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前后,后妃宰臣可以做些什么?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

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

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

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

昔来闻死苦，何言自身当。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死于非命，临终前作了这首五言诗。大多数被疾病夺去性命的皇帝，在垂危时，会感觉到生命即将结束。最可怕、最冷酷的事情无过于死亡，帝王们一下子变得十分渺小，在死神脚下战栗，巴望着各路神灵相救，挽狂澜于即倒。陈武帝在病榻上挣扎时，派遣大臣以疾苦告太庙、告太社、南北郊；宋真宗派人祷于山川神祗。病危时，推恩于罪犯是另一种试图挽救自身的方法。唐穆宗发布降死罪以下，减流人一岁之令，宋仁宗、英宗宣布大赦，减天下囚罪一等，徒刑以下释放，宋哲宗大赦天下并且蠲民租。然而皇帝们仍然无法从死神的手指缝间逃走。

晋简文帝

令皇帝心急如焚的还有性命以外的事情。那些早先没有定立嗣君的皇帝，此时要急忙把继承人定下来，这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王朝一脉相承的链条决不能在自己手中接错或中断，否则如何面见祖宗？汉武帝晚年疼爱幼子弗陵，有心立他为太子，诏令未及下，死神匆匆向武帝走来准备会面。武帝急忙定下弗陵为嗣君，几日后武帝驾崩。曹魏明帝在离世前数小时，急定曹芳为太子，八岁的曹芳在这一天中一变为太子，再变为皇帝。同样，晋简文帝赶在驾崩之前立司马曜为太子，同日简文帝崩，太子即位，是为晋孝武帝。

宋英宗

在皇帝寝疾期间，大臣有责任提请皇帝早建储君。宋英宗患的是某种精神错乱的怪病，他自己不能自觉意识到必须速建储君，宰相韩琦到皇帝卧内入间起居，因便建言：“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点头，韩琦立即请皇帝写在纸上。英宗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指出应该写明确，英宗又在后面写下“颍王顼”三字。韩琦立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到福宁宫起草制书，再将起草的制书拿到英宗面前批定。英宗靠在几案上，话语已含混不清，张方平把笔递到他手上，请他写上名字。英宗竭力写下了嗣君的名字。嗣君定下来了，英宗泫然下泪。不到一个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宋神宗三十八岁时，一病不起，群臣请立皇太子，于是立赵煦为太子。立太子后的第四天，神宗崩逝，哲宗继位。

如嗣君尚幼，皇帝病危时常提升两人以上的大臣，并授予顾命。汉武帝晚年暗中估量过群臣，认定奉东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临终，命霍光行周公之事，升其职为大司马、大将军。服侍武帝数十年的匈奴人金日升为东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同受遗诏辅少主。汉宣帝寝疾时以史高、萧望之、周堪受遗诏辅政。魏文帝召曹真等受遗诏辅嗣主。魏明帝病危中急召司马宣王，在病榻前，明帝握着太尉的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曹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晋明帝以司马羕、王导、卞壶等七人并受遗诏，辅太子，南齐高帝召司徒褚彦回、左仆射王俭受顾托。唐太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太子仁孝，善辅导之！”又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一般情况下，皇帝在一息尚存之际，要召见大臣，口授遗诏，令翰林大臣书写。遗诏的内容，是皇帝最后需要阐述的事情，包括对自己一生业绩的概括或评估，嘱咐丧事从俭，对嗣君即位事宜的说明。顾命大臣辅佑嗣君要在遗诏中特别说明，大臣方得以遗诏为据，行使顾命之职。顾命大臣往往是聆听遗言，起草遗诏者。

唐代未出现过幼年即位的皇帝，上述长孙无忌、褚遂良虽受命辅导太子，但不能算顾命大臣。唐代更多的做法是，皇帝病危时令太子监国。唐肃宗在病逝前一天，诏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唐代宗召太子监国，当晚崩逝。唐德宗病危时急召翰林学士草遗诏，宦官议论说：“禁中议所立尚未定”。身为太子的顺宗已患风疾，行动非常困难，元旦朝会都没能参加，但太子名号早已定立，此时决不能仓猝更改，负责起草遗诏的卫次公厉声斥责宦官。太子闻知人心忧疑，乃强使自己起身，从容地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唐穆宗亦是在前一日令太子勾当军国政事，次日驾崩。宋代沿唐代之例，但常常加上令皇太后权行处分军国政事的遗命。

如果皇帝在驾崩前未来得及定立嗣君，那么就需由皇太后下诏立嗣或与执政大臣协商而立。例如晋穆帝死后，皇太后下诏立穆帝的从兄、成帝之长子司马丕为帝。晋海西公被废，皇太后诏令会稽王司马昱即位，是为简文帝。

宋哲宗撒手而去，皇位空缺，哲宗又无子。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抗声说：“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向太后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莫难如此分别”。章惇又建言：“以长则申王佖当立”。太后有自己的倾向：“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则端王佶，当立”。章惇以为不可，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便遭曾布的严厉反对：“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附和。太后又说：“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章惇只得缄口。然后，端王赵佶(宋徽宗)被带到哲宗的灵枢前即位。

明代常见的做法是，皇帝不豫时，太子摄事于修学之所——文华殿。皇帝崩逝日，百官朝太子于文华殿。与唐代太子监国再即位的道理一样，权力衔接得更加紧凑。

当遗诏公布时，皇帝已离开人世。在遗诏中，皇帝要充分显示对死亡的坦然：“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晋明帝遗诏)“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北周武帝遗诏)“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元泉，夫亦何恨矣”。(唐太宗遗诏)。

有些皇帝，在临终时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冷静和自我批判精神，好似恶梦初醒、良心回归。如明武宗在位期间玩误政事，视天下如儿戏，临终向皇太后转达己意：“往事多误，天下事重，其与辅臣议处而行”。一生纵欲、求长生的明世宗在遗诏中自省其愆：“过求长生，奸人狂惑，以致祷祀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讲久失”遗命将建言得罪诸臣在世者召用，殁世者恤录；对于方士则按轻重入刑。不务政事而纵容魏忠贤紊乱朝纲的明熹宗，病危时召皇太弟朱由俭(即崇祯帝)到榻前，谕令他嗣位，并嘱以：“当以尧舜为法”，或说当为尧舜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