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世纪里,列强与中国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
外患内乱,封建王朝进
入了最无能最腐朽最软弱的境地。被迫向洋看世界。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启蒙思 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第一批知识分子出境之后的中西文化对比之中开始的。我们以为近代到五四的启蒙主义发展也可分为几个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从文化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上说,洋务运动是初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期,五四时期是晚期。洋务运动是启蒙意识的非自觉时期,而五四时期启蒙意识则是彻底自觉了。比如1840年新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对西洋各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但到了广州之后便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请专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这是第一个真正睁眼认真看西方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的行为的意义在于,身处“前沿”的有着忧君传统心态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开始进人中西文化比较的初级阶段了,“文化痛苦感”己渐缓产生,“启蒙意识”开始于“痛苦”中孕育。
自比,中国历史应运而生出一大批可视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人物,以自己的行为
实践使其在历史上业己具有的第三世界“政治知识分子身份”,日益凸现在世人面柯。他们一代接一代地拉动着开而复合合而重开的“启蒙”大幕。梳理他们的文化活动和思想观点对把握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潮不仅是需要,而且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五四斗士们从这些精神资源中所受到的观念诱导虽是浅显的,但所获取的勇气、情怀及教训,则具有决定性意味。 魏源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认真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期借法图强的知识分子。生于公元1794年,死于1857年,史有龚魏并称一说,两人皆为维新思想的先驱。
他一生跨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
魏源是在康熙、雍正王朝时期西学输人中国时受阻的历史背景中走上前台的。当一其时,中国的境况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
多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样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n家之局”。 以上这些都还只是魏源文化核心思想的旁证或外围。在比较中,他认识到中国衰弱的最大原因还不只是“技”“制”的落后,而是国民的“人心之积患”,形成宫民一体的腐朽,即“病潜、病、病吏、病民之患”。他从文化根本(即汉学)上加以批判说:学者“争治话训音声,爪割瓤析”,其结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他称之为“俗学”。指斥儒学家、钻故纸堆的学者为“庸儒”“腐儒”。这种“批儒”“贬儒”姿态与言说,并不是从真正意义上弃绝儒学传统,而是试图“冲回原典”,反映了面对危机,自清中叶以降代批学者试图从“经世”角度重建儒学的努力在魏源身上的表现。他大声疾呼要“去新解释:认为是“腐儒”遮掉了它们的真精神,因而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折衷又矛盾的思想。他所说的“器变道亦不变”就是明证。这里的“体”“用”“道”“器”范畴,不仅有哲学意味,而且有了政治意昧,这种争论在近代一直持续着。作为第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启蒙”言说是有限的,所指是明了的,他的贡献我们以为一是敢于正视并肯定异质文化存在,承认它的优越处, 倡言大胆学习;二是对汉学文化及民族性格劣性积患的批判.不过,对西方,他的介绍和评价更多地集中在“技物”层面上,尤其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虽然影响了“洋务运动”,但因之又使他成了个拖着长尾巴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最可贵处在于,一切议论围绕兴国、爱国、强国总旨,展示出近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比患情怀。他的文化启蒙思想中关于“国民性”探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人们评价他是“前驱先路,创棒辟莽”。
郑观应,生于1842年。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集官吏、商贾、知识分子为一身的启蒙思想家。
早年仕途科举不顺,遂到上海洋行学习经商。他精通外语,是致用”的观念来理解并创化儒家学说的。作为清王朝所倚重的政治人物,曾国藩对文化、学术一直是采用“工具主义”方式,为此他坚决地摒弃门户之见,以择其“长”“用”为我之助。当他把理学作为儒家正宗大旗高举起来时,并不忘从现世需求的方面对此进行重释和创化—对“经济”的倚重就是明显的一例。“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词章,日经济”,明确地把“经济”(经世济邦之学)列人“桐城派”的原则要义之中一一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所敏感而特有的。正是从“工具主义”着手修缮中国文化大厦,故连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民间游侠观念等都被他拿来作为“为我所用”的遗产。这种阔大的文化胸怀是相当独特的。正因为如此曾国落倡导“洋务”就顺理成章了。他一方面上奏“师夷智”,同时着手进行“造炮制船”的实践—同治二年后,名为“黄鸽号”的中国第一 艘轮船正是在他的积极组织下被制造出来。与其同时他有意网罗一批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幕僚,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张文虎、张斯桂、容闲等。二年后,江南制造局的设立,有关建立海军的动议和初步尝试,“翻译馆”成立,留学生的选派与实施,都可谓具有启蒙意义的。“开先河”之举,其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曾国藩的“启蒙意识”,与近代有识之士一样,来源于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他来讲,学习西方仅仅是手段而己,目的是稳固皇权地位。从史料来看,曾国藩向西方学习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器物”层面—说白了就是用“坚船利炮”装备军队。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曾国藩向西方学习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从军事目的出发,他的实践告知人们,不仅学习制造技术,而且旁涉了大量与“制造”相关的科学知识。他在此处大胆放步,同时也以“技术”为界划定“警戒线”,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不仅拒绝引进,并在意识上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这是洋务派的天然局限,也是曾国藩“工具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