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一个苍凉的背影]

当一群群衣冠楚楚的都市人流连在舞厅酒吧，当一对对时髦的年轻人簇拥在游乐场电影院，当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网络泡沫种种新玩意儿紧密包围着我们的视听，你会看到一本本诗集正在书店落满尘埃。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名字：普希金、莱蒙托夫、艾青……如今，已经变得那么遥远和陌生。面对它们，你犹如面对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我们站在车来车往的街头，双眼写满真诚和迷惑……

蒸汽机改变世界用了200年，资本改变世界用了100年，汽车改变世界用了50年，电视改变世界用了20年，而网络改变世界只用了几年。而当新世纪终于侵入人们尚不坚强的躯体时，诗人和诗歌压挤到一个特定窄小的空间里。在这种时候，诗人是无力的。诗人说，我们无法决定一个时代。

古往今来，四海之内，诗人的篇章及其诗意，曾经带给多少人斑斓的色彩和梦想——法国史书上曾这样骄傲与谦逊地写道：构成整个法兰西上升的动力，是30个诗人作家，25个经济学家，15个科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和1个商人。

正是诗歌，让一个人幽闭的心灵渐渐向这个世界敞开。然而当下，诗歌成了时代的缺席者。所有的一切都只留在记忆的时光里了。

新世纪到来，诗歌终被压挤到一个特定窄小的空间下。诗人们似乎生存在一种超时空的幻化境地，他们的与世隔绝，注定他们在现实中连连受挫，在一个诗歌备受冷落的时代，那些在诗人眼里视为神圣的精神信仰，也惨遭当下行为法则的嘲讽和注销。当诗人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时，他们早已被人群抛弃，他们的脆弱，也意味着诗歌的脆弱，诗人的争相赴死似乎在预示着曾经一路强劲的诗歌终于作了穷途之哭。死亡的气息就这样笼罩着中国诗坛，诗歌也无休止地纠缠着死亡的话题，一种臆想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在当代诗歌里被渲染得无边无际。就这样，当诗人死去的时候，诗歌也病得不轻了。

在形形色色的旗号和运动（探索、先锋、新潮、第三代等）中，没有几首诗真正地感动过我们。当我们的诗人热衷于西方现代派的技法和写作风格，并对之一知半解地照搬照抄的同时，几乎遗忘了对于诗歌而言至为珍贵的东西：灵魂和神性。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把诗歌当做一种语言的游戏：以为凭借出色的技巧就能把它捏成一个登峰造极的玩意儿。于是，描写欲念、琐碎、无聊等的颓废诗歌出现了。这种媚俗的结果，导致了支撑诗歌那种精神的倒塌。

一位大学生这样表述他对当代诗歌的反感。“我们对诗歌的接受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也有这样的兴趣。但当代诗歌似乎在与读者作对，越来越晦涩难懂，当然更多的还是故弄玄虚，面目可憎。我承认语言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但它绝不是一切。他应是被动的，是受诗人的思想和情感制约的。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诗人蒋夷牧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他“写”了一首叫《建设者》的诗，诗的全文是这样的：“心疼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五月诗抄/生命之城，摊位上的梦/一台机器是我的兄弟/蒲公英的种子顺风而长/美丽大地，南方的夜/扑捉灵魂的光环/擦玻璃的人/制造一个月亮……”他把这首诗给一个作家看，作家看了良久，然后对他说，“这首诗好像要传达一种情绪，似乎是对劳动的某种赞美。”然后又同样“请教”了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她看了看这首《建设者》，然后犹豫地说：“作者一定有什么深意隐藏在这些形象里面。也许作者有宏大的联想，不然不会那样写。”然后他又给了自己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儿子，儿子说：“作者想说什么，或者说想传达一点什么，但我说不大清。”最后蒋夷牧才抖出这个包袱。这首所谓的诗里的所有句子，只是他从某月的一本诗歌刊物的目录上摘抄下来的。也就是说，每一句都只是一首诗的题目而已。3位文化人，作家、记者、研究生对这首“诗”——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都没有说，或不敢说，或想不到说“这不是诗”，“这不像诗”，“这也是诗？”这是怎么了？这是社会对诗歌的敬畏还是嘲弄？这是诗人的荣耀还是尴尬！是读者病了，还是诗歌“病”了？

冥冥中诗歌成了又一件“皇帝的新衣”。

前不久，由《诗刊》策划发起的全国首次三地互动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同时举行。广州的老刀等诗人参与了该活动。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让所有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们，用耳朵“闻”出了春天的芳香、诗歌的魅力。《诗刊》副主编林莽说：希望通过《诗刊》策划的这次活动，能让远离大众的诗歌重新在春天回归大众。

4月初，北京的沙尘暴刚刚平息，一场小型的诗歌风暴又继续在北大吹起。北大勺园多功能会议厅的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进到这里的人是被诗歌选中的人。虽然很多人不写诗，甚至是第一次与诗歌相遇，但他们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观望的样子显得尤其珍贵。“热爱诗歌的人有福了”。文学批评家朱大可说：“毕竟，在今天，偌大一个中国，除了北大，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以节日的方式容纳诗歌的声音。”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种火热的场面，一群群年轻的诗人们以满腔热情“拥抱”诗歌，而普通百姓也在那样的氛围中体验着诗歌的“热力”。“逝者长已矣”，当我们走进21世纪，突然发现：诗歌已经远远地落在生活的后面！那些关于诗歌的美丽传说，顿时在脑海里黯然失色。而我们又发现，昔日大名鼎鼎的诗人，今日已“沦”为某某公司的老总；昔日热血沸腾的诗歌青年，今日把诗歌鄙弃为“废物”；那些现时的所谓“诗人”，再也无法从他身上嗅出任何诗歌的“气味”——我们茫然了，我们不知所措——诗歌在哪里？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文学杂志的点缀品、网络上的“垃圾”？

诗歌病了，但是诗歌死了吗？我相信，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精神”，同时拥有那个时代的诗歌。或许它没有某些时代那般显赫、耀眼，但它一定有自己的存在形式，一种时代的“生存规则”。事实上，通过对当代诗人的了解，笔者消除了内心的怀疑：诗歌仍然活着！正是这些身披主编、老总、白领等各种“外衣”的诗人们，保存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火种，在繁忙工作的间隙，依然不忘“挥毫”写诗，而这些“举动”对于外人来讲甚至是个“秘密”。已是某公司的副总经理的小有名气的诗人卢卫平说：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自己写诗，写诗应当是自己内心的状态。

最为“冷落”诗歌的大众传媒，也并非真正把诗歌从这个时代“屏蔽”了，一些电视台、电台在适当的时候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宣传”诗歌，虽然逃脱不了“作为点缀”甚至“同情诗歌”的嫌疑，但我们仍从中发现了诗歌的零星火花。广播电台平时播放的可能都是一些流行音乐之类的大众节目，然而它也需要诗歌的“浸染”，观众朋友也有对诗歌的潜在需求。

对于诗歌来说，世纪初无疑是荒凉的，诗歌就像一个执拗的背影，似乎在渐渐离大众而去，但又恋恋不舍。

世界汉诗协会彭兴庭/文/铃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