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的尴尬和希望

中国律师的尴尬和希望（一）

政治上的尴尬：失落

许多人都知道，美国的总统超过一半以上是律师出身。美国的议员，大多也是律师出身。欧洲各国的总统、总理、首相、议长，都不乏律师出身者。由此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律师在政治地位上是非常之高的。然而，在中国，从律师业恢复至今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一位律师出身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甚至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没有听说过。倒是有了几位律师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相对于各行各业的代表和委员来说，仅仅几名律师代表和委员根本发不出什么声音来。由于律师业的流动性比较大，而且律师关系的流动是与户籍分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律师甚至多年都从没有行使过任何选举权，更不用说被选举权了。笔者就是如此，自从1993年离开原籍从事律师职业以来，至今没有行使过任何选举权了。如此的中国律师，政治上还能有什么样的地位呢？现在连看守所的一些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参加选举，而许多律师就此却失去了选举权，两相比较，实在滑稽。

经济上的尴尬：难堪

过去许多媒体报道，在西方国家最赚钱的有三种行业：律师、记者、医生，有报道称这三者的收入甚至比总统、首相还要高。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这毕竟是在西方国家，而且西方国家也有着几百年的法治的历史。在中国，律师服务同许多行业一样，任何商品和服务在供不应求的阶段，总会产生暴利。所以中国律师行业的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间曾经好过了一阵，产生了一些有着相对较高收入的律师。然而随着律师数量的增加，尤其是非律师的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包括企业法律顾问、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等的大量增加，再加之大学扩招之后每年数十万的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市场，律师业已经与“高收入”三个字越来越远了。如今，许多刚刚入门做律师的人员，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恐怕连生计都将成为问题。这已经是残酷的现实了。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年轻律师的感叹：“如果再没有人找我打官司的话，我就告老婆离婚，替自己开张。”读了之后，只有辛酸。

文化上的尴尬：还没有形成律师文化

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也有着自己的行业文化。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律师这一职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律师业短暂维持了几年却又遭遇“反右”的冲击，所以中国没有律师的传统和文化。律师业恢复二是多年来，也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至今仍没有形成固定的、良性的律师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教师曾经被认为是“穷教师”甚至没有毕业生愿意留校，所以许多大学教师下海当了律师。现在由于大学教师不仅有着自己的讲台，而且还有着“教授”等等职称，结果他们不仅享受着“单位”提供的工资、福利和待遇，而且还有着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兼职”（其实对于许多大学法学老师来说几乎已经成为专职了）承办律师业务，结果不仅抢了专职律师的饭碗，还落下了不少的美名。而律师业却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社会地位的尴尬：降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律师业刚刚恢复的时候，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仍然属于国家干部。但由于没有如“公、检、法”的所谓“实权”，律师只能算作三等干部，但毕竟还是干部。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发展，忽如一夜春分来，市场需要成就了律师身价的提高。那个时候，律师不仅比大多的机关干部自由，更比机关干部收入高出许多。笔者那时即使在企业，当时的工资也几乎是内地法院同学的十倍。所以，当时不仅各行各业都有人改行做律师，甚至还有许多的法官、检察官辞职做起了律师了。那个时候，无论以前的背景是什么，无论是否真的上过大学，无论以前什么身份地位，无论出自哪里，只要是律师，几乎就是身份的象征。

然而，进入了新世纪之后，随着机关干部连连提高工资，随着“权力”的附加值越来越大，更随着律师以及非律师法律从业人员的暴增，公务员、大学教师都重新成为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就业的热门，而律师却几乎堕落成拉保险的业务员一样的人员了，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单位”的尴尬：落空，缺乏后盾

在中国，过去没有了“单位”几乎就没有身份。由此可见“单位”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早期的中国律师，说自己是“律师事务所”的，许多人甚至还不好理解，那就说是“司法局”的，外人一听立马尊敬三分。现在的律师，除了极少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公职律师之外，都已经与司法局彻底“脱钩”了。而“律师事务所”呢，现在基本上都像个体户联合会。虽然都挂名在一个所里，但各人找各人的案件，各人办各人的案子，同在一个所的律师，都可能连面也难得一见。大多的律师都陷入了单打独斗的境地。对于公、检、法、司哪个部门来说，如果有人胆敢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寻衅滋事，都可能被以妨碍公务给予拘留甚至判刑，而现在对于律师来说，只能自己小心翼翼从事，即使遭遇到一些蛮不讲理的无赖之徒，也只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因为背后已经没有了“单位”可以为你撑腰。虽然有律师协会，但作为协会毕竟与原来的“单位”的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

心理上的尴尬：压力特别大

做律师，许多人是追求“成就感”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律师是有着一些成就感的。然而，如今作为律师，更多的却是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也已经远远地大于成就感。

律师没案件的时候，有了时间，有了自由，同时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收入，所以心理压力非常大，要为没有案件发愁，根本无法轻松。

律师有案件要办的时候，心理压力更大。律师不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应对当事人的催问，而且还得调查取证，还要研究案情、起草有关法律文书，最后还得为案件的审判结果担惊受怕。生怕案件败诉，难以给当事人交差。有的风险代理，如果案件结果当事人不满意，很可能自己就是辛辛苦苦一场空，收不到分文报酬。

早几年，就有听说律师出家的故事。近几年，又频见律师改行，其实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武器的尴尬：法律武器时软时硬

律师的武器就是法律，但法律这个武器却又不掌握在律师的手里。在中国，有人戏称“法律就是个红苕，生了就硬，熟了就软。”面对一些司法腐败现象，事实也的确如此。

律师打官司，由于接到每个案件的当事人不同，受理的法院不同，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甚至所在的地区都不同，所以没有律师能够认识所有的法院的所有的法官，而且还不知道对手是否与相关法院或法官“相熟”，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法律这个武器在法院或法官手里不能够“硬”起来，律师便失去了几乎唯一的“武器”。如果当事人理解的话，尚可安慰。如果当事人不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律师的麻烦就大了。

市场的尴尬：不找律师找市长

过去在谈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的时候，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厂长往往“不找市场找市长”，由此论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现在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不找市场照市长”是不存在了，但是当企业发生经济纠纷、发生诉讼的时候，许多企业老板，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找律师找市长”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执行着同样的一部法律，却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都找律师而不找“市长”，那么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绝不会如此严重，“市长”们发生腐败犯罪而落马的也绝不会如此之多，中国的法律必将严肃许多。

在“不找律师找市长”盛行的情况下，不仅企业家等当事人找“市长”，许多律师也不得不找“市长”。当“市长”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改找“处长”、“科长”等等的了。只要手中有点“实权”，无论“处长”、“科长”、“秘书长”什么的，个个都比律师管用。他们所得到的“辛苦费”往往也要比“律师费”丰厚许多。

面子的尴尬：没钱得装有钱样

作为律师，如果不显得很有成就的样子，是无法取信于当事人的。但要装出很有成就的样子，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许多律师，根本无力买房买车，却也得想尽办法去买，或者哪怕没房，也得有车。与法官、检察官的同学、朋友在一起消费娱乐，有钱没钱都得抢着买单。在当事人面前，哪怕身上只有几块几十块钱了，也得张口百万十万的聊天，而且还得显得毫不在意、见多不怪的样子来。所以有关媒体报道的律师的所谓的“高收入”以及所看到的种种律师的“潇洒”，其实不乏太多的泡沫成份。

理想的尴尬：在矛盾中煎熬

在许多弱势的老百姓眼里，律师无疑就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律师的身上。然而，如果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考虑，律师无疑又都愿意成为强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支付得起较高的律师费。

追求正义往往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律师为弱势的一方办案，往往不仅可能得不到合理的劳动报酬，甚至还要补贴费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最终

正义得到了维护，当事人有句感谢的话，律师也可勉强知足，多少还有一点“成就感”。但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正义仍然得不到维护，律师就要为法律或者某些执法人员背负恶名，心理上就不仅仅是“失落感”、“挫折感”可以简单形容的了。

为强势的一方办案，有时即使赢得了官司赚到了钱，但是当明知这一切是建立在法律被“强奸”的基础之上的时候，虽然别人不能追究律师什么，但是却隐瞒不了自己的良心，内心的“罪恶感”会时时噬咬着自己的良心，内心的自责会让尚有正义感的律师寝食难安。

社会评价的尴尬：律师的主流被“两极”的律师所淹没

中国律师中，真正赚钱的律师只是极少数。他们赚钱的门路，有的是早年从事律师抢占了一定的市场；有的是能力突出的确技高一筹；有的是依赖某种背景和关系垄断了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的市场；也不乏一些人勾结某些机关或者司法部门的腐败分子相互利用„„这些人毕竟都是律师中的极少数人，他们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大。许多人认为律师“有钱”、“有关系”也往往就是由此而引起。这些人虽然有钱甚至“有势”，但代表不了中国律师的主流。

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最早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职业资格考试，也是最为正规的职业资格考试。由于早期对于中国律师的模糊认识以及媒体的一些不正确宣传，吸引了包括未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员在内的各行各业的人员来报考。许多其他行业的人员甚至视考取律师资格为“鲤鱼跳龙门”一样。如此以来，进入律师行业的人员素质难免参差不齐。一些奔着赚钱的目的而来的人进来之后，结果发现律师这行的钱其实并不比其他行业好赚，于是坑、蒙、拐、骗的手段也就用上了，由此给许多当事人不仅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失，更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极个别律师，几乎堕落到了“天天都是愚人节”的地步，甚至把“办案”变成了“作案”。这些少数律师败类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律师群体的形象，结果使社会上少数人把律师统统视为“骗子”、“没用”„„

中国极大多数的律师，其实都只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辛辛苦苦地赚着一份基本能够维持养家糊口的费用。有的人可能比机关干部的工资高点，但他们没用人给养老金，没有人给退休金，没有人给住房补贴和医疗保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谋取私利，算来算去，其实许多人是在消费自己的未来和福利充作表面的“成功”。甚至有的律师入不敷出也不足为怪。这样的律师，才是中国律师的主流，但却被媒体甚至整个行业都忽视。

职业风险的尴尬：职业风险时时存在

许多人误意味律师是一个最没有职业风险的工作。然而，他们却意识不到，律师的职业风险却时时刻刻的像一支达摩克莉斯之剑高悬在律师的头上。 最早的职业风险，是律师在国家基本没用投入的情况下，自己赚取的律师费如果私自占用、使用了一些，就会被当做贪污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案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鲜见。

如今的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稍不注意就可能被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近又有新的案例，广州一律师收取了当事人100万元人民币，结果被警方以涉嫌“诈骗罪”拘押。

另外，随着许多民事纠纷争议标的的加大，或者矛盾的激烈程度的加大，为一方代理的律师经常被对方当事人殴打或者辱骂时有发生。

所以有人认为律师职业最安全，完全是一场误会。

分配上尴尬：被排除在公有制之外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生产利润也归国家所有，国家利用国有资产为全起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福利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障等等。在我国，机关有机关的除了货币工资之外的各种福利及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也几乎有着与机关差不多的待遇，国有企业有着国有企业类似的待遇，农民还有着祖先遗留下的一块土地可以自由耕作，小商业者、个体户等等也都有着自己的一些必要的资本可以经营。

只有律师，除了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可以提供一些支助之外，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你投入。先投入巨资上完大学，大学毕业了，还得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参加司法考试，考试通过了，还得拿低得可怜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去实习，实习完了终于拿到《律师执业证》了，还得租用办公室，配置办公设备，投入宣传资料到处去揽活。终于揽到活了，看你年级轻、资历浅，别人能收一万元律师费的案子你也许只能收到三、五千元，当事人还觉得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似的。

做了律师之后，你不可能享有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房，甚至连个微利房你也没有资格购买。你得自己买房、买车、买保险、承担医疗、养老等等的费用。总之，公有制下所有的一切除了公共马路、公交、免费公园这些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分配方式都与你无关。

但你的义务却不小。社会上都说“律师高薪”，那么你就得为你所赚的每一分钱纳税。哪怕你全年只办了一个案子，只收了三千元钱，你仍然得为那可怜的三千元纳税。除了税之外，你还得交费。上交律协管理费、工会费、执业风险保险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费等等等等。

自由的尴尬：无奈的“自由”

许多国家都把律师视为“自由职业者”，在中国，许多人也认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对律师的“自由”很是羡慕。

所谓自由，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包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活动的自由、工作的自由，生活的自由等等。从一些律师的表现来看，似乎中国律师都拥有了这些自由，可以不用定点上下班，可以随便说话，可以自由流动执业，可以不受限制的花钱„„

其实却完全不然。

中国律师可以说都有着思想的自由，但思想的自由如果不能自由表达或者化为行动，往往只能是一场空。

由于条块分割，中国各系统、各部门几乎都有着自己的媒体、出版机构等“喉舌”，向社会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单单中国律师却既没有自己的媒体（虽有《中国律师》这样的杂志，但本质上仍属于司法部管辖），更没有自己的出版社。律师一个人可以在私下畅所欲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却难以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也就造成了其他媒体都说“律师有钱”似乎律师都很有钱似的，某些媒体说律师腐蚀了法官法院立马就采取措

施隔离律师与法官接触，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律师自己知道，但却无法发出律师自己真实的声音。

工作上，律师去不去办公室无所谓，这是社会上普遍看得见的律师的“自由”。然而，虽然可以不去办公室，但每一个律师却都不得不为自己的饭碗发愁，为“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发愁。即使不去办公室，但并不等于不是工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许多地方和单位已经不足八小时了）、每周五天工作制，而许多律师却几乎常年没有休息天，每天十几小时工作，却未必人人都看得见。

自由，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当中国律师整天为了案源四处奔波、为了胜诉四处求人、为了生活四处流浪的时候，所谓的“自由”放在你面前，你能真正地享受这“自由”吗？确切地说，中国律师的所谓“自由”，都是无奈的“自由”，尴尬的“自由”。

律师法的尴尬：律师的权利没有保障

文章写到这里，我再次认真研读了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法第四章为“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该章从第二十五条到第三十六条共12条，其中律师业务占1条，律师义务占8条，律师权利仅占3条。认真分析这3条权利，其实质内容少得可怜。

如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这其实完全等于废话。按照我国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不受非法侵犯。作为中国公民的律师，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不仅“在执业活动中”，就是不“在执业活动中”，律师的人身权利也不受非法侵犯。所以这条所谓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的权利是“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一所谓的“权利”附加了“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条件，其实就变成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权利了，对于律师来说则是必须征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义务了。

去掉上述两条所谓的“权利”，律师目前唯一的权利仅剩下律师法第三十条了，即“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而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遇到障碍。如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如果不服行政处罚需要提出行政诉讼，律师接受委托之后前往行政拘留所会见当事人，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律师会见。这种情形下，等当事人期满走出行政拘留所之后，他们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再看律师法第七章“法律责任”。这一章共5条，全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对于其他社会各界侵犯律师合法权益或者律师执业权利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该章的“法律责任”，全部是约束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仅仅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对其他社会各界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对律师的执业权利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措施。如此律师法，简直是律师的枷锁，根本不是律师执业的保障。这样的律师法，对于中国律师来说，不要也罢。

面对咨询的尴尬

咨询往往是律师承揽业务的开始。所有虽说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规定了咨询可以收费，但绝大多数的律师为了承揽业务的需要，都提供免费咨询。由于律师职业本身提供的就是一种无形的知识服务，所以律师在解答咨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服务。面对免费咨询，律师的尴尬便不可避免。如果你对当事人解答得很清楚，当事人完全满意并接受了的话，那么当事人就可能撇开律师自己去操作了，这样律师可能赢得一句感谢的话，却白白失去了收费的机会，义务为当事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如果你有所保留、使当事人并未完全听明白的话，又怕当事人怀疑你的能力和水平，最终还是失去这单业务，仍然收不到任何费用。如何把握好这种矛盾，对于许多律师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惑和困难的问题。

面对收费的尴尬

由于律师业务的特殊性，律师的案件来源大多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而来的。而在做什么都讲关系的中国，既然是熟人介绍来的案件，你总得在收费上降低一些，熟人才觉得有面子，当事人也觉得高兴。所以，虽然律师的收费标准有规定，但许多律师在许多时候都收费低于规定的标准。否则的话，就可能既得罪了朋友，又失去了业务来源。

律师先收取了费用之后，如果案件比较顺利，很快以某种方式结案了，有的当事人就认为“律师赚钱很容易”，感觉自己“吃亏了”，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求退还一部分律师费，甚至不惜投诉或者闹事。但是如果案件比较复杂，时间长、环节多，律师的投入产出明显不成比例，当事人绝不会增加一点费用，最多也就一句感谢了事。

现在又比较流行所谓“风险收费”，即律师在办案结束之后再根据案件的结果收费。这种方式，律师更为尴尬。如果结果不理想，律师不仅白白投入人力、物力、精力，甚至还要被当事人嘲笑无能；如果结果理想的话，一些当事人又不讲信用耍赖不予支付律师费。

总的说来，收取律师费往往是许多律师甚至比办案更为头疼的一件事。对于许多律师来说，谈收费难，收取到费用更难；先收费难，后收费也更难。

面对熟人的尴尬

律师的业务，大多来源于熟人或者熟人介绍。一些熟悉的朋友，知道你是律师了，可能会经常请你吃饭、娱乐，并且在吃饭、娱乐的时候经常咨询你一些法律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已经为他提供了法律服务，你却收不到他丝毫的律师费用，反而还似乎欠着他的人情。如果哪天你提到了收费，那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所以作为律师还必须维持着这种并不十分公平的所谓“朋友关系”，直到哪一天朋友的事情大了、复杂了，也许才可能收到一点费用。 熟人介绍来的案源，收费高了面子上过不去，收费低了自己吃亏甚至还得赔本，也经常让律师进退维谷处于两难的境地。要真正地处理好这种矛盾和关系，实在是一种艺术，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学会的。

面对当事人的尴尬

许多当事人在最初遭遇法律纠纷或者急需法律帮助的时候，往往六神无主，见到了律师就像见到大救星一样，不仅对律师非常尊敬，也表现得非常诚恳的样子，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感激涕零。然而，当他们在漫长的司法过程

中逐渐懂得了一些法律知识或者问题有了一定的进展之后，许多当事人就开始冷落律师，有的拖欠原先承诺支付的律师费，有的甚至还无事生非地找律师的不是，要求退还部分律师费。

许多当事人在律师办案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和你交“朋友”，其实说来说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少收费，并且重视他的案件。但往往案件一结束，你甚至连这个所谓的“朋友”的人都找不到了。

所以有律师说，一些当事人就是“当时人”——“当时是人，过后就不是人”了。此话虽说严重了点，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许多媒体谈到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包括律师行业协会和主管机关都认为律师和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生怕律师欺骗了当事人。殊不知在付费能力和付费的诚信方面，律师与当事人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并不存在什么“主管机关”或者“行业协会”的约束，所以他们丧失诚信、欺骗律师、拒付或者耍赖延付律师费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遭遇如此当事人的时候，律师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打掉牙往自己肚里吞，岂不尴尬？

面对死囚的尴尬

沈阳“1、18”爆炸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主犯张显光2006年8月落网之后，媒体报道说许多律师争相提出愿意免费提供辩护。2006年11月9日张显光爆炸、故意杀人、故意上海、抢劫一案在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媒体报道，法庭上，张显光自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死罪难逃，因此轮到张显光的辩护人质证时，律师刚刚开口，就被张显光厉声打断：“你闭嘴吧！我不用你辩护„„我在看守所里就和你说了，我早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张显光微微起身：“审判长，我有个要求，我不用他辩护！”当审判长让他自己申辩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辩护的。”

果然，在下午的宣判中，张显光被判处死刑。

张显光之所以拒绝律师的辩护，一方面说明了张显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律师作用的轻视，再者，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他对自己难逃死刑的确信。在庭下，张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说，他有些理解张显光。他说，当初到看守所会见时，张显光就不愿意律师介入，后来还是听说是自己母亲请的才接受会见。“我问他起诉书看了没有。他说，没看，没意见。光一个‘1、18’大案就够我死的了。”据该律师理解，张显光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根本就不相信律师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不想让律师为他辩护。

由此可见，如果法院判决经常都不出那些犯罪嫌疑人的预料之外，那么律师在他们眼里的作用就必然会显得可有可无。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律师的尴尬，也无疑是中国法律的尴尬。

面对贪官的尴尬

王有杰，曾任河南省漯河市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市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被控收受贿赂款634万元、另有756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庭上，王有杰“对检方指控照单全收”，首先就讨好了检察院。接着称“自觉对不起河南人民”，表示“向河南人民说声对不起”，以此讨好了河南人民。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王有杰进行长达20多分钟的忏悔，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犯罪历程一一作了剖析。王有杰还“奉劝”为官者：“礼品包藏着祸端，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把反腐防线筑得

牢牢的，人际交往要慎之又慎。”以此形式又讨好了纪委。最后王有杰还表示，“将服从荆州中院的判决，绝不上诉。”这样，王有杰又讨好了法院。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为了讨好公诉人，王有杰有惊人之举。当律师正在就公诉人的指控为其作减轻处罚的辩护时，第一名律师说完后，王有杰突然对自己的辩护律师说：“我对你们的司法学养表示景仰，并感谢律师的辩护。”随后他要求律师停止辩护，对法庭表示，他接受检方的所有指控，听凭法院判决。 高，简直是高！高得简直不得了！我不得不叹服了。看来王有杰能够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确深谙为官之道。这完全可以从其在法庭上的察言观色的作秀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讨好检察院和法院，而且讨好河南人民和纪委，唯一不怕得罪的，只有律师——自己花钱聘请的为自己做无罪或者罪轻辩护的律师！律师成了这出“汇演”唯一的牺牲品，成了王有杰作秀表演的“道具”！ 最终，王有杰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保住了性命，王有杰应该感到满足了。只是，我不知道作为王有杰的辩护律师，到底该为此感到失落呢还是有成就感呢？

面对企业家的尴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似乎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许多企业甚至不惜话费巨资在媒体上刊登聘请某某律师为其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已经很少有企业再专门刊登启事声明聘请某某律师为其常年法律顾问了。

虽然律师法规定了律师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然而，面对着执业律师和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的几乎没什么太大差距的情形，聪明的企业家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聘请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职务。这些非律师执业人员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为企业内部员工，不仅常年坐班工作，而且老板怎么指挥怎么听话，况且工资也花不了几个钱。于是，律师行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这项业务日渐萎缩，使律师行业失去了极大的一块蛋糕。 现在的企业家，日常法律事务基本都交给内部的非律师法律工作人员处理，除非重大或者需要寻求某种关系的情况下才考虑聘请执业律师出面处理，这使得律师的专业优势无从发挥，迫使律师不得不寻求专业意外的某些关系之类的东西来维持与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某种关系存在，许多律师已经很难进入企业家的人际交往圈，也很难赚到企业的律师费。

面对弱势群体的尴尬

律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保障，面对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执业支出，律师只能设法去市场上寻求案源也就是经济来源。有权有钱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不会受到太多的委屈，也就不必上法庭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即使偶尔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他们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权势给予解决。即使走上了法庭进行诉讼，能够赚到他们的钱的也毕竟只是少数律师。因此，大多数的律师不得不面对更多弱势群体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从他们那里找寻自己的饭碗，尤其是年轻律师和平民律师，更只能遇到如此的客户。

穷律师遭遇穷客户，难免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虽然许多时候案件必胜，比如劳动、工伤、交通事故、伤害赔偿等等案件，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客户却往往无钱支付律师费。此时，作为律师，拒绝受理案件，则没案可办；接受

了案件，则收不到律师费。两难之中，委实尴尬。无奈之中，只好“风险代理”，似乎还有个盼头。

“风险代理”之后，没有收到律师费反倒还要补贴交通、通迅甚至诉讼费等。法院判决、执行顺利的话，一切还好。如果法院判决不公，或者案件得不到顺利执行，那么律师不仅一无所获，还要为如此的司法现状背黑锅，当事人把怨气甚至都发泄在律师的头上，直逼得律师也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面对法律的尴尬

法律就是律师的资本，律师的武器就是法律。然而，由于我们法制建设的历史还很短暂，加之从草拟到审查直至通过的过程中很少有真正的律师参与，都难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就同时难免存在着某些问题没有法律规定、某些法律规定不科学或者不合理、某些法律和法规相互“打架”、某些法律或者法规无法得到落实等等尴尬的问题。

如此的法律状况下，律师掌握的“法律武器”就难免有点“残破不全”并不那么“锋利无比”了。但武器再“残缺不全”，老百姓的问题和矛盾都得解决。所以律师手执“大刀长矛”这样的武器要对付“洋枪洋炮”般的纠纷和矛盾，其艰难和尴尬也就可想而知。

面对法律不被信任的尴尬

律师职业的武器就是法律，也只能是法律。所以作为律师，都必须经常地说服当事人相信法律。只有当事人相信了法律，当事人也才能相信律师的法律分析，从而才能相信律师。这是律师、当事人和法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现实中，许多当事人宁可相信“关系”也不相信法律。于是，一些当事人找律师的时候，首先看中的往往不是律师的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而是特别强调律师究竟与法官或者法院领导有没有所谓的“关系”。在这样的当事人眼里，律师其实并不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只不过是典型的法律“掮客”而已。于是，有的当事人宁可通过你送给法官三万贿赂，却不愿意付你三千律师费。

有的时候，律师给当事人明确分析可以胜诉的案件，最终却出乎意料的败诉了。你明知道法院的判决有误，却在司法程序内得不到纠正。于是当事人不仅不再相信律师，也更不相信法律了。作为律师，失去的只不过是一个客户而已，而作为法律，却失去了这个当事人可以影响到的一大片人的信任。在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时，律师也不得不为中国法律感到深深的悲哀。

面对司法机关内部规定的尴尬

律师办案的主要依据就是法律。然而，许多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的问题，然而到了司法某些司法机关，却就是行不通。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律师只能听由有关机关内部规定说了算。这个时候，律师不仅难以为当事人办成事，而且也令当事人对律师当初的法律分析产生怀疑，令律师颜面尽失。 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申请支付令的程序，而且没有规定过申请支付令的金额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费收费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申请支付令只需要支付100元的诉讼费用。然而，有一次当笔者为某当事人10万元人民币的债权纠纷去某地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时候，法院立案庭人员却说他们法院内部规定，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纠纷不予办理支付令，必须进行诉讼。这样，不

仅当事人不得不掏出3500多元人民币的诉讼费用，而且使得律师当初为了当事人节省诉讼时间和费用的所有分析都顷刻间化为乌有。

又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予以抗诉，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这一规定，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利，同时也是检察机关的义务。作为律师，在根据法律规定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之后，自然认为检察机关没有理由拒绝当事人提出的抗诉申请。然而，某地检察院却内部规定，当事人申请抗诉，必须要到做出原审判决和终审判决的法院复印出有关档案资料，并且要加盖法院档案室章才可以受理，否则，即使你的材料再齐全、理由再充分都不予受理。这一内部规定，其实完全是对当事人的刁难，是对法律规定的抗诉义务的逃避，但律师要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就必须接受这一内部规定的刁难而东奔西跑。否则，你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

再如，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可以提出复议或者诉讼。但当事人委托了律师之后，行政拘留所却经常以法律没有规定唯有拒绝律师会见被行政拘留的当事人。当律师东奔西跑地征得有关方面批准会见的时候，往往当事人的拘留期限也差不多都满了，这时的会见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法律的规定律师可以学习得到，而一些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律师根本无从知道。然而现实中许多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的效力往往比国家法律还大，使得律师在依法给当事人分析判断的时候，就难免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这个时候，作为律师，往往会有一种被戏弄、被玩弄的感觉，那感觉实在是糟糕透了。

面对调查取证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这是我们国家的幸事，也是中国律师的幸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可以说是律师的不幸。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律师制度恢复初期，人们对对法律比较陌生，对律师更为陌生，甚至许多人还不能完全分得清公、检、法人员和律师的区别，所以那个年代，律师仅凭一张“法律顾问处”（那时大多还没改名为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到任何单位调查取证基本上都畅通无阻，也能够得到被调查单位的很好支持和配合。所以那时的律师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

如今，律师已彻底脱离权力体制走向市场，但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完全走向法治。于是脱离了权力体制的律师在调查取证的时候，既失去了权力保障，又没有法律保障，便难免尴尬了。

现在律师取证，有的单位不配合，律师只有申请法院取证。有的单位把律师调查取证当做了“创收”手段，实行高收费不说，还有种种土政策的限制。比如强制要求提供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等。这些土政策，明显体现了对律师的歧视。律师既然也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取得律师执业证又经过了层层把关，为什么律师的工作必须要依赖其他司法机关呢？这明显体现了对中国律师的不信任。《律师执业证》无论知识含量、取得的难度，还是审查的严格程度、颁发机关的行政级别，都大大高于《居民身份证》，而且还要每年年检，但在社会上受到认可的程度，却连一张人人都有的身份证甚至驾驶证都不如！这实在是对中国律师的极大嘲讽。既然如此，真不明白中国律师还有什么必要为那样一个本子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中国律师的尴尬和希望（二）

面对“败诉”的尴尬

打官司有赢就有输。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都想赢得官司，但法院往往只能判决一方赢得官司。有赢的一方自然也就有输的一方。一些当事人，尽管律师已经提前说明了不能保证官司一定能赢，律师只能尽最大努力收集证据，寻找法律依据，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结果，当事人当时也表示了理解，甚至还再三声明不在乎输赢，只要律师尽力就可以了。然而，当判决下来的时候，如果结果不够理想，他们轻则冷落律师，重则无理取闹，跟律师纠缠，要求退费甚至“赔偿”，使得律师防不胜防，也不胜其烦。尤其在某些时候，律师甚至得不偿失，陪进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由于种种律师意志和职责以外的原因而导致败诉，当事人无从发泄，便把所有的怨气和怒火最终都发泄到自己的律师头上来，更使得律师难堪之极。

古言道，“不以胜败论英雄”。这是评价战场上的将领的一句客观公道话。但在当事人眼里，对于律师的评价，只能“以胜败论英雄”。现在许多企业家，更是常常把“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挂在嘴边，所以无论你律师准备得如何细致，工作得如何认真，努力得如何辛苦，观点分析得如何正确，但如果“输”了官司，一切都是白搭，律师的所有知识和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不会得到任何人任何。

面对“胜诉”的尴尬

当事人发生诉讼的时候，往往在聘请了律师的同时，还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所谓“关系”以求万无一失。作为执业律师，职业准则要求其不能对当事人“包赢”，所以在表态上往往会“留点余地”，不敢作出必赢的承诺。然而当事人的所谓“关系”却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拿了当事人的好处就敢表态“包赢”。这样，律师在前台东奔西跑地忙案子，“关系”却在后台指手画脚地评论。最后官司如果真的“赢”了，当事人却把功劳记在了所谓的“关系”头上，认为其“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律师所做的专业工作却视而不见。如此情况下，作为律师，即时“打赢”了官司也尴尬。

面对“诚信”的尴尬

对当事人来说，律师的诚信很重要。但对于律师来说，当事人的诚信同样很重要。律师中虽然不乏一些不讲诚信的败类，但对于大多数律师来说，由于有着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管理和监督，加之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和品牌，因此都不得不约束着自己，尽可能地追求诚信。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除了与律师事务所的一纸委托合同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因此律师上当事人之当被当事人欺骗屡见不鲜。有的当事人承诺让你办的案子最后不让你办，有的当事人承诺支付的费用却不支付了，有的当事人甚至玩消失，让律师根本再找不到人了。

对于当事人来说，往往法律服务是在其“出事”或者发生纠纷的时候才需要，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费”，而且律师又没有任何公权力能够约束当事人，所以某些恶劣的当事人就给律师开“空头支票”，不仅不履行承诺，甚至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如此以来，造成律师在接受委托的时候，往往需要就先付费后服务还是先服务后付费得讨论上半天。

面对做好人的尴尬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来自父母的，还是来自学校的，或者来自长辈和领导的，都教育我们要做好人，不做坏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物物交换都很认可，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也感觉非常平等。在服务业还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之间只要不发生物质利益关系，相互之间的帮助都是无偿的。帮助了他人的人，只要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一句感谢话也就满足了，最多下次我有事再请对方给予一些帮助。现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已经打破，在涉及物质利益的问题上，有些人哪怕亲戚、邻居、同学、同时，也都会把账计算得非常清楚，拿了或者用了人家的东西，就得付钱，谁也不欠谁的人情。

然而，在法律服务上，却还没有完全形成这种商品观念。许多国人仍然认为，拿了别人哪怕是一页纸，只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付款不好意思，也会主动提出付款的。但对于律师，许多人倾诉半天，跟律师讨个主意。律师结合自己的法律知识，脑子运动了半天，牺牲了无数的脑细胞，最后给当事人出了主意，想了办法，理清了思路，话一说出来，知识和意见就立即被当事人吸收了。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从律师那里得到的是无形的分析和意见，但却没有拿走任何有形的物质，甚至在饭桌上谈的时候还是当事人买单结账。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当事人愿意为律师学习和积累如此高超的法律知识并实际解决了他们的疑问或者难题而付费的，律师最多不过混个酒足饭饱而已。这样的律师，做了好人，却得不到好报。没有收入来源，维持生计都成为问题，还怎么谈得上“高收入”呢？

假如不这样的话，结果可能就是律师收了点小钱，得罪了朋友，混成孤家寡人，最后还是没有了面子。最“高明”的手段就是，对于咨询，哪怕是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得太清楚，而是既让当事人觉得有希望，觉得对其有利，又让当事人不能拿不定主意，非得委托律师去办不可。甚至把几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非给弄成个诉讼，把简单的问题给说得及其复杂，这样才可以有钱赚。但这样的做法，赚了钱却丧失了道德的底线，难免成为被人诅咒的“黑心律师”。对于那些良心尚存的律师来说，他们不如此干为难了自己的生存，如此干了却又为难了自己的良心，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实在无以言表。

其他人做好人好事，在业余时间或者花点业余的精力助人为乐，对社会有益，对自己无害，心情坦然。而对于律师来说，如果抱着“助人为乐”的态度去工作，那么回家饿肚子的时候，可就要“哭”了。所以，做好人还是维持生计？这是每个律师都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面对公益诉讼的尴尬

律师除了掌握着法律知识之外没有掌握任何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因此律师被被排除在任何利益集团指外。作为律师，必然要比任何阶层和团体更加追求公平、公正和诚信，否则的话，律师只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牺牲品。在遭遇某些机关和部门以及垄断行业利用公共权力或者公共资源牟取不正当利益或非法暴利的时候，律师不仅最容易识破，而且也最有能力拿起法律武器挺身而出，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就是近年来律师不断提出众多公益诉讼的根源所在。

然而，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面对律师提出的公益诉讼的正义请求，他们不反省和检讨自己，却总是拿律师的人格和动机来说事，称律师是“为了出名”、“为了获利”等等。退一步来说，即使是为了“出名”也好，“获利”也好，只要依法诉讼，这与追求公益事业并不矛盾，也并不妨碍律师提出公益诉讼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但由于律师没有自己的“喉舌”，因此许多公益诉讼的律师被某些媒体非议也无可奈何。

今年铁道部决定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全国百姓一片叫好。许多人都知道，近年来有几位律师不断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并因此引起了全国对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关注。应该说，今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的决策，肯定离不开几位律师的不懈努力。然而，当有记者就此采访铁道部有关人员的时候，他们却坚决否认今年火车票不涨价与律师提出诉讼有关。其实，就是承认了与几位律师的诉讼有关又有何妨呢？

为了公益诉讼，许多律师得不偿失，赔进去大量时间和金钱，甚至屡败屡诉，却还有被指责为了“捞名”，成功了，却又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何其尴尬也！

哪怕律师的公益诉讼就是为了“出名”，那么这种“依法”出名总比那些“一脱成名”、“出丑成名”、“绯闻成名”、“恶炒成名”、“卑鄙成名”不知要高尚多少倍！而且这还有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提倡一下、鼓励一下又有何妨？

面对吃喝的尴尬

律师的“吃喝”现象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一些，使得社会上一些人对律师的主要印象之一就包括了“能吃会喝”这一点。其实，律师“能吃会喝”并不是天生的，更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许多人请律师，为了拉拢、讨好律师，往往主动请律师吃喝，并且在饭桌上谈案件。所以律师为了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了接到案件，不能不接受邀请，客随主便，与当事人吃吃喝喝。这种吃喝，一般不是律师自愿的，大多是当事人主动提出的，往往花费的也不是公款，而是当事人自掏腰包，所以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无非是刺激了点消费，促进了点服务业的发展而已。

其次，是一些执法部门的人员主动要求律师请客的。律师没有任何公权力，执业中处处受制于人，为了自己办事方便点，这样的消费和应酬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为之的。

还有，就是律师为了办好案件，为了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或者交待，不得不主动邀请某些机关或部门的人员，请他们吃喝，自己作陪。

如此分析起来，律师的所谓“吃喝”，都是为工作所累。许多时候，因为吃喝还要伤身伤胃，费时并且破财，律师也未必愿意。

对于律师来说，有时“吃喝”就是无奈的工作，却因此还落了个“能吃会喝”的恶名，实在也是尴尬之事。

面对友谊的尴尬

做了律师，当事人有求于你的时候，都来跟你攀“友谊”，其实大多不过是为了让你重视他的案子或者少收取点费用而已。案子以完结，往往所谓的“友谊”也基本宣告完结。

而对于过去那些原本有着纯洁友谊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他们做了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与他们往来交往，也很难再保持纯洁的友谊了，最终难免沾染上一些“铜臭”。对于一些已经堕落或者寄希望通过律师发点财的“老同学”或者“老朋友”，律师不接触不行，因为工作上离不开打交道。但是经常接触也不行，因为各种费用和支出难免得落在律师的身上。即使不来往，不涉及经济往来，那同样也没有了友谊了。

做了律师，新的友谊不容易得到，旧的友谊往往还面临着失去的危险，何其尴尬也！

面对法官的尴尬

一个人任何职业做久了，都会打上职业的烙印。甚至可以说，职业决定着做人、做事的态度。关于律师和法官的关系，虽然二者都掌握着“法律的武器”，甚至作为律师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得还要更好一些，但律师挥舞法律武器的时候却不得不依赖着法官的手，于是律师和法官的关系便从此扭曲。

在法庭或者法院这个应该说是法官和律师共同的舞台上，二者的不平等几乎随时可见。一般说来，无论多大年龄、多有学识、多么有理的律师，在法庭上都几乎表现得近乎谦卑。在法院里，如果不以服装来判断，仅仅以态度来判断的话，那么那些表现得特别客气、特有礼貌、说话特别和蔼的，十有八九都是律师。

相反的，作为法官，哪怕是法院的法官助理、书记员，无论年龄多小，法律素养多低，却都表现得近乎霸道，甚至无理狡三分，得理不饶人。在态度上，一些法院工作人员对律师像对待当事人一样，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好像律师都欠着他们家八辈子债似的，满脸的不屑，甚至恶言讥讽也不少见。 在案件分析上，许多律师在开庭前甚至觉都没睡好，认真地起草着自己的辩护词或者代理词，然而一到法庭上，法官甚至连听也懒得听，不停地借口“时间有限”、“与案件无关的不要谈”等等理由打断律师的发言。作为律师，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件案件法院可以拖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才开庭，怎么好不容易到了法庭上，却连给律师多几分钟发言的时间都没有了？简直岂有此理！ 好不容易判决书下来，判决书几乎很少有全面、正确引用律师的代理意见的。许多判决书，律师90%的正确意见往往被视而不见，却会被法官抓住仅有的不到10%的缺陷或者不妥之处，最终判决驳回律师的全部辩护或者代理意见，律师只有徒叹无奈！更有甚者，有的法官甚至不惜故意曲解、歪曲律师的意见，为自己判决驳回律师的正确意见“制造”依据，让律师有口难辩。

法院定下的开庭时间，有的法官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说取消就取消了，作为律师丝毫没有什么办法。而有的律师偶尔开庭迟到5分钟、10分钟，却被法官按不到庭处理，要么缺席判决，要么按撤诉对待，让律师欲哭无泪，使律师在当事人面前颜面尽失，甚至还要被当事人索赔。

律师和法官私底下吃饭、娱乐、打牌，往往律师不仅要抢着买单，还得手下留情让着点。但到了法庭上，一些法官对待律师却并不会丝毫心慈手软。

面对“行贿”的尴尬

近年来，律师“行贿”似乎比较突出。某地中级法院一大批法官受贿落马，牵涉到一些律师，引起高层震动，随后全国律师进行了一年的大“整顿”。“整

顿”了律师还不算，各地法院接着又纷纷出台阻止法官与律师接触的规定，还美其名曰“建立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

这简直是中国司法的耻辱！律师不接触法官，不能与法官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律师还办什么案？律师的法律知识还到何处发挥和使用呢？法庭开庭的时候吗？但又有几个法官开庭的时候能够让律师把话说完的呢？又有几次法院可以当庭做出判决的呢？

现行制度选拔法官，既要“高学历”，“高素质”，又要“表现优良”，“根红苗正”，既要“专业水平高”，又要“政治过硬”，法院系统内部还有层层领导的“正确领导”，也有纪委、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这些都做到位的话，律师给法官“行贿”，那么进去坐牢的只能是律师，最先案发的也只能是律师。即使律师都来“行贿”的话，也不大可能让法官动摇，而只能让律师现丑。

然而，在我们国家却发生了众多法官落马的事实，下至一般基层法官，上至高级法院院长。其根源在哪里，傻子也知道，但鞭子却打在了律师的身上！明明是“逼良为娼”，却得了便宜还卖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了律师身上，律师岂不尴尬乎？！

目前的社会风气，极大的影响到整个社会当事人对司法的认识。许多当事人找律师，不问水平问关系，这种状况难道是律师愿意看到的吗？难道是律师造成的吗？好好地找找源头，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如此风气，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累而且难；做一个没有良知的律师，难而且良心不安。中国律师在两难境地生存，谁知其味？只有律师自己！

面对媒体的尴尬

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律师作用的发挥，律师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包括律师的声誉等，都离不开与媒体的互动，离不开媒体对律师的介绍和宣传。然而，目前全国十几万律师和远远超过律师人数的非律师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却没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各地的法制报刊，基本上仍属于党政部门的机关报，有关司法方面的报道，也都偏重于公、检、法、司等机关，律师的声音无处发出。 律师办理普通案件，媒体不感兴趣报道。偶尔遇到一些具有新闻性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律师的声音也往往会由于不符合官方媒体的舆论基调而被拒绝报道。即使遇到那些影响巨大的受媒体广泛关注的案件，也往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忽视律师的观点。如某些高官腐败犯罪案件，虽然法院号称“依法公开审理”，但是连官方媒体的记者都被拒之门外，其他普通公民更因为难以得到那些屈指可数的“旁听证”更不可能“公开”旁听了，律师再精彩的辩辞，也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有的媒体在报道律师的辩护意见的时候连律师的姓名都有意不提。有网友称如今的中国没有“大律师”！此话一点不假。所谓的大律师，应该是那些充满正义和智慧，不但能够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律师。而律师要能够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离开了媒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民国时期能够产生如施洋、章士钊、史良等等大律师而如今却难以产生如此大律师的根源所在。如今的中国律师界，其实并不缺乏充满正义和智慧的律师，缺乏的却恰恰是产生大律师的媒体环境。

许多律师为了在媒体上露个脸，只好免费争取一些广受媒体关注的案件，如马家爵案、邱兴华案、邯郸银行内盗案等。这样的结果往往并不能为律师这

个行业露脸，相反的，早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判决结果恰恰大大有损律师行业的整体尊严。有的媒体把一些对律师的报道，视为是他们对律师的“恩惠”，往往还要跟律师要好处。如此环境，律师既缺乏与媒体的正常互动，又失去法庭旁听者这些听众，大多数律师只能默默地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正义，当然要成为所谓的“大律师”，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了。

面对企业招聘的尴尬

许多时候，觉得做律师太累，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也实在太复杂，大有穷于应付、应付不过来的感觉。所以相比于一些企业管理人员，觉得还是在企业里工作简单、轻松许多。许多律师于是想转行应聘到企业担任专职法律顾问或者法务专员。

事实上，随着企业家们法律意识的日益提高，企业对法律顾问争个工作岗位也越来越重视起来。许多大型企业都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法律顾问。毕竟，法律顾问工作还是专业性比较强的，而且也有着一定的重要性，所以企业老板一般无法安排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来做这个工作，而必须公开向社会招聘。

然而，许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表面上对法律顾问这个岗位非常重视，设置的任职要求非常高，一般都要求硕士以上学历、有律师执业资格、有过律师事务所或者司法机关工作经验、与当地司法机关关系密切、有本地若干年工作经验、还要有本行业若干年工作经验。从这些条件来看，这些要求都应该体现着对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视。

然而，许多企业又要求应聘者年龄30岁以下或者35岁以下。如果拿上述条件衡量以下，在这个年龄段内符合条件的人员几乎是零。简单算算，硕士毕业一般都在25岁左右的年龄。如果用1年时间考过了司法考试，再用1年的时间实习，那么取得律师执业证最快也到了27岁了。进入律师事务所别说先做律师助理，就是独立执业，没有个3、5年，恐怕不会摸到做律师的感觉的。等到这样，等找到了做律师的感觉，一般也都超过30岁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律师，起码还得锻炼个3、5年。这样，一个成熟的律师基本上得到35岁才可以进入最佳的状态。这还没算当地经验、本行业工作经验呢。

如此以来，符合条件的人员基本上一个没有。也许全国几亿人里有那么几个符合条件，但人家也未必愿意应聘企业这个职位。所以许多企业看似重视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常年“高薪招聘”，但往往数年招不到一位合适的，只好继续不断地招聘。这样的招聘，不是招聘的人脑子有毛病就是根本不想招到人。所以许多律师寄希望于转行，也十分困难。

面对非律师法律工作者的尴尬

成为律师，报考要本科，考试要上线，注册要实习，年检要交钱，每一关都是成本，既要付出知识资本，又要付出经济代价。好不容易全部过关了，却发现并不是当事人在门口排队交钱请律师，而是自己不得不到处找案源，找不到案源就没有饭吃。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仅有区区十几万的注册律师，律师怎么没了饭碗呢？回头一看，原来打官司并不一定非得要请律师，只要当事人愿意，几乎什么人都可以代理案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些非律师法律工作者。这其中，既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也有大量的在企业就职的法律事务工作人

员，甚至不乏一些社会人员也靠此谋生。他们中一些人，按照规定是不能称之为“律师”的，但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司法机关里，他们也都被笼统地称为“律师”，和律师抢着同一碗饭吃。其中个别做得比较好的，比律师赚钱还多，关系还广，分走了律师的一大块蛋糕，而且还不受律师那么多的约束。有些人做出了出格的事情，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之为“黑律师”如何如何，结果败坏了律师整体的声誉。

对于如此种种情况，许多律师很是愤愤不平，觉得对于那些千辛万苦努力学习取得律师资格受律师制度管理和约束的律师来说很不公平，难免颇多怨言。而某些主管部门，由于有着某些利益在其中，对此现象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哪个律师说得多了，反倒显得自己无能没有竞争力，并可能受到嘲讽。再说，大多数的非律师法律工作者在夹缝中生存其实也不容易，砸掉他们的饭碗又于心何忍？结果，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存在下来，丝毫看不到理顺关系的时候。

面对同行的尴尬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虽然中国注册律师数量增加比较有限，但十多年来，法律服务人员增加的数量显然要比注册律师增加的数量多得多。于是法律服务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律师之间相互低价竞争、恶性竞争的状况已经出现。许多律师都打出了“咨询免费”、“不成功不收费”的招牌，以招揽生意。

在如此恶性竞争的局面下，律师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许多精明的当事人往往免费问问甲律师，然后再免费问问乙律师，最后还不放心再免费咨询一下丙律师，“货比三家”，迫使一些律师不得不突破律师收费标准的底线。 更有一些当事人，东问西问之后，逐渐走出无主见状态，思路清晰了，法律关系清楚了，便自行解决或者诉讼去了，于是“律师都是活雷锋”，做了好事还不留名。

面对合伙的尴尬

俗话早就说了，“强扭的瓜不甜”，许多实事也证明了，“包办的婚姻不幸福”。然而，在律师的管理上，主管机关却强制性的规定成立律师事务所必须“有三名以上的执业律师”作为合伙人。律师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每个律师的无形资源不同，案件来源不同，收费金额不同，办案方式不同，当事人信任程度不同。而法律也规定了，每个当事人最多只能聘请两名律师，许多当事人从经济上考虑，往往也只需要聘请一名律师就够了。律师工作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律师与当事人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

主管机关规定成立律师事务所必须“有三名以上的执业律师”，但实事上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上，三名以上的“合伙人”往往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和分配很难取得平衡和公平。所以这种“强扭的瓜”结不出“甜蜜的果实”来，“拉郎配”的“包办婚姻”并不能带来必然的“幸福”，于是合伙人分家的很常见，名存实亡、“同床异梦”的也很普遍，甚至“假合伙”也不鲜见。

许多律师眼见如此“合伙”的真相和现状，不做合伙人觉得不够独立，不能自主，做了合伙人却又怕被套住脱不得身，拿着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却又不能独立执业，还非得“挂靠”一家律师事务所，无谓地交付许多费用，实在是尴尬异常。

面对管理的尴尬

律师既没有掌握一分钱的国有资产，又没有一点点的公共权力，律师所拥有的，仅仅是熟悉的法律知识和为了获得这些知识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现在的中国律师，基本上和“个体户”差不多，自谋出路，自主营业。但又和“个体户”有所不同。“个体户”只要办理了营业执照，只接受工商机关和税务机关的管理，其他情况下，只要遵纪守法和照章纳税就可以了。而律师却不同。首先得通过中国最难的司法考试，然后又得培训学习，再还要实习一年，好不容易条件具备了，一个人却还拿不到执业证，还得找个律师事务所接收，这样才可以最终拿到《律师执业证》，才算成为真正的律师了。

如此管理体制下，律师既要缴纳律师协会的会费几千元，又要缴纳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费”，然后执业了，却发现既没有什么机构能够为律师创造出良好的执业环境，也没有律师事务所为律师提供源源不断的案源，一切全得靠律师个人去努力。

这种现象就好比一个人取得了“个体户”营业执照却不能营业，还得进到一个公司里才能经营一样荒唐！即使到了“公司”里，还不给发工资，而是凭着自己的“个体户”执照自找生意给“公司”上缴“管理费”。

如果个体户都必须如此管理的话，恐怕中国的个体户早就灭绝了。但中国律师就是这样的管理模式，而且只能接受这样的管理模式！

另外还有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各种约束。作为律师，往往只见到要这样那样为社会尽各种义务，却很少见哪个机关或者单位能够为律师尽点义务。律师连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还怎么奢谈“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通过发给律师个人的《律师执业证》，对律师的约束到律师个人，规定律师交付费用也到律师个人，档案、年检等等都管理到了律师个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律师个人就不能独自对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而偏规定还要律师事务所来“管理”和约束律师个人呢？

作为个体的律师，对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承担着各种义务，接受他们管理和约束，同时还要对律师事务所承担各种义务，接受律师所的管理和约束，但作为个体的律师有哪些权力或者权利呢？这些管理机关除了对律师个人“管理和约束”之外，到底还能为律师提供哪些条件或者承担哪些义务呢？这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平等？似乎没人考虑这些问题。这种管理模式，作为律师个人，负担是否大了些呢？谁为律师个人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律师个人对律师协会得缴纳《律师执业证》年检注册费，对律师事务所得缴纳管理费，而律师是否能够赚得到钱却没有人管。每年赚几百万的律师缴纳多少，每年亏本的律师也得缴纳多少。有的所谓“高科技企业”，国家还“无偿补贴”呢，有的“出口企业”，国家还“退税”呢，而许多年轻律师，即使入不敷出，还得照样交费和纳税。如此管理方式，除了律师行业之外，再也没有哪个行业如此残酷和无情。

面对“私自收费”的尴尬

律师职业的特点，是“单兵作战”而不是“团体赛”。正是这一职业特点决定了每个律师个人都必须持有各自的《律师执业证》，都必须分别接受年检，

都必须分别缴纳会费。律师案件、客户的来源，大多也都依赖律师个人的努力和争取，一般来说与其他律师并无太直接的关系。律师办理案件，往往也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办案，独自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各个当事人呢，大多也都只愿意接触自己信得过的那一个律师。

既然律师是“单兵作战”，独自持有《律师执业证》，独自寻找案源，独自接洽客户，独立办案，独立缴纳会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独立面对自己的当事人，为什么就不能独立收费呢？独立收费怎么就成为了“私自收费”呢？为什么独立缴纳会费就不说是“私自缴费”呢？

许多律师接受案件或者接待客户，基本上已经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如果限制律师“私自收费”的话，律师事务所的行政、财务人员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的。如此以来，难道律师们只能拒绝办理手续、拒绝客户送上来的律师费吗？

强令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费”既加大了律师的成本，也加大了律师事务所的成本，同时也加大了委托人的成本，现实中也很难操作。医院对待病人，银行对待大额储户，还实行“上门服务”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法律服务市场上，律师们难道还摆出一幅“官商”的面孔要求委托人必须上门来办理手续吗？

其实，律师“私自收费”是职业特点决定的必然选择。律师收费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私自”上，而在于相关的管理是否跟得上。只要律师收费使用的是律师所统一制作的手续、票证并且符合律师业务收费标准（应该准许事后补办正规手续），那么完全应该给律师个人一定的自由。然而，有关主管机关仅仅为了自己方便，却非得把律师个人的收费自由“绑架”在律师事务所这架破“马车”上，使得律师几乎完全失去了收费的自由。否则的话，就可能被以“私自收费”进行处罚或者处分。如此简单粗暴的规定，律师尴尬不说，律师事务所也同样非常尴尬。

面对职称的尴尬

早年律师事务所作为“事业单位”的时候，律师的职称制度还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下去。因为律师当时都还是“国家干部”，不分职务高低也得分个职称高下，不升官也得晋升个职称。职称晋升了，往往工资也就可以晋升了。 随着律师行业“自收自支”的推行以及随后的“脱钩改制”的实施，现在越来越没有人把律师职称当回事了。除了最早的一部分人还记挂着自己的高级或者中级职称之外，现在律师业内几乎没人把职称当回事了。

首先，评定职称的部门缺乏应有的权威。现在许多部门往往由不怎么懂行的给懂行的专家评定职称，这样评定出来的职称社会认可的程度并不高。 其次，评定职称的某些规定不科学。专业问题先不说，单说外语吧，在中国做律师，法庭上的通用语言无疑是汉语，就是老外在法庭上说的话也得翻译成汉语，但评定职称却偏偏得外语成绩过关。许多人汉语都未必说得好，就是“过关”了的哪点外语又能如何呢？所以这一关成了阻碍律师评定职称的门槛，也使律师失去了评定职称的兴趣。

最后，评定职称没有了任何好处。评定职称除了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之外，给律师已经带不来任何的好处。现在的律师职称，既不遇职务、业务挂钩，更不与工资、待遇挂钩，除了自娱自乐的“自我欣赏”和宣传之外，几乎没有人在意你什么职称了。社会上对律师的评价，往往主要看律师赚了多少钱，出多

大的名，谁赚钱多就看得起谁，谁名气大，谁就是“名律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职称自然而然没什么意义了。

但是没有了职称或者社会不任可律师职称的律师也很尴尬。没有了职称对于律师执业资历和层次的划分，社会各界对律师的认知难免产生一定的混乱。初出道的律师称之为律师，执业数十年的律师也称之为律师，甚至连社会上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乃至律师资格的人也以“律师”笼统称之，当事人单靠自己的感觉很难判断哪些律师是真正的“资深律师”，哪些律师是刚出道的“初级律师”，哪些人又是所谓的“黑律师”或者“假律师”。于是律师业内呈现出群龙无首、鱼目混珠、良莠并存的局面，除非当事人有着一定的经验甚至运气，否则难免有上当受骗的风险。

律师在失去了职称的同时，也失去了社会认知律师的正常渠道。所以近年来常年从事律师职业的专职的律师越来越艰难，而那些有着大学“教授”等职称的兼职律师却越来越吃香，也就不奇怪了。

面对出路的尴尬

中国律师在进入的渠道上有着基本公开、公平、规范的制度。所以现在进入律师行业作律师，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大门对任何人都敞开着，来者不拒。然而，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话，都会破坏这个行业的平衡和发展，并引发种种问题。现在律师这个行业就存在着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问题。法官、检察官、警官辞职作律师容易，而律师辞职作法官、检察官、警官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优秀的律师可以成为法官、检察官、警官，更可以参选议员，直至参选总统，这样就保持了律师进出的平衡。而中国律师一旦成为律师，就已经被排斥在体制外了，只能终生以律师职业为谋生手段。律师即使做得再好，也几乎很难再进入体制内担任更高的国家机关的职务。虽然近年律师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不断增多，但那都不过是兼职的虚名而已，而不可能成为谋生的职业。担任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律师，还得靠着律师的职业谋生。当然最近也有一些被称之为“律师”其实却是法学教授的人被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录用，但确切的说，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律师。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中国律师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面临着巨大的谋生压力和前途压力。年轻律师由于没有老律师的退出机制而竞争不到案源面临着谋生的压力，前途茫然。年老律师则由于年轻律师的竞争面临着失去案源乃至饭碗的压力，同时也感到前途迷茫，大家都苦不堪言。

现在，中国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律师，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整日只能为个人谋生奔忙，这不仅是那些优秀律师的悲哀，何尝又不是国家的损失呢？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法官应限制最低年龄为30岁，这说明代表们对于法官过于年轻化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其实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差不多都已经30岁了。成为一名成熟的律师，基本上得到35岁左右。如果从律师中选拔法官，那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至少应该有40岁才行。而现在许多法院录用法官都要求年龄不超过35岁，这实在毫无道理。中国古代的“范进中举”，70岁还照样被朝廷录取和重用呢。 一些机关培养后备干部，采取“挂职锻炼”的手段，让上级机关的干部到下级机关“挂职”几年，回去之后就能得到重用。这种“挂职锻炼”的干部，其实始终还是高高在上“干部”，他们始终不是“平民”，很难得到真正的平

民所能得到的体验。而中国律师，其实自成为律师之日起就是为百姓办实事的平民了，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体验，对人民百姓更为了解和理解，对国家法律也更为熟悉，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他们中提拔和重用一些优秀人才呢？这样的人才不知道要比那些“挂职锻炼”的干部要强多少倍！为什么偏要“挂职锻炼”的干部而不能给中国律师们提供为更广大人民服务的机会呢？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面对“师傅”和“徒弟”的尴尬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虽然有这么一说，但古今中外师傅带徒弟的现象仍然一直延续下来，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仍在许多行业中代代相传。在许多行业中，这样的话说归说，但事实却并非那样恶劣。

然而，对于律师行业来说，却是真的“狼来了”。

对于“师傅”级的老律师来说，自从选择了律师这个行业，就几乎钉死了自己一生的饭碗。面对行业内日益激烈的竞争，开脱新客户往往要比守住老客户困难不知多少倍。守住老客户不流失，是老律师保持稳定收入的关键。由于我们尚没有建立起来律师带徒的良好的机制，更缺乏这方面的律师文化，所以对于老律师来说，实在是两难。带差点的徒弟吧，虽能够彰显自己的突出和重要，使得自己的老客户离不开自己，但在服务方面难免有所影响甚至大打折扣了，最终可能因为徒弟的失误而失去老客户和收益。但如果带的徒弟非常出色的话，虽然可以为老客户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但难免显得自己不重要了，最终可能徒弟越俎代庖抢了客户另立门户了，最终还是失去客户和收益。在这方面如何把握好平衡，对老律师是种考验，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头疼事。 对于“徒弟”级的年轻律师来说，太优秀的却未必能够得到最优秀的“师傅”的“传帮带”，也未必能够获得太多的锻炼机会，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行，耽搁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不那么优秀的呢，虽然有可能获得一些锻炼的机会甚至能够分得老律师的“一杯羹”，但却只能一直“寄人篱下”没有出头之日。即使个别优秀的年轻律师能够得到优秀的“师傅”级的老律师的带领，因为老律师也并没有机会去竞选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或者出任法官、检察官等主动腾出位子留下客户给他，于是只能同台竞争，同抢一碗饭。最终如果不昧着良心带走老律师原来的客户而另立门户的话，那么也始终熬不出头。 这不仅是中国每个律师需要面对的尴尬，同时也是中国律师未来传承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