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全球化"
作者：潘琪昌
国际社会与经济 1995年08期
时事经纬
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在外交上表现了不少大动作，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三个：一是1991年12月23日，德国率先承认了与德国历史上有传统联系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二是1993年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向索马里派兵的议案，之后又正式从法律上作出裁决：德国军队有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参与军事行动；三是1994年9月1日，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朔伊布勒公布了一份政策性文件，提出由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核心欧洲”的主张。
德国的这些外交动作使得世人——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人们更加关切德国外交的发展动向。要把握德国外交今后的动向，就不可不先深究德国外交的出发点。
一、德国外交的出发点
德国的统一是以东德合并到西德的形式实现的，因此今天德国的外交政策顺理成章地沿着原西德的外交政策延续下去，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它仍然牢牢地立足在同西方联盟的基础之上。然而，德国由分裂而统一、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以及亚洲从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引人注目的崛起，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德国必然要从新的现实状况出发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两德统一使德国更加强大了。今天的德国拥有近8000万人口，35.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地处中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经济和政治实力上看，德国显然比以前的西德更为强大，它彻底地从“昔日政治侏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种实力的提高，虽看似无形，却令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尤其是，在原苏联东欧集团瓦解的衬托之下，德国在欧洲的分量就显得更重了。
德国人当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力量和地位的提高，因而理所当然地要推行一种与自己的实力相称的外交政策。所以，提高了的实力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最根本的出发点。但德国人也同样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德国的统一及德国的强大招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重疑惧。更使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疑惧之心不可遏制地表面化。
与这种欧洲国家恐德心理联在一起对德国外交政策发生影响的，是德国的地理位置。如前所说，德国地处欧洲中心使它居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德国今天与10个国家接壤，是欧洲拥有毗邻国最多的国家，如若德国与其四周的邻国都交恶，便会处在一种四面楚歌的险境之中。德国总理科尔在1991年曾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说：“我国地理位置不利。我们最强大，最勤奋，却也最不受我们的邻居欢迎。我们就得这样生活。”德国当然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出现这样一种被敌意包围的局面。因此，对邻国的恐德心理以及德国自身的地理位置的考虑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出发点。
欧洲新格局和世界新格局的出现或正在出现，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自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欧洲的政治地图与冷战时期相比已面目全非。虽然欧洲新格局尚未定型，但今天在欧洲已显示出了一种三大板块结构的雏形，这三个板块即德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欧洲联盟、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以及由其他欧洲国家作为核心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和“中欧倡议组织”。在安全结构方面，则是北约、欧洲联盟及其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为欧洲安全的三大支柱。德国的外交舞台首先是在欧洲，欧洲格局的巨大变化无可置疑地要求德国外交作出相应的调整。
但统一后的德国并不满足于将外交舞台局限在欧洲。德国许多政治领导人自统一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声称要承担国际责任。科尔总理就明确说过：“直到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初，我们总有遁词，就是说，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因此，两极格局解体而出现的世界格局多极化，美国虽然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却不能为所欲为，而要受多极力量的制约，特别是亚洲地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蓬勃崛起，这一切都在德国外交的视野之中。与德国这种欲从欧洲走向世界的外交考虑相配合，德国最近提出了所谓“德国外交全球化”。
二、德国的“外交全球化”
德国外交全球化之说最初见之于1995年3月13日德国总统赫尔措克在庆祝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德国政府新闻情报局后来在转发这一讲话时冠之以大标题：“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不可避免”。德国总统在其讲话中称：“21世纪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尚不知道，而且这也不单单取决于我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一个日益变小的、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自统一以来虽然一直在外交上越来越明显地采取进取性的姿态，积极拓展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余地，但如此明确地提出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这是第一次。赫尔措克总统对此提出的理由是：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以及新的跨国性的安全问题，把国际性的国家共同体不管其愿意与否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德国是民主国家协奏音乐会的一员，若这些民主国家中有一国置身事外，则不仅会伤害别人，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
不管怎么说，德国提出其外交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向世人昭示，德国终于要将其外交从迄今为止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走出来，使其与德国现有的实力和地位相称而复盖全世界的一个宣言。
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已经并将必然在德国许多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引起相应的变化。今天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联邦国防军进行改革。
德国国防部长吕厄指出：联邦国防军要在北约任务和欧洲联盟行动能力的框架内作为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工具对其使命、规模和结构进行改革。这里，吕厄明确地把联邦国防军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如今外交政策要全球化，它的工具理所当然地要作相应的改变，而其中极重要的一点便是使联邦国防军的职能也全球化。吕厄将此归结为一种说法：联邦国防军要从纯进口者成为捐助者。就是说，联邦德国以前只是在北约范围内受到安全保护，今天德国也要为北约以外地区的安全作出军事上的贡献。这一点已体现在宪法法院的裁决中。
但德国在统一之际曾许诺要将其军队人数削减到37万。可以相信，德国将履行其诺言。德国政府已经宣布，联邦国防军将最大限度地削减到不足37万人，并且从1996年起将服役期由12个月减少到10个月。其结果是，在和平时期，联邦国防军将减少到34万人（战时兵力为68万人）。这样，联邦国防军的改革必然是将其目标放在质的改进上面。它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建立由职业军人和志愿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以便为在北约辖区以外部署军队做好准备；二是提高联邦国防军的防务质量，在承诺不生产和使用ABC武器（即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范畴之内更新其武器装备。1994年，德国海军引进了一种新型的“勃兰登堡”型护卫舰，并且还作出了第一批购买四艘212型潜水艇的决定。德国空军也将着手改进“旋风”式侦察机和F-4战斗机。今后还将引进性能优良的EF2000战斗机。
2.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职能。
德国在欧盟已经有了坚强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为了把它的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除了德国今天正在努力进行的将欧盟东扩以外，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职能，同时相应提高德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是德国外交的一大目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今年1月1日由原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易名而来。它一如往昔是覆盖整个欧洲的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安全政治组织。在冷战时期，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的主要角色实际上是苏联和美国。西德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对它也无多大的热情。在两极格局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由于欧洲不断出现的局部冲突和热战以及大量存在的潜伏的安全危机，这个组织显示出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但其主角之一苏联已不复存在，另一个主角美国的作用从前景看也必然趋于减弱。统一后其地位和作用在欧洲凸显的德国理所当然要去填补这个空白，利用这个全欧洲的组织作为提高自己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的一个舞台。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1995年3月20日和21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52个参加国签订了一个“欧洲稳定公约”。这次会议和这个公约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公众很多的注意。然而它对于欧洲和德国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欧洲稳定公约”由会上发表的一个声明和欧洲国家间自冷战结束以来签订的友好睦邻关系和相互合作的协定与协议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公约的倡议最先是由法国总理在欧洲联盟的范畴内提出的，也就是说，它本是一个欧盟的计划，现在被转交给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这意味着欧盟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某种接轨。德国从一开始就对法国的这一建议表示了很大的热情。1994年下半年，它在担任欧盟主席国的任期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促成这个公约的签署。德国外长金克尔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巴黎会议上对公约的签署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欧洲政治和外交历史上的第一次，德国把这个稳定公约看作是“我们共同为保障超越国界的和平共处”而作的努力所取得的“一个决定性的进步”。金克尔十分明确地指出：“欧洲联盟今天将稳定公约的倡议转交给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表明了两个组织之间的良好合作”，“我们两者都要，即既要作为欧洲政治与经济一体化框架的欧洲联盟，也要作为全欧安全框架和防止冲突、解决危机的工具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3.抓维护人权的旗帜，树立良好形象。
为了使自己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被全球的人们所接受，德国必须下大力气改善自己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维护人权便被德国视为一面值得一抓的重要旗帜。
德国自统一以来显而易见地在提高维护人权的声调。金克尔外长1995年1月16日在庆祝德国外交部成立125周年的庆典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德国外交的四个重点：第一个是加深欧洲一体化；第二个是巩固大西洋两岸关系；第三个是将欧洲联盟向东欧扩展；第四个重点便是维护人权，要“在同违反人权的斗争中分担责任”。可以预料，德国今后在其对外关系中将经常性地强调保护人权的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德国今天在强调人权时尚没有美国那种霸气，估计今后也不会有，这是由德国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赫尔措克总统在谈到德国应该在外交上如何运作时，是把如何推行人权政策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他问道：“在人权政策上是否也需要区别对待呢？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欧洲人对人权的理解完全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或强使任何其他的文化接受呢？”可见，德国在人权问题上要比美国来得理智和尊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