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另类"提案的另类思考
对“另类”提案的另类思考
酉甫
每年的“两会”总有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了一些“另类”提案或者称“打哈哈”提案，比如将“三八国际妇女节”改为“女人节”、设立“男人节”、封“国山”、定“国服”等等。要说这些代表和委员水平和能力，那是肯定如陈佩斯小品中的台词：“乡亲们哪，我没什么说的！”那些个提“打哈哈”提案和附议提案及赞成的人，看下他们的身份介绍便知个个是人精，可谓精到深沉便“打哈哈”。
今年是新一届的“两会”，本以为不会再出现这类提案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另类”的提案并没有绝迹。据报道，巩汉林今年首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提案，巩汉林笑答：“我今年不打算说演艺圈的事，我准备说说市政规划的问题。我这个提案与路有关，与井盖有关。我在北京开车时就发现一个问题：一条新路，行驶一公里后，路中间十几米就是一个井盖。为什么不修在路边呢？如果路中间一个井盖出了问题，可能一条路就瘫痪了，这是一个民生问题。我准备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看到这样的提案还以为是他创作的小品；去年曾提出过将“三八国际妇女节”改为“女人节”的委员张晓梅在自己的博客中说提了个“建议在人力服务行业提倡付小费”的提案。她可能估计到有人会对此进行批评，因此先行解释了一番，她说“提案是每个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一大主要途径。这几年每年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都有几千份,这些提案涉及面很广,有民生民计国家大事的提案,也有区域和行业"不起眼"小事的提案。人们对这些提案有各种声音和异议，也有指责甚至骂声：那该是政协委员提的东西吗?委员不关注民生民计大事，为什么搞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事实上,全体政协委员如果只关注医改,房改几件大事,就不需要那么多来自全国各界的两千多名委员了，自然也缺失了更多和更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年，委员们提案的种类越来越多，尽管有些提案质量并不高，也是代表性的一种体现，毕竟每个委员都是全国某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能发出声音是最重要的。”这样说来，是由于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委员，出现这提“另类”提案的委员看来是注水的缘故。“提倡付小费”是什么概念？显然是以居高临下的眼光来对待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这有没有一种优越感在起作用？是一种平等的心态吗？怎么成了提案？还有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表示，他将提交提案呼吁发行500元大面值钞票。他认为，发行大额钞票，可为百姓携带现金提供方便，还可每年节省至少10亿元的钞票印刷、点数、运输、储藏费用。如果真是考虑将这个问题作提案提出，何不建议国家推行电子货币，推行支票使用？当然提爆炸性的提案也有，不过也应属于另类吧。有重庆的二位委员提出解散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理由是“科研资源太分散。”对此连媒体的标题都用了“靠谱么？”这样的提案除了吸引一下眼球真的不知能说明什么？此外还有上海一个委员建议给全国人发1000元的幽默提案，这样的提案现实吗？至于在地方两会中还有些怪异的提案，如将石家庄改名为“西柏坡”的，有建议在宾馆设立自行车停放处的。
从“哈哈”提案中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呢？第一是否说明民主政治还有进一步强化和提高的必要。在有的地方基层的“两会”中曾有因代表、委员提了存在的问题受到指责和批评，有的单位上的职代会上代表对议案有不同意见，竟然被指责为不与党委保持一致。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正式场合直言批评铁道部后，得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严厉批驳，并透露，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郭副主席因而觉得“倍感压力”，不愿再接受记者采访。也许可以解释诸多“另类”提案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第二是有的代表或委员从来就没有想过为民鼓与呼的事，想的都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涉及到自己利益和问题他们可以慷慨陈词，而对民众关心的问题则“打死我也不说”，要是必须说话时，也就打哈哈了事。这样的提案年年都有。
第三是的确有的代表和委员存在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代表和委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但他们未必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有的代表、委员并没有关注民生，没有深入群众进行必要的调研，只是临近会期，突然想起要搞提案，也应随手抓一个应付，或许哪次手中没有提案时，看到一片树叶掉下来，灵机一动提出个“谨防树叶砸伤人”的提案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