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四大分歧

　　意识到经济发展受制于环境约束，在反思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斯德哥尔摩会议提出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然而，35年过去了。人们对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仍未达成共识。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分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由于可持续发展是由“可持续”和“发展”这两个核心概念所规范，研究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界定也就始终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解“可持续”和“发展”两个核心概念上，由于“发展”与“增长”关系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已经进行了深刻和广泛的讨论，因此对“发展”的分歧相对较小，而对“可持续性”的分歧较大。目前。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两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范式――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性建立于Solow(1974a)和Hartwick(1977)基础之上，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延伸(Neumayer，1999)，它是一种相对清晰的范式。弱可持续性认为对子孙后代十分重要的是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总和，而不是自然资本本身。换句话说，当代人对自然和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关系，只要生产出足够多的人造资本弥补这些伤害就行，也就是说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存在着完全意义上的替代性，因而这个范式又被称为“可替代范式”(subsfi-tutability paradigm)。强可持续性尚未有明确界定，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看法，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自然资本在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效用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该路径又被称之为“不可替代范式”(non-substitutability paradigm)。 　　我们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两类简易的区分：一类是不严格考虑自然环境，如海蒂(Heady，1995)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此外还有缪纳兴哈和麦克米利(1998)、杨开忠(1994)等；另一类就是严格考虑自然环境，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协调长期中社会发展目标与地球环境的极限”，以及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1UBS)给出的定义。 　　总的来说，不同的机构、专家和学者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评判上，针对生态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的认识上存在重大差异。虽然可持续发展思想源于生态和环保思潮，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却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定义，但就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性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二、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是否可以相互替代 　　 　　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依赖于一定时期内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组合关系。研究者大都认同4类资本的划分，认为不同类型资本间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如果用NC、MC、HC、SC分别代表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λ0代表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生存所要求的最低自然资本存量，则资本替代关系可表达为：d(NC+MC+HC+SC)/dt≥0且NC(t)≥λ0；资本互补关系可表达为：f(NC，MC，HC，SC)≥f(NC)+f(MC)+f(HC)+f(SC)。分歧焦点是这种替代性到底有多强，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有关强可持续和弱可持续上的探讨。 　　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是否真的可以相互替代?强可持续性的支持者皮尔斯、马尔肯特亚、恃纳、斯帕西等，对可替代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皮尔斯坚持认为经济增长是净增值的增加，而非总值意义上的增加，而且从逻辑上而言，经济增长并不与环境有任何的必然联系。有关强与弱的可持续性的争论本质在于不同类型资本间是否可以替代，而争论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弱可持续性支持者提出了如下解释：(1)通常将环境质量比作“高档商品”，随着收入的增加将提高对环境关注的程度。加大环保力度直至环境保护的增加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富裕的国家不仅有较高的环保要求，而且有较好实现环保的手段，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上更有可行性；(3)在较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以微小环境伤害的服务业份额会极大加强；(4)观测到的结果表明：贫穷和环境恶化之间存在某种恶性循环，即贫穷造成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反过来又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穷人便处于这种锁定(lock in)状态之中。 　　 　　强可持续发展支持者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不同意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存在不同的环境偏好；其次，虽然技术提高可能在单位产出下降低污染，但是并不意味着总污染的减少；再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有影响，但是并不能清楚表明对环境有利。产业的转移可能导致一国变干净，但污染只是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 　　显然，在理论上，研究者没能找到明确的答案，于是研究转向经验和实证。然而，经验证据也是令人疑虑重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是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研究。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上，研究者有很大争议。不少研究结果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比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Panayotou(1993)，Gmssman和Kmc8Pr(1995)，McConnell(1997)，de Bruyn et al.(1998)，Rothman(1998)，Sachs et al.(1999)等，另有一些学者研究得出并不存在这样的曲线，如Ffiedl和Getzner(2003)、Ro-da et al(2001)等。中国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此问题，张晓(1999)、范金(2002)等认为存在倒U关系。另外，沈满洪、许云华沈和许(2000)、李义和王建荣(2002)等则提出不同的看法。 　　 　　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分歧 　　 　　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原则，它让我们认识到后代的福利并不能简单地留给后代自己去关心和解决。于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在现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分配。当代人畏惧可持续发展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可持续发展是否会将社会锁定在持久性贫穷中。这个论点是索洛将极大极小规则应用于代际问题，研究特定存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佳消耗和人造资本的积累将如何影响目前和未来的效用时提出。此后，里克特(14994)、达斯古普塔(1994)也展开了此方面的研究，为此深表忧虑。 　　对于这个担心，反对者从两个方面来驳斥，一是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我们当前形式已经不是起初那种财富短缺的情形，前辈已经为我们作出牺牲，并未运用极大极小规则行事。二是从假设上反对，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要求运用极大极小规则，也不要求不变或同等

效用，而是保持提供不下降效用的能力，并驳斥“锁定于永远贫困”中只是关注当代人的利益，而可持续发展更多的关注的是未来人的利益(Barry，1991)。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否意味着要选择更差的效用道路。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坚持可持续发展将会迫使社会选择更差的效用道路(Beekerman，1992；Heyes和Catherine Liston-Hayes，1995)。同样，如果这样的论点成立，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重大挫折。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被认可，与之对立的观点认为：如果经济是富有成效的，能够节约一部分目前的收入来进行投资，以获得未来效用的纯增加(Pezzy，1995)，那么即使有暂时下降的效用走向也可以修正为全程没有下降走向，具体的做法是只需要在发生下降效用之前保持一定数量的储蓄，以防止将来的下降发生。简单起见，我们假使经济体只存在两条效用选择路径U1和U2，具体如图所示。 　　由图可知，第一条路径是维持上时间整个时间T上效用水平U1不变，第二条效用路径U2向上增长，但是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效用将下降。按照修正的思想，保持可持续性只需要在T1到T2时间内保持足够的储蓄，并将此储蓄补贴于(或者说防止)T2到T3时间内的效用下降即可，使得下降一段的效用转化为U'2的效用路径，然后在T3时间后又回到原有的效用增长路径上。当然如果愿意的话，在储蓄和补贴之间进行选择几乎可以随意改变效用路径。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并不要求社会选择一种极差的效用道路(如U1)，它更多的要求是上一代人保留一定的储蓄。 　　伦理道德上还存在的其他争论，如代际公平到底是向前一代还是向后一代倾斜，即谁补贴谁的问题等。 　　 　　四、可持续发展是否可以度量 　　 　　可持续发展可以度量吗?在实践中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有一些研究者明确否定度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如许廷、康芒、福舍、奥康纳、穆尔、西蒙和依金斯等；其他的一些学者相信某些度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如真实储蓄率提供了相关的、可以决策的信息。如皮尔斯、汉密尔顿和阿特金森(1996)指出：“可持续发展可以不仅仅是政府的含糊承诺，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度量的概念，具有广泛的政策含义。” 　　理解可持续发展或许不困难，关键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度量就成了关键，为此大量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也相应的建立起来。这些指标体系，根据其结构和特征可简单地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框架式模型，主要以PSR模型为代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DFSR、欧洲环保局(EEA)使用的DPSIR。第二类系统性指标体系，如UNCSD(1996)、OECD(1994。1995)、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1995)、联合国统计局(UNSD)(1995)等，这些指标体系已经涉及资源、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二级和三级指标多达数十甚至数百个。第三类分类性的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试图建立起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如可持续福利指标、真实进步指数、真实储蓄指标、综合环境核算、环境可持续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能值分析指标、自然资本指数、物质流核算指标体系、生态足迹等。 　　与此同时，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也相当丰富，目前研究者已经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智利进行过可持续经济福利发展指数研究；世界银行有关真实储蓄率的研究已经囊括东亚、南亚、北非、中东、加勒比海岛国和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种类型的资源核算方法，如塞拉菲方法、雷佩托方法，也运用到了世界各地。然而，对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以来就有大量的批评。几乎以上所有的指标体系都有着两个共同的缺陷，第一，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评价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它取决于任意性的假设前提。因此，目前还没有世界范围内统一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的严肃性指标体系。 　　从不断更新的指标体系和新产生的概念表明：度量可持续发展远不容易，也没有成熟的方案和措施。从这些指标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度量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第一，扩充国民经济的核算范围，涵盖可持续发展可能相关的内容；第二，建立总量性指标或者单项综合性指标或者较大范围的指标体系来分析评价可持续发展。显然，如果可持续发展在理论上得不到重大突破，仍然沿着这两条思路下去，关于度量可持续发展的争论将不会消失。 　　 　　五、结论 　　 　　可持续发展研究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中风靡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持续发展思想也随之深入人心。然而，可持续发展研究涉及的领域宽广，研究人员背景和学科层次不一，导致可持续发展在众多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未形成可持续发展专门学科。新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由宏观转入微观，由理论研究转入实证，研究热情随之减弱，由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引致的国际环境和贸易争端日益严重。然而，鉴于可持续发展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坚信可持续发展经历短暂的调整后，将会有重大的突破。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