向新的模式即现代模式过渡。所谓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基本点是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并存，人口自然增长率缓慢。但在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时期中，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从而出现低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并存的格局，于是人口急剧增加。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欧洲即处于这一人口增长的过渡期中，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10‟，甚至超过15‟。人口剧增的后果
之一是大量人口向美洲和澳洲新大陆迁移。移民缓解了欧洲人口的压力，同时向美洲、澳洲、非洲广大地区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然而这是以屠杀千百万新大陆土著人口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为代价的。
（二）工业化时期需求的变动
1、工业化时期需求总量增大的成因分析
工业化时期，社会需求无论在总量和结构上都有空前的发展。其决定因素很多，如地位位置、自然条件、社会风尚等，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五项，即生产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城市化、市场的发展、政府行为的影响、国民收入的水平和分配。
（1）生产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西方经济史证明，没有大量的需求就没有大量的生产，而形成大量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产品的价格能够为工人阶级所承认，从而使工人的需求成为有效的需求。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运输业不仅提供了数量日益增大、品种日益增多的产品，而且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降低了价格。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缝纫机和自行车，汽车和冰箱也开始出现。现代农业的发展则使谷物、肉类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地报酬递减法则的制约。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对商品价格的降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2）人口增长和人口的城市化。工业化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从两个方面影响需求，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大直接扩大了需求，二是农村人口城市化改变了消费的模式，从而改变了需求的模式。因为与农村居民的需求相比，城市居民的需求有两个特点，一是自给自足的实物需求变成货币支付需求，二是需求更趋于多样化，例如对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和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两大特点既标志着人们需求的质的提高，也标志着需求的量的增大。
（3）市场体系和市场机构的发展和改进。市场的改进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以至统一的国际市场的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市场销售机构如批发市场、零售贸易机构（百货商店、合作商店、联号商店、廉价商店）的出现，全国性报纸刊物上的商品广告的作用，通讯工具的改进，货币工资之取代实物工资等，所有这些均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4）政府行为对消费需求的剌激作用。工业化时期政府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间接影响是指政府的法令、政策的作用，如废除衣著的等级限制，对消费品进行管理，撤除关卡，税收减免包括关税减免，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设置和完善。这些政府法令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实施，虽然其中有些项目对对消费增长有抑制作用，如税收的增加，但总的说来，其对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还是主要的。政府行为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是指社团消费的增长，包括军费和政府行政费用的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政府用于行政管理、公共设施、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与日俱增。
（5）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工业化以前的时代。例如英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在19世纪增加了3倍。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极不平等，贫富悬殊。例如在1911－1913年间，英国占人口总数的0．2%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41．3%，而占人口87．4%的穷人仅占有社会财富的8．5%。在人均占有额上前者为后者的2470倍。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对需求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则对需求增长起抑制作用。
2、需求的结构变化
人类的需求有两种，一是基本需求，二是其他需求。基本需求是人的生理性需求，或生存需求，其基本要素是食、衣、住，而食又是最基本的需求，即所谓“民以食为天”。基本需求以外的需求是指对交通、医疗、教育、娱乐及其他奢侈品的需求。西方的统计资料表明，对工人阶级来说，工业化使需求结构有所改进，但以食物为主的基本需求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1）食物和衣着需求
在18世纪末叶，即英国产业革命初期，在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家庭支出中，食物占70%，衣服占10%，房租和燃料占9%（其中房租占5%），医疗占4%，其他开支约占8%。到了19世纪中叶，比利时一般工人家庭的平均支出中，食物支出约占64%，衣着支出约占14%，住房（包括取暖、照明）支出约占14%，其他开支约占9%左右。到了20世纪初叶，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四国工人阶级的家庭支出中，食物支出所占的比重，境遇较好者（周收入在40先令以上）为55%，境遇较差者（周收入在20先令以下）为66%左右。
在工业化时期，虽然西方国家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的幅度不大，但食物结构仍有相当大的改进。例如1900－1913年间，英国用于食物的支出中用于面包等加工食物的支出只占14．3%，而购买肉、禽、蛋的支出占31．5%，用于奶制品的支出占16．3%。马铃薯的引进并在主食中占重要地位是工业化时期欧洲食物结构变化一个重要的内容。蔬菜、水果消费在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甚低，分别为8．1%和5．5%。西方经济史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工业化时期，亦即在为时近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食物状况虽然有所改进，但改善的幅度不大。总的说来，人们的营养状态很差。饮食上尽管有了某些改进，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欧洲状况仍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英国的城镇里，穷人饮食中所含促进骨骼生长的成份很低，从而导致19世纪期间穷人牙齿健康状况下降和体格瘦弱。布尔战争的征兵情况使人们注意到，就整个国家来说，应征新兵近的40%未能征召，主要原因是由于牙齿不好，心脏有病，视力或听力差，发育畸形。官方报导说：扛不动步枪的人的数量多得惊人。有的学者说，20世纪初英国营养不良的情况比中世纪和都铎王朝时期的饥馑过后更为普遍，甚至欧洲发达地区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衣服支出约占家庭预算的10—15%。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在衣著上一个最大特色是棉织品的价格低廉，取代了麻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无论在上层和下层社会中，棉布服装都相当流行。上层社会的服装一方面是趋于实用化，特别是男子服装变得朴素端庄，另一方面是时装化，特别是女性服装。下层社会的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衣服的需求仍然很低。迟至1913－1914年间，英国工人家庭的衣著费用平均每人每周不超过１先令。农民的衣物全部是自己编织，工人也自制一大部分衣物。军队、铁路、海关、警察、教会、医院、学校的制服在工业化时期已经相当普遍，需求也日益增大。
（2）住房需求
住房作为人类第三大物质需要，在工业化时期的最显著的发展特征是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相差极为悬殊。王公贵族和地主豪伸的宫殿城堡、庄园别墅，富丽堂皇，穷奢极侈，下层人民的居住条件却十分恶劣。在农村，许多人居住在连窗户和烟囱都付之阙如的烟薰火燎拥挤不堪的原始的破屋陋舍中。在工业化的后期，即1870－1914年间，贫苦农民的居住条件依然如故；富裕农民的住宅有所改进，两层楼的新式农宅加上单独修建的牲口棚圈，代替了人畜共居的旧式农居。工业化时期西方城市的特点是房屋极为短缺，工人住在烟雾弥漫、噪音震耳的简易住宅中。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新的工业中心建造了大量的新的工业城镇，厂方须负责为工人建造住宅，并有住房标准规定。工厂住宅区既有分等级的住宅（分高层职员、中层职员、工程师、工人四等），又有商店和娱乐设施。其他行业如农场、铁路、税务、学校、教堂、军队，也提供廉价住房。住房随工作走，失去工作即失去住所。
中产阶级（工业家、商人、专业人员、官僚）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房地产投机业有所发展，
其经营对象是下层中产阶级和普通人民的住宅。哄抬房租和房价在19世纪也蔚为风气。以英国为例，从1901年至1851年再到1901年，房租占总收入的比率平均从5%增至6%再增至9%。而且，收入愈低者，房租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愈高。在19世纪晚期，德国诸大城市中低收入者总收入中房租所占比例，一般为25%左右，高者将近30%左右。由于市场自发力量无力解决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某些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试图建造廉价公寓，确保居民的最低居住条件，并试图消灭贫民窟，但收效不大。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的近1／4个世纪中，英国地方当局只解决了1／5的新增工人的住宅。到20世纪初叶，城市中的公共交通有所发展，郊区有所扩大，房屋的自来水和卫生设备有所改进。但时至第一次世纪大战的前夜，英国的住房仍高度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1911年人口调查统计表明，英国有1／10 的居民住房拥挤不堪。
（3）其他需求
西方经济史家说：在工业化时期，对很多人来说，在支付了食物、住房、取暖和照明的开支以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多数人能移购买一些陶器、餐具，几个烹调用的罐和锅，极少的几件家具─ 一张床、一张桌子、也许还有一两把椅子。对大多数欧洲人说来，他们每天的需要已经耗尽了他们的财力，而且往往超过了自己的财力。但是，对于数量虽小，而又日益增多的人来说，还有一些富余钱。社会等级越高的人，就会在教育和医疗上付出更多的费用，并且从事某些娱乐活动。
（4）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除了上述食、衣、住基本需求外，还包括其他的需求。总起来说，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消费需求之大宗是食、衣、住三种需求，其他需求多为对劳务的需求，如对家庭仆役、医疗、教育、法律、宗教、体育、娱乐、旅游等方面的需求，投资需求是为兴办一、二、三产业所需的资金和物资。一般而论，这类劳务需求和投资需求与下层百姓关系不大，主要涉及上层富有者。其中对公用设施建造的需求往往构成政府需求。
根据西方经济史家的研究，关于工业化时期（1780—1914）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或社会需求的变化，可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18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西欧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一倍，基本消除了饥荒威胁，吃、穿、住都有所提高。西方经济学家写道：人类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好时期，物质上很舒适，生活上相当富裕。
第二，农民的境况变化不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与工业化以前几乎没有区别。直到1907－1908年间，俄国农民仍然以卷心菜、黑面包、马铃薯、肥肉和少量牛奶为生。服装皆为自制，皮鞋是树皮做的。很多产业工人住处肮脏，恶臭、嘈杂。
第三，工人、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西方经济史家写道：我们这些法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而他们也从来未象今天这样认为自己这么可怜，他们的苦恼随着他们的愉快一起增加；他们的状况变得越好，他们却认为比从前更坏。原因是工人的物质生活虽然比过去好一些，但机械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空前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强度。
第四，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通货膨胀悄然出现，物价的上涨的速度大大高于工资增长的速度，从而急剧地降低了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三）产业革命与科学技术进步
据西方经济史资料，1700—1914年间西方产业革命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世纪。其特点在于利用中世纪的技术发明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其特点是凭借机械工程技术和熟练技工的经验手艺，在技术上做出重大创新。第三阶段是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技术创新。
1、人类历史上的两次技术大革命
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第一次始于公元前8000年，结束于公元前2500年。在长达5500年的悠久岁月中，人类在农业中创造包括灌溉在内的全套耕作技术；在工业方面创造了纺织、制陶、冶炼、面包和啤酒制造技术；在运输方面懂得帆船和车辆制造技术，并懂得役使牛马以拖曳车辆和耕作田地。生产分工与劳动组织日趋精密，能够建立矿山采掘和金属冶炼的大规模产业，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巨大建筑物。公元前2500
年后，进入技术停滞时期，在尔年长达3000年之久的岁月中，只出现过炼铁术（公元1400年间）、畜力驱动装置、发明水轮机，以及齿轮、螺丝和凸轮等少数机械装置。
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中世纪初期，即公元6世纪，一直延续至今。中世纪的技术成就是在能源方面普遍使用水力，能够用水力驱动任何机械装置，同时在12世纪发明风车，开始用风力作机械动力。在运输方面，马具技术有长足进步，发明了近代挽具、蹄铁，使马匹成为运输、农业和工业的最有效的动力资源。在水运方面发明船尾柱舵和风帆索具，帆船制造技术趋于完备，同时发明罗盘和运河船闸。在工业方面发明手纺车和脚踏织布机，在冶炼业上使用水力，发明金属丝拉制技术和铸铁技术，在机械业方面发明机械钟，以及曲柄、连杆、传动带等装置及其联接技术，同时发明印刷术。
2、产业革命的两个阶段
产业革命乃是上述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1800年以前的产业革命初期，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继承中世纪技术发展之成果，并加以完善，达到其发展的极致。例如，水力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动力资源，水陆交通主要得力于中世纪的船舶技术、马具技术和船闸技术，使棉纺织工业成为产业革命的主导部门的近代纺织机和动力织机的发明，不过是中世纪纺车和织机的完善和发展。产业革命早期具有独创性的技术成果主要是熟铁制造技术、蒸汽动力、铁路建造技术及铁路经营管理。但这些独立的发明创造之绝大多数渊源于发明者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经验和技能，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对中世纪技术成就的完善和发展，还是出于能工巧匠的经验积累，产业革命早期的技术革新成就的难度并不很大。就技术的可能性而言，这些成就在中世纪也是可以完成的。其之所以迟至产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并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巨大的效应，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在中世纪，与生产完全脱离的封建主只知诛求无已地向农民榨取土地生产物，不懂得也没有兴趣去搞技术创新；而直接生产者农民又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作为企业家直接参与工商活动，其利益，其生存和发展，均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既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又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从而构成产业革命初期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产业革命的第二阶段，科学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科学在技术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用漂白剂的发明和制碱工业的发展，以及蒸汽机的改良为例加以说明。漂白是棉纺织工业三要素即纺、织、漂白的重要的一环。漂白业的最原始的办法是将布匹在阳光下曝晒。漂白革命的过程之初是医学化学家发明稀释硫酸处理法，最终由化学家发明氧气溶液漂白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漂白问题。无论是硫酸制造，还是氧气的发现和生产，都是当时一流化学家应用当时最新科学成果完成的。
在18世纪即工业化初期运用科学成果以实现技术革新的例子，还可以在其他领域看到，如化学成果之用于制陶、制玻璃、造纸业和制碱业，地质科学之用于探矿业，物理学（真空理论和气压理论）之用于蒸汽机的改进。碱是当时化学工业的核心材料。参与制碱工业技术创新和制碱工业发展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化学家。
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产业革命早期（18世纪和19世纪初），科学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它只用来解决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迫切问题，而并没有对工业发展起导向作用。产业革命的后期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叶，科学在工业技术进步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最突出的事例是冶金业、电气工业和有机化学工业。19世纪钢铁工业的建立依存于转炉工艺、交替平炉炼钢法和托马斯炼钢法，这三大发明都是建立在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其中托马斯炼钢法运用化学方法解决高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使钢铁工业能够利用藏量丰富的高含磷矿石，从而摆脱了对稀缺的无磷矿石的依赖，对钢铁工业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电解铝是电化学产业化的成果。电力工业的建立，电灯、电报、电动机的发明是电学运用的灿烂成果，而德国人在染料制造等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卓越成就和长达几十年的垄断地位，更是德国人重视科学的和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在有机化学这一领域中结出的硕果。德国人后来居上，在这个领域中赶超英国，并且将原来技术领先的英国远远抛在后面的事例，说明科学对后进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产业革命时期银行业的发展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
银行业的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银行垄断与工业垄断的溶合物—金融垄断寡头在国民经济中居统治地位，对此，西方经济史学家也是承认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银行界与工业界之间有许多交错重迭的利益。结构变得完全不同了，工业与银行业中间不再存在明显的界线。一个金融世界已经诞生，它既是工业家的世界，也是银行家的天地，包含许多方面的经济活动。
西方经济史学家提供的资料表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银行界和工业界从产业革命初期的互不相谋发展到彼此渗透相互溶合的历史。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溶合决定于三个因素，即金融市场上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的数量和规模的大小，银行业的机构形态和组织方式，以及工业家和银行家双方的关系和相互的观感。在这三者中，资金供求的数量和规模显然是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事实证明，当金融资金的需求和供给都很小时，银行中介机构也是原始的，银行家和工业家相互不信任，戒心甚重，经济往来也很少。反之，当金融资金的需求和供给的规模日益增
大时，银行的中介机构日趋现代化，而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利益日趋溶合。这是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相终始的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这一漫长的过程从18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历时近20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9世纪晚期即70年代左右为分界线。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阶段，相当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其特点是工业家的资金来源以独立融资特别是自我积累为主，向银行告贷属特殊情况。银行家也以经营有价证券特别是政府债券、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业务为主，很少向工业投资。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工业界和银行界以各种途径加速进行的相互溶合，构成鲜明的特征。
1、18世纪下半期欧洲银行业发展的特征
18世纪下半期欧洲银行业的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情况不尽相同。在英国，由于产业革命已进行多年，社会资金比较充裕，工业家融资条件比较优越。但在工业融资和银行业发展问题上，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英国银行界的发展不能满足工业化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工业厂家对资金的需要，银行家的主要经营范围不是向工业投资，而是满足国际贸易、国际汇兑和政府财政需要。行有余力，英国银行才经营工业长期信贷业务。二是英国工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是发行股票，向当时拥有巨额财富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和公众融资，从而获得长期资金。其次，才地方银行获得短期信贷。在欧洲大陆，工业家很难从银行界获得信贷，因为大银行的主要经营业务是向政府提供资金以获取丰厚利润，不搞工业长期贷款，也不搞贴现业务。欧洲大陆工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的资金扶持。法国政府建立一个名曰“百分之五十金库”的机构，专门为工业部门建立新企业和改造老企业提供资金。英国银行业与欧洲大陆银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英国的股份存款银行相当普遍，吸收存款和贴现票据的业务比较发达；欧洲大陆银行对吸收存款兴趣不浓，不愿承受支付利息的负担，票据贴现业务也甚少。
到了19世纪上半，圣西门学派提出自己的银行理论，其中包含着若干银行业务的新观念，主张银行向工业企业发放长期信贷，作为工业企业建立的原始资金；同时主张银行建立学者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等机构。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欧洲各国出现的各种形态的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投资公司、金融公司的性质，其基本特征是其资金来源以自由资本和债券发行为主，其主要业务范围是经营政府公债，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同时收购企业股票。这一时期在法国出现存款银行，但这类银行缺乏向工业投资的法定权利。19世纪50年代欧洲出现动产银行，动产银行兼有存款贴现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功能。60年代到70年代，欧洲银行的主要组织形态是存款银行系统和取代动产银行的商业银行系统。存款银行专营吸收储蓄存款业务，商业银行是自有资本经营的投资银行，其主要业务是收购股票，发行债券。欧洲商业银行发行债券的特征是通过存款银行，因为商业银行本身没有分支机构，而存款银行的分
支机构却星罗棋布，遍于全国各地。
2、对银行的偏见
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还普遍存在对银行的偏见和歧视。人们认为工业活动创造价值，是对社会有益的高尚事业，而银行不创造价值，是对社会无益的寄生虫；认为工业可以直接吸收社会资金，工业地区不需要银行的存在。同时，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性和宗法性，企业家把企业的独立性看得至高无上，惧怕与银行发生借贷联系会威胁到企业的独立，尤其惧怕抵押贷款。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企业家绝不会向银行告贷。自我积累，独立融资，成为当时企业经营的信条。而银行亦惧怕向企业贷款的风险，再加上彼此长期隔膜，银行对企业既不了解，又缺乏工业知识，因而视对企业投资为畏途。
工业企业单纯依靠自行筹集资金，必然阻碍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改造，不利于企业降低商品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利于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企业与银行相互接近相互渗透，溶合为金融资本。其途径一方面是工业企业自办银行，吞并银行，或购买银行股权，另一方面是银行吞并工业企业，或购买工业企业股权。其统一的组织形式是银行家和工业企业家共同控制银行或工业企业的董事会。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溶合而形成垄断金融资本是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动，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五）农业革命及其与产业革命的关系
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农业的率先发展，或者说农业革命的率先发生，是产业革命得以出现的前提。这是因为从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后，直到17世纪即产业革命的前夕，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极为缓慢，近于停滞。17世纪欧洲农业水平同两千年以前即同罗马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几乎没有区别，许多地方甚至更低。当时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仍有75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生产物的剩余充其量不过20—30%，而且很不稳定，饥馑或口粮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人类社会处于危险的饥饿的边缘。这种农业无法为非农经济主要是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劳力和市场。
1、早期农业革命
所谓农业革命乃是在产业革命之前出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制度的迅速而深刻的变革，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期内，将农业剩余率从25%左右提高到50%左右，从而打破了农业生产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局面，为产业革命辅平了道路。
据西方经济史学家研究，西方国家的农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时间在1690－1700年间。到了1750年，英国出口粮食约占国内粮食消费量的13%。同期英国人口增加5－7%％，人均粮食消费量也有所增加，其他农产品和畜产品的出口比例保持不变，有的甚至有所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有所下降。这些事实说明，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他国家农业革命的开始年代，法国为1750—1760年间，美国为1760—1770年间，瑞士为1780—1790年间，德国为1790—1800年间，意大利为1820—1830年间，俄国为1860—1870年间。
欧洲农业技术革命的发祥地是西北欧的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在16—17世纪，在这一地区形成的佛兰芒学派代表了当时西方国家农业科学的最高水平。这几个国家的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高出其他欧洲国家2—3倍，从而成为全欧洲农业学习的榜样。但这些国家人多地少，农业劳动者人均土地量很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不足以支撑产业革命。后来，人口较稀少的英国引进和发展了低地国家的农业技术。
当时，农业革命的内容主要有六，一是用作物轮作制代替土地休耕制，既保护了地力，又提高了作物的产量。特别是用轮作制大大提高敢饲料作物的产量，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牲畜粪肥，有利于土地肥力的提高。通过轮作制增加饲料作物的生产，将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乃是广义农业的最佳发展模式。二是引进新作物品种，如萝卜、苜蓿、菜子、荞麦、玉米、胡萝卜、卷心菜、马铃薯，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铃薯、苜蓿、玉米以及几种蔬菜的引进。三是改进农具。最主要的使用改良型铁犁，其次是采用长把镰刀、播种机等。四是选育作物和牲畜的良种。五是扩大和改良耕地，主要是改进排水法，开垦沼泽地，改良低洼地。六是在牵引畜力方面扩大马匹的使用，减少牛耕。以上所述，是作为产业革命的前提的农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主要内容，可称之为早期农业技术革新。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农业技术革新，主要是农业机械和化肥的采用。第一次农业革命除上述技术革新外，还包括经济制度上的变革，其主要内容，一是废除村社土地公有制残余，二是废除农奴制残余。
2、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农业发展乃是工业从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生产量，特别是农产品生产总量与农民自给消费量量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乃是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得以产生、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这种基础作用，无论在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中，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鲜明的表现。西欧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前夕（17世纪末18世纪初）约有8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人们的消费结构中，食物占70—80%，衣服占12—14%。换句话说，人们85%％的生产、消费直接与农业有关。这种经济结构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广泛存在。
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至少表明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产业革命和前述的农业革命在时间序列上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农业革命出现在前，产业革命发生在后，时间上约相差30—50年。英国的农业革命始于1700年前后，而产业革命始于1760年左右，相距约半个世纪。法国农业革命开始于1750—1760年间，产业革命开始的年代为80—90年代。由于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的影响，法国产业革命一度受阻，到1815年以后，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德国因政治统一问题，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德国农业在19世纪初发展步伐加速，1850年左右，产业革命揭开序幕。比利时建国前所在地区，早在17世纪即成为欧洲农业技术革命的发祥地。虽因人多地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步伐较慢，但至1760—1790年间，业已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证明该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足以支撑产业革命。结果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比利时成为欧洲继英国之后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
第二，在产业革命进程中，农业发展水平同工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在1810年、1840年、1860年、1880年和1890年，工业发展水平名列第一名的均为英国，相应地，在这5个年头，英国劳动生产率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以每个男性农业工人每年净生产1000万卡植物性热量为100）仅次于美国，最低年份为140，最高年份为235。美国由于人少地多，农业劳动生产率居世界第一，最低年份为215，最高年份为310，但农业技术水平从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并不很高，相应地其工业发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上述前4个年头居第二位者均为比利时。比利时仅在1900年位居第三，而屈居于美国之后。相应地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名列前茅。最低年份为100，最高年份为150。工业生产居倒数第一、二位者为西班牙、俄国和意大利，相应地，其农业生产指数也很低，通常为两位数，即60左右。
西方工业化历史还证明一条法则，即没有国内农业的率先发展，不可能出现工业长足的发展，也不可能完成产业革命。因为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工业发展如果转移农业人口，将急剧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其结果，一方面无法保证对工业部门的农产品的供应，另一方面减少农村市场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限制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还证明，一国不可能通过进口农产品来实现产业革命。因为要做到以国外农产品取代国内农产品，进口国的工业生产率必须大幅度地超过农业生产率，使得这一生产率差额足以支付进口农产品所需花费的运输费用，而这一点即使在产业革命开始以后的相当长的岁月里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产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工业劳动生产率不高，而国际运输费用却因工业和运输水平的低下而非常昂贵。英国在1811—1830年间，即产业革命已经开始50—70年时，进口小麦仅占国内消费量的3%。到1860年，即产业革命开始已经一个世纪时，英国小麦进口比例才占30%。其他西方国家为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进口比例更小。
在西方产业革命时期，农业革命的先导作用和基础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提供劳动力、提供市场、提供资金和提供企业家四个方面。
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革命的基础，使人口发展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的传统阶段进入低死亡率高出生率的近代阶段，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市场。在产业革命初期，由农业革命所造成的对工业品的需求，首先是衣着需求，其次是铁制农具需求，从而为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首先是纺织工业，其次是钢铁工业，成为当时最兴旺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而农村市场乃是其主体市场。由此可见，在工业化的前期，无论轻、重工业均以农村为主要市场。
农业革命为产业革命提供企业家和资金，表现得最明显的是纺织工业。农业革命促使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其最切近的产业便是纺织业。因为在男耕女织的前工业化社会里，纺织是农家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产业革命前期，纺织工业的设备比较简陋，投资额不大，家境较殷实的农民不难涉足其中。
（六）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服务业革命
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重要经济现象之一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什么叫作第三产业？西方经济学界见仁见智，定义不尽相同。其中最简明的定义是把第三产业定义为国民经济中除去农业（称为基础产业）和工业（又称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第三
产业即服务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产品具有无形性、生产单位多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从业人员带有较强的专业性，且以女性、个体经营者和兼职人员为主。西方学者对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的分类也不尽一致，例如，一种比较通用的分类法是将第三产业分为：
1、交通、通讯。
2、商业、金融、保险。
3、科学、教育、文化、卫生。
4、政府和防务。
5、狭义的服务行业（为饮食、旅游、修理等）。
又如，有的分类法将第三产业分为：
1、社会服务业，即交通、通讯和公用事业（教育、公安、国防司法）、社会福利卫生事业。
2、商业服务：商业、金融、保险等。
3、个体服务：家务、手工个体服务，个体专业服务者如律师、医师等。
4、社团服务，如宗教、职业团体。
5、文化娱乐。
服务业的发展过程相当漫长。在产业革命前的西方经济中，服务业已经萌芽，包括细小规模的商业、政府、专业服务者和颇具规模的家庭仆役业。而当时的所谓专业服务者主要是从事“神职、法律和医疗”业。产业革命开始以后，服务业得到与工业同步的发展，主要分两种类型，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教育、商业，这类服务业被视为生产活动的中间环节，故又称中间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主要指文化娱乐业，这类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及人们实际收入的增长有直接关系，而且当收入增长时，人们对这类服务的需求比对商品的需求增长得更快。
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相当迅速。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标准，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第一等国家为35%，（英国、比利时），第二等国家为25%（德国、荷兰、挪威），第三等国家为12%—20%（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一等国家为45%（英国），第二等国家为30—35%（德国、比利时、荷兰、挪威），第三等国家为16%─25%（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20世纪30年代，第一等国家超过40%（英国），第二等国家为35—39%（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挪威、比利时）；第三等国家为23%（意大利、西班牙）。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期以前的近200年内，西方经济实际上发生了三次经济革命，一是18世纪初和以后进行的农业革命；二是18世纪、19世纪进行的产业革命；三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服务业革命。前两者的内容是国民经济从农业占支配地位进到工业占支配地位，同时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第三次革命的内容是农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工业增长速度放慢，而服务业则大幅度增长。
从长期看，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从而具有降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二是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并且比较稳定，从而对西方国家的就业结构产生向第三产业倾斜的影响，并对就业率起某种稳定作用。
四、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概说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西方各国政府代表各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执行一套以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是工业发展为目标的政策。关于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范围，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两点理论解释。一是先决条件论，亦称制度论。在工业化的早期，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制度、法律、规章方面的种种障碍，这类障碍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或者是重商主义的，如封建土地制度、封建诸候和地主豪绅的割据和关卡。二是外在化理论，即私人企业成本－效益关系与社会成本－效益关系的不一致，产生所谓外在经济效应和外在不经济效应。所谓外在经济效应，是指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或私人效益小于社会效益的事业如基础设施的事业；所谓外在不经济效应，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或私人效益大于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如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这两类问题，即封建主义或重商主义的规章制度障碍和外在化问题，均非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所能解决，非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不可。很明显，上述对国家干预理论属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论的范畴，即主张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基础之上的拾遗补缺式国家干预论。》》》》》
根据上述理论，西方经济史学家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各工业国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取消行会制，撤消各类关卡，实现政治统一，建立各种法度等。第二类是兴办各种具有巨大社会效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教育、情报网络等。第三类是运用各种优惠政策，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第四类是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并直接经营某些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企业，即兴办国有国营企业。一般地说，在这一时期，国家干预重点是前三类。
这一时期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世纪、19世纪前期和中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英国在17世纪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于18世纪中叶开始产业革命，同时继续进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建设。当时欧洲大陆国家尚未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至18世纪末才爆发，尔后20多年处于战乱状态），各国政府继续奉行重商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国家直接插手工业建设。19世纪前期和中期，英国全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大陆各国加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统一的进程，同时奉行带有浓厚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工业化政策。工业发展较迅速的首推德国，其次是法国。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叶，欧洲各国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在内，普遍地转向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原因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开始并完成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二）18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政策
18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业化运动是在所谓开明专制主义亦即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权的主持
和推动下进行的。例如，法国继承柯尔培政策的余绪，采用专卖、财政优惠、政府补贴等特殊政策，兴办国营企业或国家特许企业，借以发展军事工业、冶炼工业和奢侈品工业。以腓特烈大帝政府（1740—1786）为代表的历届普鲁士政府鼓励发展纺织、玻璃、化工和金属制造等工业部门，并在西里西亚兴办国营煤矿和铁工厂。其他德意志诸国和奥地利也推行有选择的“工业化”政策。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继承彼得大帝的政策，兴办工厂、矿山，或国营、或公私合营，且采用农奴劳动。由于英国率先进行产业革命，欧洲大陆国家纷纷派员前往考察学习，并从英国引进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以促进本国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各国发展工业的计划并未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原因是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环境和落后的文化技术、管理水平对大工业的发展构成制约因素，而且，尽管各国政府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关键工业体系、增强国力、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相标榜，但实际上是孤立地发展个别或少数经济部门，使这类部门成为前工业社会大环境中“飞地”。阻碍大工业发展的具体因素，主要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熟练劳力不足，风险投资意愿低下，交通不便、运输费用昂贵，购买力低，关卡林立，市场支离破碎，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
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已经有一定基础，政治稳定，市场统一，税制币制和关税制度全国划一，经济技术水平较高，资本比较充沛，市场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生产资源流动性亦较大，形成有利于大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不投资建立企业，而是从事重商主义性质的制度规章和法制建设。例如，颁布航海法，规定殖民地进出口商品必须经过英国，且进出口货限定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运载，以便垄断帝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发动殖民战争以扩大和保护保殖民地和对外贸易。
由此可见，无论先进的英国，还是落后的欧洲大陆各国，在18世纪都是推行带有重商主义性质的政府经济干预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的干预是间接的，大陆各国的干预是直接的。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分野在于政府是否直接投资建立企业。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征服战争，对摧毁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封建旧秩序，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社会，取缔行会，实行个人择业自由和商品贸易自由；废除地方关卡，以公制统一度量衡；实行中央集权，制订国家法典，保护有私有财产；发展技术教育，建立专利制度；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健全金融制度。拿破仑战争程度不同地将上述资产阶级革命措施推广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速整个欧洲大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从而为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产业革命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
（三）19世纪初、中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
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欧洲工业国的经济政策在英国和大陆国家仍然呈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二是大陆国家的国家干预倾向。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从20年代到5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自由放任主义的改革，例如，1801年颁布的新圈地法进一步促进土地的自由使用，20年代降低关税，1946年废除以保护国内农业为目的的谷物法，并且在后来废除所有重要商品的进口税；从20年代起逐步放宽并取消航海法；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以促进劳动力的地区流动；1856年颁布股份公司法，促进资本自由流通；同时在20年代相继取消结社禁令，放宽对工会活动的限制，以及废除禁止熟练工人外迁的法律，废除禁止无证出口机器的法令。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英国的发展对大陆各国的产业革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使大陆国家感到威胁，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滋长，使产业革命和经济增长成为这些国家增强国力的手段，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构成大陆国家政府对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的一个重大的推动力。其具体表现，一是某些国家如德意志诸国和比利时政府直接投资建厂，二是大力支持技术教育和工艺技术知识的传播，三是大力兴修基础设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在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铁路不仅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而且对国家的统一和凝聚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铁路投资额巨大，资金回收速度甚慢，为私人企业所无意或无力兴办。因此，欧洲工业国家纷纷承担起兴建铁路之责任。例如：
1、比利时在摆脱荷兰统治后，立即于19世纪30年代，由国家主持，有计划地兴建全国铁路网，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比利时铁路兴建取得巨大成绩，在50年代即扭亏为盈，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经济目标：巩固独立，迅速建立工业体系。
2、法国中央政府一贯重视交通设施建设，1933年制订了一个所有铁路干线以马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幅射的全国铁路网规划。当时法国铁路仅900公里，但1847年达到1800公里，1851年达到4000公里，1957年达到7000公里，1870年达到17000公里，从而成功地建立起法国铁路系统。
3、德国由于处于分裂状态，时至19世纪30－40年代才修造第一批铁路，而且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铁路修建计划。但其后在德意志诸国政府的主持下，铁路修建速度；加快，1950年达5000公里，其中普鲁士政府起了关键作用。1975年德意志全境统一时，德国铁路长达28000公里，其中普鲁士拥有16000公里。在铁路总里程中，国有铁路约占一半。
法国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19世纪50年代，主张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的圣西门主义对法国许多金融家、工业资本家和政府官员有深刻影响，从而对法国政府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起了推动作用。除了主持建造全国铁路网以外，当时法国政府的另一得意之作是主持巴黎重建工作。除采取强化经济控制的措施外，法国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也采取一些放宽控制的措施，如取消对合股银行的禁令，降低关税等。
德国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以普鲁士政府为中坚，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完成了统一的任务。经济上的统一借助于两大杠杆，一是全德意铁路网络的建成，二是全德意志关税联盟的构筑。关税联盟的建成意味着取消遍布德意志诸国的关卡厘金，统一税制，促进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交流，从而为全德意志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政治统一是通过普鲁士对强大邻国法国和奥地利的战争，通过对德意志诸国的吞并实现的，但政治统一是以前此的经济统一为前提的。而无论是经济统一，还是政治统一，都是由德意志诸国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完成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欧洲国家都致力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政府干预也有间接干预和直接干预两种。间接干预存在于两岸所有国家，但就直接干预手段的采用而言，英国比大陆诸国要少得多。这一区别也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英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主张自由贸易，亦即经济国际主义，要求象在各国国内废除关卡厘金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一样，在世界上撤消各国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建立货畅其流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但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遭到欧洲大陆各国的抵制，其中德意志经济学家李斯特抵制最力。李斯特以保护贸易主义学说与英国相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乃是经济民族主义。当然，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还是保护贸易主义，都是一种政策武器，前者是向别国市场进军的进攻手段，后者是保护本国市场的防御手段。
（四）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
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与此相适应，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亦趋于强化。在欧洲，无论是一向鼓吹自由放任、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还是一向推行国家干预政策以促进工业发展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大陆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干预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是同步发展的。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只看，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只是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19世纪前期和中期）存在于个别的国度，即英国。请看西方经济史学家的描述：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经济自由主义只是短短一段插曲。到19世纪最后25年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潮流发生变化。此后，国家担负起更大更“积极”的经济和社会
任务。象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那样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一概奉行经济民族主义，采取构筑起关税壁垒那样的严格限制性的行动。而国际经济的紧张对峙，引起各国力图控制市场，扩张独占性的经济帝国。同时，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挽救铁路系统，支持薄弱的经济部门，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矛盾、城市问题和工业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所有这些趋势─尤其是保护贸易的兴起和人们日益了解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大大地扩大了国家经济任务的范围，政府不得不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那个仅仅以非常特殊形式存在过的放任主义业已死亡，不是被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所扼杀，而是被工业化的后果所断送。
西方近代经济史实证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比其理论形态为时要短暂得多。即使不算经济自由主义的前驱，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1776年）到马歇尔经济学时代告终即凯恩斯《通论》出版（1935年），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居统治地位也历时159年，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居支配地位，从1800年到1970年，也不过70年，不及前者的一半。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如此短命，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趋势的加强固然表现在比较先进的西方工业国家如英、法、德、比利时经济政策的变动上面，但尤其表现在后进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上面。这一时期经济政策比较引人注目的后进国家是意大利和俄国。
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政治统一后，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开始起步，至90年代中期，建立了纺织、冶金、造船等工业，铁路增长10倍，达16000公里。但是，工业的大幅度增长是1895年以后的事。1895－1900年间，工业增长70%。意大利政府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主要措施有三。第一，聚积资金，修建铁路系统。1861－1941年间，国家共投资铁路126亿里拉，相当于1900年一年的全国国民收入。第二，对基础工业特别是航运业、造船业、钢铁业和机械工业提供巨额补贴。第三，保护农业和国内工业，抵御外国竞争。意大利政府刻意扶植工业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在1895—1908年间，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7%。
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一个封建独裁的国家，一个对内专横，对西方列强软弱的国家。俄国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来亚战争和70年代的土耳其战争中的失败和丢脸，充分暴露了这个包藏“大国”野心的国家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迫使它改革旧制，建设现代工业。俄国于1916年解放农奴，并于80、90年代掀起现代工业的建设浪潮。其主要经济政策举措有：一、支助或直接投资兴建铁路，掀起筑路高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兴建的全长5000公里、工程历时10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二、扶助现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或给予津贴，或给予税收优惠，或建立投资基金，或订立产品优惠收购合同。第三，建立向工业倾斜的财政贸易体制，在供、
产、销各个环节上扶助制造业。引进外资，发行国债，编制政府预算，保证关键产业的资金需要。以国有国营企业为杠杆，扶助关键产业；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以支付外资本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