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科学价值观

作者：俞敏

江汉论坛 2006年01期

　　价值观指人们在价值活动中的总看法、尺度和标准。马克思主义根据事物的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的规律，要求人们在判断某一事物是否有价值时要将该事物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原则。这个原则有利于人们对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和不同历史时代的事物进行科学、全面和客观的价值评判和分析。在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树立了以科学的价值观评价事物的榜样。

　　一、以科学的价值观评价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的召开，标志着苏维埃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开始。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实行粮食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实行租让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国内市场，实行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等等。这些政策一经实施，党内外一些人表现出不理解，不支持，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这说明，人们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受到严重的误导和干扰。鉴于此，列宁从三个方面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科学的价值分析和评价。

　　第一，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一种“战略退却”，是用“新的迂回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进攻”战略相比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得不说成是一种“战略退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封闭市场，禁止商品交换，在分配领域实行配给制，在工业领域普遍地实行国有化等等。这些措施的矛头直指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似乎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而1921年以后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村小农经济发展，允许贸易自由，允许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等，看似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了让步。这样，由前者向后者转变，造成了人们价值评价上的困难。当时党内有的人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党把掌管国民经济的钥匙交给了资产阶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导致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国外的共产党人对此也不理解。在当时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关会议上，法国共产党人谈到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谈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甚为不解，甚为痛心，竟痛哭失声。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了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意识的“战略退却”。1922年11月13日，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也还说：“我们在退却，因为我们获得的战果足以守住必要的阵地。”(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这些论断的意思是说，经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不懈努力，无产阶级已经占领了广阔的阵地，如建立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苏维埃国家掌握了重要的生产资料等等。可是前进的步伐太快，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如同进攻中的军队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不能得到根据地的支持，出现了险情，所以需要退却，退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他认为，这种退却，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危险。这就是他所说的：“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

　　当时列宁对新经济政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它是用“新的迂回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分配办法，列宁称之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实行的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用的办法，列宁称之为是“新的迂回的方法”。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

　　第二，列宁提出，租让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利用国外资本主义的作用恢复国民经济。所谓租让制，指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根据一定的条件，将自己暂时无力经营的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把技术和资金带来俄国，组织生产和经营。这样外国资本家得到许多好处，如可以廉价地将大部分产品搬运到他们国内，实现他们对资源和利润的追求。当时，首先在石油和煤矿开采、森林采伐等工业企业中实行了租让制。由于实行这一制度，国家获得了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使许多企业恢复了生产，在较快时间内缓解了国家燃料和原料短缺的危机，促进了全国恢复国民经济事业的进展。可是，党内许多人对这一措施产生了疑虑：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实行租让，让外国资本家来直接经营生产，不是意味着要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么？这样做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巴库油田的领导人说，本企业的工人不能接受外国资本家来本企业经营，他们不堪再次受到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这些言论说明，党内许多人对租让制的价值评判是不正确、不科学的，或者说是错误的。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了自己正确的价值评判：实行租让制是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来恢复苏维埃国家的国民经济。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注：《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154页。)“如果我们不能实行租让政策，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注：《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154页。)列宁在做出上述正确的价值评判的同时，还对实行租让制的必然性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俄国经过了四年世界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由于无产阶级掌握和控制了政权，经过党和无产阶级的努力，现在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是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由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从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出发的，所以它需要用“拐杖”，这里的“拐杖”就是指的国外先进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实行租让制(注：参见俞良早《由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经济思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第三，列宁提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参与经商不是降低他们作为党员和干部的身份和地位，而是有利于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做经济工作，并且有利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展开竞赛。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进展，列宁和党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参与经商，组织和领导商业活动。可是，党内有的人对于党员和干部参与经商不理解，有抵触情绪。他们说，自己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应该领导国家政权的活动，不应该让自己从事让世人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有的人还说，自己过去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政治斗争，没有学过经商，让自己经商是极不妥当的。在这些人看来，让他们经商降低了他们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身份和地位。显然，这样来评价这一事物，是价值观的偏差和错误。针对此，列宁进行了正确的价值评判。他说，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参与商业活动，有利于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做经济工作。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对党的干部说：“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他还说：“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

　　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经商，列宁提出的另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是：它有利于党员和干部在经济发展中同资本家进行竞赛。经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长期斗争，无产阶级在俄国建立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较量就告一段落了呢？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内战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战胜资产阶级理解为一种高得多的事情，虽然在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已经战胜资产阶级并且用军事方式巩固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于是，列宁提出了共产党员和资本家展开经济竞赛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在他看来，共产党员只有掌握了高于资本家的本领，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引导国家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他还说：“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清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这些论断充分地表达了列宁关于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同资本家进行经济竞赛的思想。

　　在新经济政策及其具体的措施的认识上，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评判，在于他站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新经济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新经济政策和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

　　二、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不仅自己对新经济政策作出了科学的价值判断，而且重视采取措施帮助和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总结和归纳他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下几点值得提出：

　　第一，通过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确地理解和评价新经济政策。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1920年秋，他就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起草了指示。根据他的指示，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决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意见，该委员会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但在工作上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由它统一领导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也建立了政治教育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领导了政治教育的活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再一次强调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领导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在列宁看来，必须通过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新经济政策。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作用》一文中说，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他还提出，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发生以后，人民群众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消化它的内容，即人民群众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所以需要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各级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认真地开展工作。他强调：“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他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以上的论断，都是指通过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使人民群众对新经济政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第二，通过推进党的理论建设，促进人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些党员和干部不能正确地评价新经济政策，原因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不健康，容易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所以列宁要求推进党的理论建设，要求党员和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错误的思潮，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1922年1月，苏俄创办和出版了重要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是一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为主要任务的杂志。同年3月，列宁为该杂志撰写了题为《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论文，就如何办好这份杂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在他看来，所谓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批判一切有神论派别及其代表人物，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的面目出现，还是以“民主主义政论家”的面目出现。二是要通过自己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弥补国家机关此项工作中的不足。列宁说：“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列宁当时主张批判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同一些党员和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有些党员、干部正是由于世界观不健康，崇拜唯心主义，相信神和上帝的作用，所以在生活实践中容易受错误思潮的影响，对新经济政策持不正确的看法。显然，批判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有利于他们摆脱迷信，端正世界观，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坚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正确地看待新经济政策。在此论文中，列宁还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学习和研究辩证法，特别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说：“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9、94-95、84、25、25、29页。)在列宁看来，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可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正确地看待苏维埃俄国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之间的联系，正确地看待各种不同的经济措施之间作用与意义的联系。譬如，新经济政策阶段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联系，新经济政策阶段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等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能得以科学说明。党员和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并切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具有说明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本领。

　　第三，通过开展文化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创造形成科学价值观的社会条件和氛围。俄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关统计资料说明，十月革命胜利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因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缺乏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所以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就一定不能完全地理解和接受。针对这样的情况，列宁认为，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途径，开展文化工作，创造形成科学价值观的社会条件和氛围。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这里的意思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偏见和议论，源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低和政治觉悟低。他还提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许多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不做实事，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想出新花样，成立新的委员会，或者关闭在机关内制定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甚至就当前形势和任务散布许多错误的观点和偏见。列宁说：“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365-366、193、193、194、194、195、200、197-198页。)即认为提高文化水平有利于消除官僚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种种不良倾向和不正确观点，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端正人们的观点，特别是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评价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