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内容提要：“小骂大帮忙”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1]所持立场的评价。检视《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不难发现，《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斜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本此两点，“小骂大帮忙”不是对于新记《大公报》客观和科学的评价。

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小骂大帮忙”的评价一直与1926年续刊于天津的“新记”《大公报》紧密相连。据吴廷俊研究，大概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小骂大帮忙”便与《大公报》连在了一起，“小骂大帮忙”成了新记《大公报》的代名词。(吴廷俊，1994：29)以后众口相传，许多论及《大公报》的文章、书籍中都提到或引用“小骂大帮忙”作为对《大公报》的评价，［2］似乎已成定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事实和真相的逐渐披露，研究者有理由对这一“定论”提出质疑和重新审视，比如在吴廷俊的研究中，作者肯定《大公报》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确是“小骂大帮忙”，从政治上看，《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是反动的，但是，“小骂大帮忙”又是合法的民间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做法。(吴廷俊，1994：30～31)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则认为“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于《大公报》不符实际，《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并无党派属性，不可能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使《大公报》长期摆脱不掉“小骂大帮忙”之名的根源。(王芝琛，1999)

那么，究竟“小骂大帮忙”与新记《大公报》是何种关系?“小骂大帮忙”是否是对于《大公报》的恰当评价?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梳理和探讨。

一、“小骂大帮忙”的由来、流传及含义

关于“小骂大帮忙”的说法最早始于何时，吴廷俊介绍说，“历来新闻史家都说，‘小骂大帮忙’这一说法出自南洋某家华侨报纸，然而至今没有拿出明确证据”(吴廷俊，1994：365)；王芝琛认为是“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王芝琛，1999)；作家邵燕祥则说“对于《大公报》的立场，有一个至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说法，叫做‘小骂大帮忙’……这个说法不知其来何自，但我猜是来自当时的革命阵营，因为我是在1948年听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这样评价的，人很年轻，显然也是从自认为可信赖者那里听来的”(邵燕祥，1999)。年代久远，世事复杂，看来一时难以辨清，但邵的回忆恰恰点出了极重要的一点：即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评价即使不是源自、也是被中共接受并在其阵营内广泛流传过的。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如下事实：

1945年11月，正值内战烽火愈演愈烈之时，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主张共产党“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即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除对“政争”、“兵争”进行严厉的批驳外，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名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逊：299)。明确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1949年1月23日，在天津解放之后，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关于处理民营报纸的电报中称，《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文件汇编》上册：270)。

把“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于《大公报》解释最为详细的是1949年2月27日由原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论’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写道：

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者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

这篇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原《大公报》同人共同签名的发刊词，实际上是中共部署揭露《大公报》“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和“小骂大捧”手法的重要步骤，以《大公报》社职工同仁名义发表，是中共高层1948年底就决定了的。(吴廷俊：404)它写作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剧烈变动时刻，许多评价和措辞未必真能代表执笔和签名者的想法，［3］但影响委实巨大，日后关于《大公报》的许多批判性的“定论”包括对于“小骂大帮忙”的解释皆源自这里。

1958年毛泽东接见吴冷西纵论《大公报》时，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又说“他(指《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作者注)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转引自吴冷西，1988)作为中共最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不仅肯定了以“小骂大帮忙”作为对《大公报》的评价，而且给出了解释和例证。

由此一脉相承，“小骂大帮忙”的含义应该是清楚的，且可分为两层：即中共认为，(1)新记《大公报》虽然对国民党也有所批评，但批评的都是次要人物、次要事件和次要问题；在紧要问题上则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2)《大公报》的根本立场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因而它以“小骂”的手法，达到“大帮忙”的目的。

建国后，随着中共执政地位的确立，“小骂大帮忙”作为对新记《大公报》的评价逐渐流传开来，对《大公报》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恰如王芝琛所言，“这顶‘帽子’犹如‘紧箍咒’一般，牢牢地扣死在《大公报》头上”(王芝琛，1999)。

除中共对《大公报》评判的一条线外，还有《大公报》自身这条线。［4］建国后，原《大公报》主要负责人屡经政治运动磨难，在种种材料中不断“自我讨伐”《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典型如1962年王芸生和曹谷冰合著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就几次“承认”对国民党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只是这些文章大多产生于非常时期，且极少具体的阐释，因而参考性不高。值得注意的倒是1943年10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社评《今后的中国新闻界》。正是在这篇社评中，《大公报》自己有一段关于“小骂大帮忙”的表述：

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而也没有力量了。本此见解，我们以为政府应该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使报纸渐有活气，一可培植舆论的力量，并可给报界以产生人才的生机。(《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10月1日)

这篇社评发表于中国新闻学会第二届年会在重庆召开之机，针对的是当时现实——新闻检查条例愈来愈苛，各报只能采用清一色“中央社”、“新闻检查处”稿件，报界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尽到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言论责任。就《大公报》自身而言，1943年2月2日发表社评《看中原，念重庆!》遭停刊三天、1942年发起的“爱、恨、悔”运动到1943年5月遭禁，接连打击之后，《大公报》越来越感到“批评为难”，难以尽其自身认为重要的“言论责任”。于是《大公报》说了上面这段话，即要求政府放宽新闻检查，给报纸留下批评的空间，以增强报纸的信誉，报纸对政府的“帮忙”也才能达到效果。

尚无证据表明中共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评价源自这里，也无法就此认为“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于《大公报》天经地义，因为纸上表述是一回事，实际表现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考量“小骂大帮忙”问题时，这篇社评无疑是重要的文献。

二、“骂”与“帮忙”：《大公报》表现的历史检视

在上述中共关于《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评价中，中共中央1949年给天津市委的电报只说“一贯‘小骂大帮忙’”，并无具体展开；《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则说《大公报》“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所谓‘国家中心’”；《与大公报论国是》和毛泽东的评说进一步点出了几个例证：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和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的“紧要关头”，《大公报》帮了蒋介石的大忙。那么，不妨就以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为例，检视一下《大公报》的“骂”与“帮忙”。

1．《大公报》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18日，《大公报》照发国民党中央社消息，刊登《军委会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21日，发表题为《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在表态拥护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处置后，“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主要申述了“一个军队”、“一个军令”的观点，强调维护国家统帅权，但同时通篇又不见“叛军”、“叛变”等字眼，并说“就法律论，军令系统绝对不容破坏，军纪必须整肃。就政治论，则必须保持公道与相安两个要素。”最后还要求宽大处理叶挺。就此报道而言，《大公报》在大的方面支持和遵从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但在对事变处理的意见上，替共产党讲了几句好话。

2．国共内战初期《大公报》的表现

毛泽东没有明确列举《大公报》在国共内战爆发初期“小骂大帮忙”的表现，但大约是指当时《大公报》发表的如下“反共”评论：《为交通着急》(1945年10月25日)、《质中共》(1945年11月20日)、《东北的阴云》(1946年2月2日)、《可耻的长春之战》(1946年4月16日)，其中尤以《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引发的《大公报》与重庆《新华日报》之间的论战最为引人注目。

《大公报》发表《质中共》，主要论点有：(1)朱德发布受降令与国民党对立，是内战根源；(2)中共意欲凭武力实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特殊化；(3)共产党应以政争，不应以兵争，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5］此论一出，即遭到重庆《新华日报》逐条严厉驳斥，并明确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所持立场。

《可耻的长春之战》则发表于1946年4月苏军撤离长春，国共两军争夺长春之际。社评根据该报沈阳通讯《春天里的秋天》报道的内容，指责中共部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6］重庆《新华日报》随即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驳斥社评“除了从专门造摇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大公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并说，“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了!”［7］反驳的结尾，仍然是点出《大公报》“小骂大帮忙”。

这几次事件，《大公报》骂共产党不可谓不激烈，客观上也自然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忙。类似的还有西安事变和“中条山事件”，也常为后人用以佐证“小骂大帮忙”。问题是，当我们把视野拉开到整个《大公报》1926～1949年23年的历史来看，结论就远非那么简单。

3．1926～1949大视野中《大公报》的表现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创刊，骂过许多事、许多人。就骂国民党方面而言，张季鸾1927年写过《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和《蒋介石之人生观》，是骂汪精卫和蒋介石个人。抗战期间，《大公报》常有对于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的抨击：1940年6月29日《大公报》发表《天时人事之雨》社评，主张杀几个奸商以平抑物价；1941年12月22日报道“飞机洋狗事件”(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矛头直指孔祥熙家族，激起遵义和昆明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迫使蒋介石将当事外长郭泰祺撤职；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著名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痛斥重庆那些豪商巨富的奢靡生活。当天，蒋介石即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国民党逮捕；1944年12月22日社评《晁错与马谡》，引证史实，主张“除权相”、“戮败将”，即要求罢免孔祥熙，诛杀何应钦。抗战胜利后，《大公报》骂国民党及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对立更为尖锐：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莫失尽人心》，批评国民党派往收复区的接收大员们大发横财，“五子登科”；1947年，《大公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评《何必防闲学生运动》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蒋介石即令陶希圣写文公开叫骂《大公报》和王芸生，作为“一查王芸生”的社论；1948年7月10日，由王芸生撰写的抗议查封南京《新民报》的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在《大公报》发表，《中央日报》即在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的社论中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是谓“二查王芸生”；在王芸生稍加声辩后，《中央日报》又发起了对王芸生莫须有的“三查”运动；解放前夕，《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冲突达至顶峰，《大公报》多名记者遭国民党逮捕，报社各分版主管有的被软禁(如渝版经理王文彬)，有的受恫吓(如沪版经理曹谷冰)，及至《大公报》向中共阵营“投降”。［8］

另一方面，《大公报》曾作过许多客观上有利于共产党的报道。最为典型的有两例：一是“十月革命”后，《大公报》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在中国报纸中第一个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二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大公报》又率先刊登范长江采写的系列西北通讯(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报道了红军长征和陕北的真实情况。不论其出于扩大报纸影响或其他动机，它们在客观效果上帮了共产党的忙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从上述《大公报》的历史表现来看，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既曾为“帮”了国民党而遭到共产党的“骂”，也曾因“帮”了共产党而受到国民党的“骂”。《大公报》像风箱里的老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滋味委实不好受。对此境遇，《大公报》自己曾有表露：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一顶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论宣传休战》，《大公报》1946年5月30日社评；方蒙主编，1993：604)

在这些“骂”与“帮忙”中，要区分何为“大骂”、何为“小骂”，何为“大帮忙”、何为“小帮忙”，恐非易事。说《大公报》在国共内战初期的“紧要时刻”“大帮”国民党固然可以，那发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对共产党的“帮忙”亦不算小；说《大公报》骂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是骂“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也行，但孔祥熙、何应钦之辈是否仍是“小罗罗”就值得商榷了。“大”和“斜都是相对而言，是虚指，谁也不能精确衡量。

检视《大公报》的历史表现，我们发现，“小骂大帮忙”之说无法恰当地评价《大公报》的实际作为，至少第一层次“批评的都是次要人物、次要事件和次要问题；在紧要问题上则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明。那么，让我们回到它的办报思想。

三、“小骂大帮忙”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

之所以要回到《大公报》的办报思想，是因为既然从《大公报》的实践层面无法衡量“骂”和“帮忙”的“大”与“斜，考察其思想层面就有可能避免实践中的偶然因素而寻找到《大公报》的内在立场。

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极重要的一张报纸，《大公报》的声名除了其脍炙人口的通讯、社评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独到的办报理念和思想精神建立起来的。

当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合力创办新记《大公报》时，就以张执笔的《本报同人之旨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宣告了与当时众多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不同的办报立场和经营方针。海内外学者对这一方针及方针指导下的《大公报》评价颇高，如李金铨认为，“在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所揭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李金铨，1997)黄旦认为它“基本上是徐宝璜们职业化报刊模式设想的实现”。(黄旦，1998)既然“四不”，特别是“不党”——“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9］应该是规定了《大公报》在对待各政党时持中立态度，不应有所偏倚，当然也就不该存在帮谁不帮谁的问题。

反观事实，上文引述的那些对国共两党游移不定的“骂”与“帮忙”似也正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漫长的20多年里，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大公报》在骨子里还是大抵坚持了其“四不”主张、坚持了舆论独立这一立报之本，因而没有完全倒向某个政党。

问题是，报纸立场和方针的宣布毕竟只是纸上的东西，需要具体的从业者来落实，且新记《大公报》所历的20多年正是国民党政府形式上基本统一中国的时期，统治力量的政策、控制和压力很难说不对报纸产生影响，那么，《大公报》在其早年宣布的“四不主义”根本方针之外会不会有操作性的策略融进去，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报纸的言论主张?某些报人的实践又会不会给报纸的立言方针增添变数?

比如说，中共对“小骂大帮忙”有一个解释——《大公报》捧的是“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所谓‘国家中心’”，也就是许多此说的支持者指出的《大公报》自1928年从来不骂蒋介石的事实。一般认为，张季鸾持“国家中心论”，即认同蒋介石作为国家中心的地位加以拥戴。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公报》在西安事变中力保蒋介石也就不足为奇，且根据西安事变后张曾给蒋送过膏药给其治伤的轶闻，［10］张此时“报恩”(蒋的知遇之恩)的色彩也颇重。在整个抗战阶段，《大公报》社评经常以维护国家统一、团结抗战为立论着眼点，这倒也符合“四不主义”中“不党”有关“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的初衷，只是关于“国”的理解在张季鸾那里与蒋介石结合得甚紧。

据王芸生回忆，张季鸾曾关照他：“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１１］但当《大公报》的社评主要执笔人换成了王芸生后，虽仍受张季鸾“国家中心论”的影响，情况已有所变化。王芸生与蒋介石的联系远不如张季鸾那般亲近，他“不通达国民党上层的政情……大部分思想来自独立思考或与学者、专家谈论中得来”，［１2］因而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满腔热情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而再再而三，声嘶力竭，呐喊不衰。之后在两极决斗中鼓吹“第三条道路”，最终也完全没有“大帮忙”到国民党阵营去，而是向中共“投降”。不仅是王芸生，即便是与张季鸾共事多年的胡政之，也似与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报恩”思想不尽相同，据其子胡济生回忆，1941年，张季鸾病中给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随着蒋介石才有前途”，胡政之“大不以为然，他说‘吴、张、胡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１3］。综观整个《大公报》的人员组成，据李纯青回忆，至少在他1937年进《大公报》以来，“以左的力量为大，因为采访记者多数是左派，一部分居中，极少反动记者。编辑部有左派的人在，没有一个偏袒反动言论。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王芸生也经常过问。总之，大公报不许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１4］这种力量的制衡也许从一个方面保证了《大公报》能够基本按照“四不主义”方针实践其言论独立的理想与追求，而倾向于某一政党、某一力量的“大帮忙”从思想和组织上失去了基础。

除去人事的因素外，社会情境的影响应不可忽略。一方面，人事本身就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具体的言论主张可能受到社会情境——政府控制和民众情绪的影响。这里就需提到文章开头引用的1943年10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社评《今后的中国新闻界》，那篇社评为什么会提到“小骂大帮忙”呢?报社当时的想法不得而知，《大公报》同人日后也没有就此作出回忆，甚至不知执笔者是谁，但根据发表时间和上下文可以推论，社评的一个主要用意是为呼吁国民党政府放松新闻检查。在向执政当局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点上，这篇社评倒与张季鸾1929年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一文有几分相似：在那篇社评中，张季鸾以当时苏联与意大利为例，认为统制舆论有两大流弊实在令人担忧，一是过于统一严整的宣传使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全国舆论界单调化，根本上使人民失去读报的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去信用，前者不利于政府，后者不利于报纸。［１5］统制舆论→宣传过于整齐划一和单调→读者失去读报兴趣→不利于政府，按照这样的逻辑劝说/鼓励国民党政府放宽新闻自由，是两者的相似之处，在国民党高压新闻统制下，这种方式似也颇具说服力。吴廷俊认为，这段话还是“《大公报》对自身办报实践的总结，也是它对报界与政府之间理想关系的一种向往”。(吴廷俊：367)这一点可谓一家之言，似还难以证明：首先，《大公报》是否有过较长时间的“小批评、大帮忙”的实践未曾得到充分的证明；其次，除去这篇社评，似难找出其他与之相呼应的以“小批评、大帮忙”表达“报界与政府之间理想关系”的言论。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篇实实在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字，表达了《大公报》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它是仅用来要求新闻自由，还是想把它内化为《大公报》的办报原则，一时无法确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新记《大公报》20多年的历程中，社会情境和人员流动多少会产生些影响，但由“四不主义”确定下来的基本办报思想始终占据主流。即使是在另一个常被用做“小骂大帮忙”典型的“中条山事件”中，《大公报》的表现也仍然不失有自由主义职业化报刊作风：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援引日本谣言，批评八路军不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山西的对日作战，周恩来随即致信张季鸾、王芸生，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一方面宣传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张、王接信后，不仅于5月23日发表了周恩来的信，而且同时发表张季鸾写的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城了《大公报》的想法，呼吁团结抗战。［１6］这种处理方法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等大相径庭，表现了张的忧国心情和“国士”风格。

作为一份生长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间报纸，虽曾有吴鼎昌、张季鸾、王芸生等人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大公报》的处境也绝非风平浪静，它需要在与政府的不断博奕中寻找和看护好自己的位置，保证这份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平心而论，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等终生服务报社，不入仕途，已最大可能地尽到了“报人”之职。因此，尽管在它的实践中不乏“骂”共产党、“帮”国民党的事实，但在它的办报思想中却很难找到它这些行为的依据，只有它的“四不”主张作为其宣言和理想，也指导其实践。这样看来，指责《大公报》“批评的都是次要人物、次要事件和次要问题；在紧要问题上则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证据不足；认为“《大公报》的根本立场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因而它以‘小骂’的手法，达到‘大帮忙’的目的”也缺乏应有的根据。

四、“小骂大帮忙”与中共对《大公报》的整体评价

尽管中共长期以来是“小骂大帮忙”一说加于《大公报》的支持者和传播者，但这似乎不能代表中共对于《大公报》整体的评价。对《大公报》1934年违背国民党命令，不称共产党和红军为“匪”及日后刊登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中共领导人是很有数的。据说，1944年，毛泽东在宴请中外记者赴延安参观团时，曾请《大公报》特派记者孔昭恺坐首席。席间，毛泽东举杯对孔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１7］

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去世后，毛泽东等以参议员名义发去唁电，称张季鸾“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董必武的唁电曰之为“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１8］，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9月26日)则认为“先生之足为报人楷模，在其不以办报为捷径，自誓终身不服官。这种视办报为终身事业的精神确是值得钦敬的。”所有这些来自中共的评价，恐怕不仅是对张本人的肯定，也是对《大公报》的肯定。

周恩来更在1958年与费彝民谈及新记《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肯定了三点，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１9］就是毛泽东在与吴冷西谈话肯定“小骂大帮忙”的说法时，也多次让吴等学习《大公报》的好经验。［20］可见，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中共对《大公报》都有正面的评价，包括内容、制度和历史作用。

那么，反观中共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评价，要么出现在中共报刊与《大公报》论战时，要么出现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剧烈变动时刻，尤其是后者，以笼统而含糊不清的“小骂大帮忙”判词结束了新记《大公报》的生命，适应于共产党全国新闻事业体系的建立及对私营报业的接收和改造。历史的非常情境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因此把“小骂大帮忙”这顶帽子一直戴在新记《大公报》头上并对之予以全面否定，就不仅不能说是科学的态度，更是对历史的忘却了。

五、结语

新记《大公报》背负“小骂大帮忙”之名已有几十年，通过检视《大公报》的历史表现，我们发现，《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骂”和“帮忙”的“大”与“斜无法界定；通过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我们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因此，笔者认为“小骂大帮忙”这一评价加于《大公报》既不客观，也不恰当。

《大公报》是解放前最有影响的一张民间报纸，正因为其是民间报纸，坚持经济独立基础上的舆论独立，才会对各党派都有自己的批评和赞扬。如果认为《大公报》没有像中共党报那样“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因而没有“正确的政治立潮，从而指责其“根本上是在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因而是“小骂大帮忙”，这种论证思路就无法与之讨论了。

在以前关于“小骂大帮忙”的分析中，许多侧重于对这一评价的解释，如为什么《大公报》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笔者以为，既认为“小骂大帮忙”加于《大公报》有诸多不妥，今后就该废止这个称号(当然专门研究“小骂大帮忙”除外)，对于《大公报》，应另有一套话语体系来分析和说明它。

当然，对于《今后的中国新闻界》社评中的那段话，或许会因今后有新的材料出现而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或曰它与今天执政党条件下的中共党报的角色定位有相通和启发意义，这些都有可能，特别是今日报纸的负面报道、舆论监督与“团结稳定鼓劲”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否可用“小骂大帮忙”来概括，那都是另外的话题了。本文所努力的，是要辨析“小骂大帮忙”，还《大公报》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