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依仁山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中发（实际上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
瞿秋白（公元1899—1935年）是共产党第二朝的领袖。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出发长征了。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的瞿秋白因肺病，按中央通知留在瑞金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从瑞金到四都，在福建省委护送下，准备往永定出大埔、潮汕去香港或上海就医。有人告密，于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长汀被捕，六月十八日被执行枪决。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福建狱中写的“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全文七部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简述如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人生之路是一场“历史的纠葛”。临终了，说出内心的真相，算是孤寂中的笔谈，绝灭前的聊天！
母亲为求得子女继续读书的机会而自杀，从此家庭离散，我孑然一身进了北大。本想学文，当个教员过一世。一九一八年组织《新社会》杂志时，形成了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后作为《晨报》通信记者派往莫斯科，得以接触陈独秀，加入共产党。武汉的国共分裂后，陈独秀退出中央，我“取独秀而代之”。几十年来，共产党领袖对我而言，是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实际是个平凡的文人。
绅士家庭出身的我，一生犹如爬险坡羸马重车，没有抽身而退的可能！二十一岁那年，我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我的身体是脆弱的，我的思想更是脆弱，也许文字的工作比较适合我。我希望早点结束我疲惫的生命！
我少读老庄，读宋儒语录、读佛经，去俄国前也读过几本倍倍尔和《共产党宣言》之类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是谈不上有什么认识的。
读书人总想着“治国平天下”，其实何必一定要“治国平天下”？各人找一种学问研究不是更好！在俄国，我没有功夫研究喜欢的文学，而是喧宾夺主搞起了马克思主义——不系统的，算不上研究，没读过《资本论》。却似乎由我而起，“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但我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最后被共产党中央从政治局开除了。我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成了政治上的死灰，我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我任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巨变和动荡的时代——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本身不是盲动，但失败后还以为“革命形势”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路线了。
一九三零年八月到一九三一年七月，我离开中央机关，告长假养病——事实上脱离了政治舞台。
我只是个懦弱的书生，旧式的文人。政治舞台上的我，扮演的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耗尽用光才后悔，其实我厌倦政治！
一出滑稽剧就要闭幕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担当“政治领袖”是可笑的，遭清洗、被谴责用不着可惜。当了俘虏，不管自由与否，是叛徒是烈士已经不重要了。我留恋美丽的世界，留恋我的爱人和女儿，留恋一切幸福的孩子，我为他们祝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多想再读一读：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
中国的豆腐很好吃，世界第一！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瞿秋白是左翼作家，有许多作品存世。瞿秋白曾是共产党领袖，是烈士，他的故乡常州有纪念馆，供人们凭吊瞻仰。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多余的话》是共产党领袖的“临终告白”，是大白话、大实话，是死前反思和回顾，没有半点的虚伪和造作。瞿秋白是坦荡的，是真诚的，说真话的。不像有些假面伟人临终还要作秀，还要做作，还要骗人！
大人物、伟人是公众人物，他们更少隐私。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是时势将他们推上了政治舞台。不必讳言大人物的错误和过失。用普通人的平常心去看待他们，一切就好理解。
历史就是历史，不要掩盖和隐讳。在我们的国度里，不说真话，不把历史的真相告之于众，似乎成了习惯！历史不容篡改！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聪明之举。赖账，不承认错误，只能证明自己的虚弱！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