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寅恪的学生不好当

节选自《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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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0 年代，陈寅恪仍然稳坐中国的东方学祭酒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地位。可是，形势比人强，陈寅恪所讲西人之东方学，在欧洲本来就是极小众研治的绝学，因为必须掌握多种古今语言，经过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献学的长期训练，又要各种文献的大量积累，当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够承接延续。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高才生如姜亮夫等也不能理解。

▲姜亮夫（1902-1995）教授，著名的楚辞学家，著作《楚辞通故》在其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力。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 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1]。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

“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 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2]

蓝文征也说：

“ 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3]

清华国学院研究生的程度较一般大学本科为高，当时国内顶尖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学生，对于陈寅恪所讲东方学更加力不从心。1928 年春，北京大学请其兼任教授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秋季改授蒙古源流研究。

前者“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后者因部分学生对元史有所准备，勉强能够应付。[4] 清华国学院结束后，陈寅恪改到清华大学的文史两系任教，所讲课程较研究院时期降低难度，学生仍然不能适应。

1934 年，该校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5]

学问之事，本来就存在可信与可爱的不可兼得，越是高深玄奥，越是曲高和寡。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往往等而下之。那些一味面向新进，迎合时流的横通之论，无论如何出奇求新，不过是追求感官刺激而已。如果不能超越时流，坚守良知，以一般青年为主体的大学，反而最容易成为欺世盗名者横行无忌的场所，遑论并非故意的误人子弟。这也是大学稍有不慎即变为学术江湖的重要成因。

学生无力承受，还不足以让陈寅恪放弃心仪的西人之东方学，全力转向其他领域。可是后来逐渐发生材料不足的困难，终于令其无法继续坚持。尽管陈寅恪游学期间大量购书，以备归国研究，回国前后又想方设法鼓动各部门机构购置相关图书资料，可是由于基础太差，又是不急之务，一时间难以充分改善。

到 1930 年代后期，材料方面已经感到捉襟见肘的陈寅恪还想勉为其难地奋力一搏，不料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42 年，陈寅恪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公开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6]

同年底为陈述《辽史补注》作序，又表明因“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7]。并且将所有相关西人东方学的书籍卖给北大，最终放弃在此领域与国际学术界角逐比肩的努力。[8]

尽管陈寅恪屡屡自称其“平生述作皆出于不得[已]”[9] ，令人难以捉摸究竟是实情抑或托词，此番转向的确出于情非得已。既然未必心甘情愿，所以后来陈寅恪一直关注西人之东方学的研究动向，战后对于学界新锐季羡林的研究能够突进到国际学术前沿大加赞赏。后来有人指季所治实为虏学，而非国学，并非妄言。而季老自己卸下“国学大师”的桂冠，也算是正本清源之举。

【注释】

[1] 《教授来校》，《清华周刊》第359期，1925年11月13日。

[2]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37—239页。

[3]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4]  劳榦：《忆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1970年9月。

[5]  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6页。其在中文系所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敦煌小说选读、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

[6]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3页。

[7]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5页。

[8]  此事多以为出于生计艰难，实则对于学人而言，安身立命处更为重要。

[9]  陈寅恪：《致陈述》十九，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97页。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出版年：2017-8

页数：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