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孩子"爱读书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及中国古代妇女史。2007年11月，她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因主讲《武则天》系列受到好评，一举成名。“我生于1975年，是一个典型的‘70后’。我的长辈、老师多是‘50后’、‘60后’，学生以‘80后’为主，现在也有‘90后’了，所以还是很有发言权的。”作为“70后”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蒙曼对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特点早已有所观察和思考。 　　 　　能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 　　“70后”出生在一段中国文化荒芜的时期。但幸运的是，他们又成长在民族文化复兴、西方理念涌入的上世纪80年代。在蒙曼眼中，“70后”是“改革的孩子”，求知的过程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生于70年代的这批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带有革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强调集体利益，崇尚舍生取义的英雄，比如黄继光和董存瑞。他们成长在80年代，那是人民最希望承担责任、最风起云涌的时代。” 　　学生时代的蒙曼，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但却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她5岁就被送去读一年级，在懵懂中完成了小学课程。到了初中，蒙曼迷恋上了课外书，阅读各种文学名著和历史书成了她最大的享受。初二的时候，父母担心蒙曼看太多课外书影响学习，便把书放进了储藏室的一个大柜子里，不但给箱子上了锁，还在上面压了好多重物。可这些都没有难倒看书心切的蒙曼。瘦弱的她找来锤子，硬是把书箱的锁砸开了。由于箱子上压着重重的东西，她的力量只够把箱子盖掀起来一条缝儿，把一只胳膊伸进去抓书，摸着哪本看哪本。就这样，蒙曼从《红楼梦》的最后一本读起，倒着读完了这部文学经典。那时，她还不到12岁。 　　上了高中后，蒙曼成了家乡河北省平泉县唯一一家新华书店的常客，常常手捧一本书，一看就是大半天。书店工作人员每月都要上门给她家送一份新书单，因为知道“这家人买书的可能性很大”。蒙曼总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回首那段岁月：“那是一个物质还挺匮乏，但赐予了我丰富精神食粮的年代。” 　　蒙曼暗下决心要去北京上大学，因为觉得北京“文化气息浓厚，是个念书的好地方”。1992年，她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那时正赶上88级的毕业生离校。那些毕业生们张罗着在校门前立一个纪念碑，刻上“天之骄子”4个字。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此事给蒙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那时候能上大学的人还不多。这件事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自豪感，他们为自己能来到大学求知感到骄傲。试问，现在的大学生还有这种骄傲的感觉吗？” 　　 　　“看书既是求知，也是娱乐” 　　离开父母，进了大学的蒙曼，也迎来了人生中一段尽情读书的美好时光。“记得90年代北京有很多书市，能买很多便宜书。对我专业影响最大的《资治通鉴》，就是在书市上淘来的。这本书为我的求知打开了一扇大门。”有一次，班主任到教室抽查学生上自习情况，蒙曼正在看古文《资治通鉴》。班主任对她看古文原典很惊讶，问她：“谁让你看的？”蒙曼回答说是自己想看。老师更惊讶了。“静下心来看《资治通鉴》，让我受益颇多，也为我后来从事历史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蒙曼告诉记者。 　　蒙曼说：“‘70后’上高中、大学的时候，来自社会上的诱惑非常少，娱乐活动比较单一，网络几乎没有，这是一大时代特色。看书既是求知的渠道，也是娱乐活动。此外，和中国的时代气氛也有关系。当时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应该向何处去？传统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对也罢，不对也罢，全民族都在讨论这些问题。这是共性。剩下的，就是一些个人气质的东西了，我喜欢看历史，你喜欢看小说，他喜欢看哲学，就各不相同了。”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从书中得到很多知识，很多快乐，很多梦想。“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看书，成了一大乐趣，巴尔扎克、雨果的书看了个遍，写文章动不动就用名人名言。我觉得那时候人的心里很平静，能静下心来看打动人心的小说，甚至是古文。” 　　1999年9月，蒙曼硕士毕业，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隋唐史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博士毕业后，她回到中央民族大学，成了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的教师。 　　从小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70后”走上社会，遇到的却是一个金钱、物质意识日益泛滥的时代。他们不适应，但又必须在其中安身立命。有人说，“70后”从求知识开始变得求实际了。但蒙曼觉得，这是任何一代人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70后”也不能例外：“对求知的怀念，对求实的批判，反映了一个人在青春远去的时候的一丝落寞。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总要找到一个平衡。只有理想，没有现实，那岂不成了空想家；只有现实，没有理想，一个人就不会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每个人想的和做的肯定会有距离，否则他就成了圣人了。带着梦想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有何不可？” 　　对于“70后”来说，蒙曼认为他们身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具有独特性：“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可谓飞速前进。身在其中的‘70后’，理想主义的东西肯定会逐渐褪去，个人的考量肯定会逐渐多起来。我们只能在跑步过程中解决问题，而不能停下来。如果停下来，问题可能会更多。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70后’正用自己的知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70后’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时代大潮中亲手导演这一历史进程。” 　　 　　接受服从性教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您能否用几个词简单概括一下您眼中的“70后”？ 　　蒙曼:责任、低调、理想主义。“60后”有叱咤风云的一面。“70后”属于过渡性的一代人。“80后”这一代个性非常张扬。 　　“70后”非常有责任感。现在，他们正在承担社会和家庭中的重大责任。在家庭里，大多数人已经开始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了。其次是低调。“60后”是革命的一代；“70后”看起来非常温和，可以说是改良的一代，对知识的追求更迫切；“80后”的自我宣传能力特别强。“70后”上学的年代，班上敢于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人是少数。他们受到的是服从性教育。我的学生中有“80后”和“90后”。他们在课堂上很活跃，非常热衷表达自己的想法。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理解“70后”的理想主义？ 　　蒙曼：在“70后”的身上，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在“70后”的大学时代。大学本来就是培养理想主义的地方。那时候，大学生们不是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改变中国，甚至是改变世界。以前一个大一学生曾问我：“你在大一的时候，有着怎样的人生规划？”我想了一下，我们那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何谓人生规划，或者说想的不是人生的规划，而是诸如“美国霸权还能撑多久”，“中国文化应该如何传承发展”等世界级规划，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比起“60后”、“80后”，“70后”对知识的追求有哪些特点呢？ 　　蒙曼：“70后”对阅读更有热情，这也是时代的产物。“70后”成长的年代，媒体不如现在多样，网络也没现在这样发达，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纸质书。80年代，中国真正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东西在经历了一段文化沙漠之后，也大量地浮现出来，涌现了一批经典的书籍，不像现在的书，量很大，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看书的时候，还是纸质文本的天下，精品层出不穷。那时候国外的译制小说大量出现，浪漫主义的、经典的我们都看过，比如《牛虻》等。 　　“60后”求知有一定的局限性。“70后”的就业压力相对“80后”要小得多。比我年长的“70后”，国家还包分配工作。就业压力小了，就可以考虑自身生计以外的东西多些，看书学习的功利性、实用性不是那么强烈。而“80后”的就业压力很大，使得他们的求知有功利色彩。现在的学生有“技工化”倾向：人人忙着掌握一门生存技巧，托福、GRE就不用说了，有的还考教师证。多一个证件意味着多一个机会。他们缺少很多像“70后”那样对人的思考，比如对“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等问题。我的历史系学生，有的从大三就开始看考公务员的书了。 　　 　　“求实没有错，只是想承担更多责任” 　　环球人物杂志：您把问题归结于时代？ 　　蒙曼：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时代。为什么时代可以造就你，也可以造就另一个人，还是有个人选择在里面。比如一个人一天有3个小时来看书，完全可以拿两个小时来看公务员的考试书，另一个小时看看对做人有点价值的东西。个人修养上去了，未必对考公务员没有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70后”走上社会后开始变得“求实”了，对金钱和地位开始有所追求了。求实比求知听起来，功利了许多…… 　　蒙曼：我不觉得求实有什么错。一个人追求社会地位就错了吗？追求官职就错了吗？官职说明了责任，说明一个人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有人把官职矮化了。人想要承担责任，总要有一个位置。在家庭之中，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如果你不是母亲，有一些责任是不存在的。所以求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应该被积极看待。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把求知看做起点，那么求实是终点吗？ 　　蒙曼：终点是求保重。如果让我现在对“70后”说一句话，已经不是“你要加油啊”或“你要努力啊”之类的话，而是“请多保重”，因为这一代人现在都重任在肩。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从远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房东去世了。房东也是个“70后”。我有些愕然，就在一个星期前，她还在跟我讲和房东斗智斗勇的故事。只一个星期，就阴阳两隔，一切恩怨全无意义，只剩下对生命脆弱的唏嘘。 　　这是一个警示。“70后”因为承担了太多责任，有事业、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到了该保重的时候了。从精神的角度也是一样。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这个世界总要接着走下去，没有哪件事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