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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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管理学家,作家
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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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年,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白领阶层的崛起为立论基础的。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贝尔从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得出结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职业分布上,即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起,比例一直在稳步扩大”。
比贝尔更早注意到白领崛
的一项探索》,提出在30—50年内将会出现“后工业社会”。
所谓后工业社会,概括而言,不是物质上的能源和资源而是信息和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了“后工业社会”。
贝尔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在他看来,技术已经成为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各种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信息和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起作用,同时也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造成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
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
技治国”,这是因为知识和计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的基本必需。贝尔预测,一旦步入后工业社会,便会回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也就是说,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工业社会,会带来诸多多元性问题,即教育、福利、城市规划、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医疗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治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非人格性的“市场”中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在人与人的相互接触中去摸索未来。贝尔对美国成功避免了破坏欧洲社会的政治浩劫的历史分析表明,一个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显然需要社会冲突各方的谅解,需要中心城市的稳定,需要传播的合理化。
贝尔指出,现代大规模通讯联络的出现,与世隔绝地区的消失,可能产生一串连锁反应。他敏锐地洞察了超负荷的通讯对社会和政治进程引发的问题。在谈到后工业社会的匮乏时,他提出了有关“信息的代价”的一系列论证,如: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信息,它只能使信息越来越不完全;人们能吸收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更加需要媒介传递的工作,或者说新闻解说:新闻不再是报道而是要解释。他也对交往数量的空前增加是否等于交往质量的提升表示怀疑。他正确地预测了人将成为时间的奴隶,由于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时间,时间成为人们必须重点考量的经济成本。
94JUNE20,2010商务周刊
“
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与技术人员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中产阶级的发育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该怎样跟上?它可否成为公民社会和多元政治的试金石?
起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
米尔斯,他在1951年
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他认为中产阶级本质上构成了一种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必须加以经营的经济资源,因为他们既是劳动力,又是消费者。他对中产阶级的政治作为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他们“既不激进,也不自由,既
不保守,也不反动;他们静止不动,缺乏头脑。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的说法,把局限在私人圈子里的人称为蠢人,那么我们必须下结论说,美国公民现在主要由蠢人组成”。
在中国,“短缺经济”时代之后,也出现了中产阶层引领的“消费革命”。尽管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的带动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相关性不大,但我们讨论新媒体的政治后果时,必须考虑新的社会分层的因素,因为网络论域中的活跃人群正是主要由白领构成。
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诸多尴尬,衡量这一阶层的标准相当不稳定,公众称之为“白领”,而官方则用“中间阶层”的说法来避免利益关系对立。“中产阶级”也好,“中间阶层”也罢,都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力量都被视为经济发达和社会公正的标志之一,但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混乱纷呈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不会只是一个局限在东南沿海的都市现象?中国中产阶级的发育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该怎样跟上?它可否成为公民社会和多元政治的试金石?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无法回答中国是不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