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双赢而努力

　　一、国际关系历程 　　目前，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是中国的第十三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中加两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始于43年前。1970年，加拿大成为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诺尔曼·白求恩、阿尔文·汉密尔顿、黄华、皮埃尔·特鲁多和周恩来等人为两国外交关系进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的努力使中加外交关系逐渐转向正常轨道。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意识形态处于对立的状态，加拿大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合法政府地位。直到1970年，中加两国恢复邦交。 　　在中加建交谈判时，加拿大第15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提出，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缓和与中国的对立局面，进而通过分离北京与莫斯科来加速冷战的结束。加拿大鼓励中国做出改变，但并不期望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各国的贸易伙伴，更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国，继英语和法语之后，汉语已成为加拿大第三大语种。加拿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引最优秀的人申请移民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如何与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效地竞争这些理想的移民者。 　　二、学术交流历程 　　（一）初级阶段 　　在1970年两国建交不久后，中加两国就开展了教育合作项目。但当时两国之间的教育合作主要是在加拿大以海外研修项目的形式展开的，具有浓郁的“国际主义”气息。这种单边的教育合作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此期间，加拿大政府出资启动了一批重要的项目。 　　一是中加学者交流项目。该项目始于197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SHRC）负责并提供资助。二是中加大学校际联合项目（CCULP）。该项目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负责并提供资助。三是中加大学合作巩固项目（SULCP）。继成功实施中加大学校际联合项目之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于1994年开展了中加大学合作巩固项目，该项目共有11项校际联合计划，涉及25所加拿大大学和200多所中国大学及相关机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投入了2.5亿美元。在25年的中加学术交流合作中，加拿大开展并资助了100多项院校联合项目。约有3.7万多名中国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受益于这些项目，并成为其学科领域和院校的带头人。 　　（二）双边合作阶段 　　21世纪初期，中加两国之间的教育合作步入了双边合作阶段，尽管加拿大联邦政府仍然向中国提供教育援助，但规模相比之前要小得多。但是，加拿大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却日益丰富，并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学术和专业发展项目。与之前的发展项目有所不同的是，这些项目主要由中方负责联系并支付其所需费用。也就是说，加拿大部分院校受益于一个日益互动的过程：他们向中国传播与加拿大相关的知识，并通过知识的转移获得利益。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的是，在中加学术交流的中后期阶段，合作研究的项目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中国为一流大学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并强化科研活动，以促使其达到世界名校的水平。目前，这些高校的平均研究经费预算正在向美国大学协会（AAU）成员院校的水平靠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报告显示，2002-2007年，中国创造了研究与开发（R&D）的最快增长记录，使得中国的研发支出总额（GERD）的世界份额从2002年的5.0%飞跃至2007年的8.9%。 　　三、学术交流目标 　　通过知识与财富的累积，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稳定性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对世界经济、地域、政治平衡以及国际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均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新的合作战略，而不能像对待动态的加拿大联邦制度环境中的许多做法一样用随意的态度对待。 　　在过去的25年中，加拿大的学术体系结构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但很少对大众认知或政策制订产生影响。尽管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除了参加会议、交流活动和招生之外，与中国高校有深厚合作的加拿大高校数目很少。 　　因此，加拿大需要加强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更好地创造和传播知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相关负责人应履行职责，将工作重心放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客观了解中国。我认为，共同的想法、经历和集体智慧可以作为两国未来合作的基础。 　　四、学术交流主体 　　中加两国学术关系的发展历程从单边到双边；从追求利益到追求互惠；从一方是学习者，另一方是教师的单向交流，到接受互惠思想之后的双向合作伙伴关系。互惠其实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儒家的互惠原则体现在“包”（bao）上，其实就是西方人所了解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包”原则来源于处理家庭关系的规则之中，但它在商业和其他领域内的影响是很大的。“包”讲的是关于尊重职场规则以及尊重他人（无论是上级还是下属）的事情。因此，“包”含有这种思想，即那些尊重他人或宽以待人的人会受到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互惠意味着尊重，且假设合作伙伴既能索取，也能奉献。从这一点来看，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存在互惠的可能性。 　　当加拿大还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移民时，中国已逐渐从劳务输出国转变为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懂技术、有文化的移民者的磁石。过去从加拿大回到中国的中国移民常常被看成是“移民失败者”或是“机会主义者”，显然这种看法已经不再正确。现在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流动也是双向的。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也是游客和学生最重要的来源国之一。同时，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到中国去旅游、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并鼓励学生去中国学习。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就是国际教育和学生流动的迫切需要，例如“用脚投票”（Voting With One’s Feet）理论以及对这项理论的支持，都是为了给家庭、工作、生活和经济提供更好的机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理论引导人们前往5大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并使人们持有这样的观点：英文教育是理想职业的基础。 　　考虑到人口的不平衡性，比如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可能比我们整个国家的都要多，中加两国在最高层次上达成共识，在10年之内，两国之间参与交流的学生数量要达到10万。 中国希望加拿大未来可以成为其第三大教育合作伙伴，我们也希望如此。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加拿大联邦政府、各省以及各大院校须对中加学术交流现状具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1.联邦政府机构层面 　　之前所讨论的内容反映出中加两国之间历史久远的外交和学术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结构性的障碍已经出现，这些障碍目前只存在于正在形成的合作关系中。一些联邦机构并没有长期承担国际教育交流的领导者的责任，于是，当项目和计划结束时，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就会下降，在过程中收集的资源（特别是网络资源）也会消失。 　　教育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潮流需要互助式的网络体系、坚定的决心并专注于共同利益。最近，加拿大教育开始了新尝试，比如，由外交与国际贸易部（DFAIT）和联邦省级秘书处（CMEC）共同管理的“加拿大印象”（Image Canada）品牌，我们现在正在展示一些成果。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加拿大高等教育仍在初级拓展阶段。正因如此，许多中国学生认为加拿大高等教育只是美国教育系统的延伸，是他们被美国高校拒绝后的第二选择。其他友好的竞争者，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已经从广泛的宣传中获益。作为一个国际教育的目的地，加拿大缺少国家协调机构和相应的市场宣传。加拿大宪法规定，教育是省级责任，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可能不会将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目前，加拿大约有6%的学生来自中国，5%来自全球其他国家。不管怎样，这一事实促使加拿大高校在国际教育市场中为闯出一片新天地而更加努力。 　　2.省级层面的学术交流——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例 　　数年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政府一直维持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支持教师团体的学术交流活动，还特地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每一项由省总理实施的高端项目都包含教育，政府也积极促进院校之间的合作发展和相关活动的开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目前有超过15个市级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教育机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列颠哥伦比亚国际教育委员会（BCCIE）的最初使命是管理不列颠哥伦比亚学者去中国的交流项目，资助个别公立大学的教师去中国从事研究工作或发展院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BCCIE要维持与中国省市级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同样也需要发展与中国的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等。 　　在省政府的资助下，为了在外招生并发展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驻外使团相协调。BCCIE协调、参与了北京青少年夏令营，并组织来自全省的50名学生和教师前往中国，中国的学生和教师也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各地区体验生活与学习。 　　3.院校层面的学术交流——以西蒙弗雷泽大学为例 　　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 SFU）所在的大学路上只有一幢建筑，但有趣的是，SFU的地址为大学路8888号。值得一提的是，SFU最近的三任校长均是杰出的加拿大华裔，不仅如此，在SFU的全体教职员工中可以发现很多汉学家和中国职业外交官。SFU参与了很多与中国的早期发展计划，包括20世纪70、80年代初期派以英语为第二语言（ESL）的教师去中国大学任教。我曾在SFU工作了近20年，参与了许多与中加合作有关的活动。 　　1992年，在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的倡导下，中国成立了高层次的非政府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SFU有30多年的普通话教学历史。SFU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供汉语口译和笔译培训服务。SFU参与亚洲-加拿大学位项目中的中文证书项目，并将中国的内容整合到课程之中。SFU定期为中国受资助者颁授荣誉学位。 　　吉林大学是SFU第一个国际合作伙伴，也是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吉林大学教学与科研实验基地的设立标志着中加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从单边走向双边。 　　SFU的教学与科研实验基地的传统还在继续，而随着中国合作方越来越自信、教学与科研质量越来越高，SFU开始实施一系列关于交换活动的策略，包括与吉林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之间的交换活动。 　　SFU是加拿大第一批提供计算机科学领域双学位项目的大学之一，现在又新增了与浙江大学在商学领域的双学位项目。SFU与浙江大学之间还有其他联合培养项目，每年从两个学校各招收25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SFU新增了与北京邮电大学邮电与通信专业的双学位项目。 　　在研究生和本科阶段，SFU数量最多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 　　SFU在中国各大城市都会举办校友招待会。 　　尽管SFU不是唯一一所与中国合作的大学，但它却真正向我们展示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中国以及中国合作伙伴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 　　五、愿景 　　中国有一句谚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需要对自己有更多了解，他人的建议和智慧可能会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就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样。中国和加拿大一直追求真正的双边和互惠的合作关系，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但中加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会继续开展，交流的学生和教师数量会持续增长。 　　中加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并且有真正意义上的互惠共享的目标和需要。加拿大在联邦层面上，不列颠哥伦比亚在省级层面上，还有许多大学在院校层面上，都对其成为学术史上令人兴奋的时刻的一部分而感到欣喜。 　　编辑 王德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