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与我们时代的气质

　　在这个言必称海德格尔的居住时代，居住最本质的要义很自然地被漠视了。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它们越过居住的安全性，直接进入诗意栖居。 　　住是文化的大安。然而，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在忽略居住的安全。我们忽略安全，便是在漠视生命，这种漠视成为了一种习惯，最终开始自己漠视自己。 　　灾难二十四史：当人类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主宰和世界的立法者 　　我们总说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元，但，当一场极境到来之时，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路径可以选择。 　　人类其实很早就在反思自身文明的发展给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伤害。在西方，就在整个工业文明还只是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像卢梭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巨大缺陷。在卢梭以及他的追随者看来，人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上。在这种裂变中，人与自然的固有一种还算是和谐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 　　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人不断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渐渐地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之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更把这种对抗，变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后果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感同身受的灾难。但文明的挑剔者和批评者如果不是被看作是做秀就是被看成是疯子，没谁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 　　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的人们，住在钢筋水泥建造的空调房子里，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吃着转基因的食物，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和自然最高的真实失去了联系，对世界和自然的奥秘和神秘性的感知越来越迟钝。 　　在现代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充满敬畏之心，经由各种神秘知识、心理感应、想象以及未被各种科学门类分化的整体性知识，和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各种和谐的关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自我在膨胀，欲望在扩张。现代人甚至和他内在的自我也失去了接触，科学和科技不再帮助人更深入一层地去寻获世界和自我内心的度向，以至于现代人只能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的观点来看自然。这种文明观里早已没有了自然的位置，而是充满了实用和功利的算计。 　　就像有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一条河在人看来只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动物只是肉类食物的来源。” 　　城市化与物质生活的代表物，在地震时刻，未曾给与我们幸福感与安全感。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警告：“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非典发生后，有文章反思：有多少人停下来反醒一下繁荣的代价？有多少人想过，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令多少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 　　从生活哲学到生命哲学：我们为何如此冷漠 　　城市无趣，农村荒芜。这是中国城乡文化所呈现出来的两张面孔。 　　城市无趣，因为它建筑美学的千篇一律，因为它防不胜防的城市病：拥堵、雾霾；农村荒芜，因为它的机会缺乏，人们不得不依照成功学的晋身路径，逃离那片不再有田园牧歌的故乡。 　　我们的城市永远是一个粗坯，总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好看过或完成过，它每天都像个大工地。我们的农村越来越危险。公共服务依旧匮乏、新鲜活力越来越少，暮气沉沉的村民们只能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他们的房子越来越老，越来越危险，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反正我的孩子不回来住了。 　　旧日农村的生活美学也正在消失，即便是那些较为富裕的村庄，你在那里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矮化了的城市：依旧是马赛克、依旧是钢筋混凝土，曾经的庭院、祠堂，在一场场的变革中消失殆尽。 　　总有一天，历史会写下我们与建筑的变节史，而我们，将是这篇历史中陪斩的草民。 　　更可笑的事实是，我们仅有70年产权的房子只有30年寿命，这些刺眼的数字在告诉我们，遍地施工场的中国，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建筑垃圾。 　　我们不断地浪费资源，不断地生产垃圾，我们在不断破坏，不断重建，这些都是GDP，这些也都是生命中的隐患。 　　一个越来越冷漠的社会正在形成，我们正在失去对生命、社会最原初的痛感。事不临头，不知悔改。直到灾难发生之后，我们才做出一副痛心疾首、恍然大悟的样子，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原因不过是这样：多头监管，没人负责，没人埋单……然后，在吵吵闹闹几个月后，那些隐患终究又会被束之高阁，安静地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如何恢复中国社会的痛感？ 　　冷漠，比崩溃更可怕。李开复说有一年基本在飞机上，两个臂膀基本成了死肉，最终找来一位两米高的按摩师才把死肉揉开。今天中国人长久封闭的痛感神经，谁能把它按开？要靠《唐山大地震》的强刺激触动泪腺吗？没有痛可以装痛。在一次乡村葬礼上，我看到死者侄子点曲《侄子我想你了》，侄子没哭，倒是受雇的哭灵者哭得天昏地暗。悲伤也是可以商品化的。 　　经历大地震之后，断肢不可怕，细胞坏死才可怕。央视大楼起火，街头交警被杀，民众却在一旁幸灾乐祸。中国荣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网民冷眼观之。表面光鲜、内部坏死，有什么可骄傲的。 　　细胞坏死就是社会溃败。冷漠和幸灾乐祸盛行。失去整合的社会必定公众事件频发。但社会失范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人不奋斗了。“志者，气之帅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失志，则心君不能统摄五脏六腑和四肢。麻木人或橡皮人，非六根清静得大定，完全是六神无主，不知所从。 　　找回元神，找回社会主心骨，先要恢复中国社会的痛感，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心气。 　　最大的麻木是对诚信的麻木。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但也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求真、只求仁。其实今天中国人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罪于文化的。那是一种刻意的开脱。中国人失信造假的根源在于当下教育制度。作文造假是从小学的，两面派的做法也是从小学开始的。然后才有文凭造假和产品造假。 　　今天的成功主义完全是现行制度的产物。GDP是官员的成功主义，世界500强是垄断企业的成功主义，野鸡大学是伪海归的成功主义……成功主义之下，民众心情只能用一个“被”字来表达，一种空前的无能为力感。 　　今天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因为人心大坏，所以形势大好也维持不了多久。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前30年是经济学家发言，后30年该是民众发言了。理想的社会各有各的理想，但有三点是共同的：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让有钱的有实现感，让无钱的有奔头。充满失败感和无能为力感的社会断难持久，也就遑论大国崛起了。 　　观点 　　地震之殇：我们为什么是自己的掘墓人 　　大约是1994年的那个夏天，在我的老家山东诸城，即将地震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县城。为了抵抗这场不知何时到来的天灾，诸多新奇的防震装置被发明了出来。 　　那时，我家的房子还是土坯房，其安全性，就连亲手筑造它的父母也不相信。他们把我和姐姐安置在院子里的三轮车上，自己则在屋子里倒着竖了一个啤酒瓶。“我们睡的不沉，地震一来，啤酒瓶就倒，我们就能醒过来跑出去。” 　　那个夏天，对我而言是新鲜而又恐慌的。每天晚上，我都能看见夜幕的星辰在闪烁，每天晚上，我都要猜测村子里的狗为何在叫――你知道，我当时接触到的抗震知识就是：假如要地震，动物肯定会有异常行为。 　　没有人相信自己房子有多安全，即便是新盖的大瓦房。我的堂叔便在他原有的大瓦房内，架设了一个由20多毫米钢管交织构成的铁笼子，然后在笼子的顶部又搭上了一块水泥预制板。“8级的咱都不怕”，堂叔拍着钢管自信地说道。 　　夏天过后，谣言就渐渐地平息了，人们的生活逐渐归于正常。堂叔费劲地将那个铁笼子从屋内移出，放在院子中。起先，还盖了块儿油毡布，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这个铁笼子至今仍安放在我堂叔的院子里，不过终于名至实归，成了一个狗窝。 　　在这谣言发生的期间，我的记忆中，没有一户人家在事前和事后重建自己的房屋，这里面有经济原因，但也存在着一种传承多年的文化心理：“人各有命，再说，地震也不一定发生”，村民们这样安慰自己。 　　他们习惯于这样和稀泥，这样的态度总会让你感到无奈。但之后，他们又会掰着指头跟你算，重建一座房子需要花钱，孩子上学也需要花钱，老人治病更需要花钱……灾难是未知的，花钱则是眼前的事儿，孰重孰轻？ 　　即便你想建一座高标准的抗震房，谁又能帮你建呢？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施工队在全镇盖房子，但他的抗震标准也就只有一条：深挖地基。至于那些比较专业的建筑企业，它也根本不会为了一栋农村大瓦房而“大动干戈”。 　　灾难到来了，悲痛开始了，然后呢？几个月后，人们自然会遗忘这些伤痛和隐患，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比如挣钱给孩子上大学，挣钱给自己养老…… 　　他们被这样那样的挣钱所绑架，不得不忘记那些危墙之下的隐患。 　　然后，大灾面前，我们终于发现自己无处可逃，因为在那些平静的岁月里，我们已经为自己在求生之路上挖好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