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霏霏(短篇小说)

　　沈红梅从杭州回家过年。回家的第一天，就飘起了雪，雪不大，但是很冷，里面夹着雨星，下得抖抖瑟瑟的。 　　正巧表姐带着女儿燕子来串门。不知怎地，她见了表姐竟觉得有些生分，说话的语速开始慢了下来，动作的弧度也慢了许多，还不时会冒出几句杭州话。她俯下身子，对燕子说：燕子，我带你去汰浴好哦？她说得细声细气，慢声慢语，像从一条新月般的细缝里，透出点点滴滴的灯光。 　　不就是去澡堂嘛？瞧你贵的，要做外企白领了嘛，就是不一样。表姐一张嘴，语气里有奚落的意味，而且语速比她快上许多，那声音是嘎嘣脆，像黄豆粒圆溜溜的，一粒一粒地特别饱满，在空气里滚动，有点焦黄的味道。 　　表姐和她同龄，只比她大十几天，但是个头却大了许多，长得健壮，像个能来事的。表姐住在城西，她住城东，以前倒是常见面的，见了面两人就逗嘴，表姐常拿她取笑、打趣，从没有正经话和她说。那时她人胖，表姐就说她是个小饕儿，现在她瘦了，表姐又取笑她的水蛇腰。从她那嘴巴里，剥落而出的每一句话，都又大又光滑，如鸡子一般，滴溜溜的，落地都不打含糊儿。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把她逗急了，也偶尔会咬着唇反击。表姐只是冲她嘻嘻笑，也不生气。 　　表姐同洛水市的女人一样，说一口地道的洛水话，又爽朗，又欢快，又韧实。洛水市的那些女人，她的妈妈，她的姥姥，她的婶婶，她的舅妈，她的姑姑，个个操着地道的方言，熟练地买菜，唠嗑，叙闲话，拉家常……她们沉溺于这种状态，就像冬天飘雪一样自然，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也从来没有觉得不好听。她们自从结了婚之后，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表姐也不例外，表姐是三四年前结的婚，还是让沈红梅当的伴娘。沈红梅当时眼中的表姐，还比较文静、秀气，有女孩子的矜持。可结婚才三四年，表姐的声音里，不似以前那么的柔软和整齐，而是有些毛剌剌的刺藤，长势蓬勃，有一种毫无顾忌在里面，还有些乱，让人不舒服。 　　表姐一见沈红梅，就伸出中指，点着她的额头印堂处，瞧瞧，喝了西湖的水又怎么样？皮肤竟没有以前好了呢。她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表姐没有说错。以前沈红梅的皮肤，那真是白里透红，人见人爱。现在呢，才几年的时间呀，愣是她如何小心，如何保养，那肤色竟比以前差了许多。家乡管这叫水色。水色不好了，那人能好看到哪去？眼睛、嘴唇、眉毛似乎都相应黯淡了许多。母亲在一边看见了，也有些心疼，嘴里就唠叨上了：红梅以前的水色多好呀，是不是水土不服？她想了想，也许是的，在学校喝的那水有比较浓的漂白粉的味儿，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生活了几年，倒也习惯了。看来，甜不甜故乡水，是有道理的。表姐不管，语调一直往高八度的方向走，继续挑她的刺儿。她拿出一条绉花丝巾，这是在一家高档商厦买的，递给表姐：瞧瞧吧，这丝巾老好的。表姐拿过来，在身上比了比，又笑了起来：肉麻肉麻。什么老好不老好的，格厌人。表姐说话的大嗓门，比她住的洛水市还要宽，说话的口气自然也是大的。沈红梅并没有因此脸红，反而向表姐望了一眼，想笑她土。但想了想，自己都快成外企白领了，如今身价不同了，不和表姐一般见识，就算了。 　　表姐又盯住她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沈红梅脸微一红，不理表姐，只拣了在杭州的一些趣事来说。母亲的眼神，也围着她转了几圈，没有说话。她知道母亲的意思。上回电话里，她和母亲说了，她在杭州谈了个男朋友，姓薛，是个老乡，会和他一起回家的。但这事不能提，像是洛水市那柔柔白白的水豆腐，一提就要碎掉。表姐却从她眼神里看出端倪来：别胡扯地跟袄套子样，你们肯定闹别扭了。她见表姐问得急，就敷衍说：他过年会来吧。说出这话，她的呼吸控制到最细微的程度，生怕说漏了嘴。 　　窗外簌簌地落着雪，屋里倒是暖和的。母亲热了一些饭菜，让红梅吃过后休息。剥落了红漆的八仙桌上，搁着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还有两个包子，一碟番茄炒蛋，一碟木须肉。她去厨房拿来香油，往牛肉汤里倒了几滴，那油花飘在上面。她又用筷子拌了拌，就开吃起来。她像吃细馓子一样，一根一根挑着粉丝吃，非常耐心，不紧不慢。她低着头，埋头吸溜牛肉汤。母亲在一旁问，味道怎么样？麻灿好。这句她又是用洛水话说的，但不够地道。表姐听了，扑哧一笑，拿了根尖细的牙签，剔着牙缝，说：这么多年不回来，真是个杭州人了。有什么过劲的，不也就游游西湖，走走断桥？她正忙着喝汤，没有来得及接表姐的话。等她将那口汤喝完，一抬头，眼睛里充盈着汁水气，脸也红润活泛起来，刚想说个详细，母亲却过来救场，碎言碎语地说：红梅才回来，你怎么说话吓朗朗的？母亲在家向来有威信，只要她一张嘴，大家都让她三分。表姐也就不再得理不饶人，吐了吐舌头，不说了。沈红梅有母亲在一旁撑腰，趁势赶了一句：就是，就是。谁居你？这话她是用家乡话说的，又自然，又地道。她觉得她的舌头有些绕过来了。 　　表姐抱着女儿，哼着小调，出门了。妈妈在一旁说：她还是老样子，遮鼓劲，别理她。可表姐的话，却像枝头没有长好的橘子，酸涩的味道正飘向洛水街的开阔处。要是听不出表姐话里的讽刺，那她这么多年的咸盐就白吃了。 　　母亲呆在厨房，她的身影一直佝偻着，忙东忙西。她有些难过，这几年在外地，竟只想着自己的学业、前途，弟弟也远在北方念书，现在母亲成了一个空巢的老人，她早该回家乡，陪伴在母亲身边才是。还有什么比母亲更重要的呢？ 　　当年考到杭州，她一心想进外企，想着当白领小姐。这次回乡，她可算是如愿以偿。年底招聘，她已经被一家外企提前录取了。她和薛君，原准备这次一起回乡的。不过，上次在杭州的姑妈家，因为薛君表现不佳，她与他正闹别扭呢。为了脸面，她不好意思说出真相。 　　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提着一个樟木箱子，并没有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对她说：这个豁良子是你爸爸留下的，正好可以搁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说完，就要帮她整理什物。她忙把箱子接了过来，担心母亲闪了腰。母亲的腰扭伤过，腿也受伤过。母亲也叹了一口气：老胳膊老腿，干不动喽，只能做些轻省活，还造。她抿嘴一笑，接过话头说：那也造。 　　没有人能控制到她在异乡生活的每处细枝末节，只有她自己。这几年，她一直拿着劲，学说杭州话。可没想到，一见到母亲，她却不由自主，又说起了洛水话。母亲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能将她的话给得劲地带过去。其实洛水话，一直如冬天里的雪，梦幻一般轻灵地飘着。一旦置身于嘈杂的家乡话里，她就仿佛从钱塘江边来到了熟悉的平原，有着人间烟火味的平原，平坦而辽阔，丰厚而纯粹，她熟悉穿行其间，毫无障碍。从小到大，她原就沉在这些有温度的河底，由流水摇晃着，成长着。 　　但母亲毕竟是老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地说话了。就像雪水慢慢地消融，你看不见它的变化，但它已远离了最初的晶莹模样。 　　年轻时的母亲，说话多气朗啊。她讲的每一句话，像喜鹊闹喳喳的，有种天经地义的欢喜。那是日头真正高高在上的欢喜。 　　母亲是洛水市土生土长的，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年轻时，她的洛水话，有种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语速又轻又快，像圆粒紧实的小花苞，密密麻麻，排列在黝黑疏朗的花枝上。年纪大了，口音明显冲起来，毫无遮拦，喜欢七荤八素地打趣，有说有笑地嘻闹，特别是人多的地方，她说话的信息量也会疯狂地增长，像千树万树梨花开一般。沈红梅跟着母亲身边，听着她和周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大着嗓门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就仿佛置身于冬天的集贸市场，只觉干冷嘈杂，无所适从。 　　沈红梅从小也说洛水话，可是却越说越不地道，因为她开始嫌洛水话不好听了。上初中时，有位从南京转校来的女生，其实那已经不是很南方的一个城市，但是她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好听，有磁性。那个女生叫许芳，喜欢用嘲笑的语气，学她说的话。许芳像一只夏天正午的蝉，喋喋不休的，将沈红梅的耳朵烧得滚烫。许芳的头骄傲地昂着，整天生活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嘴唇的曲线很夸张，但多少偏离了原来的唇形。现在回过头来想，根本不必理会许芳的。可那个时候的她，听自己说的话，就好像穿了一件旧衣服，简直寒伧得无地自容。 　　自从她被许芳嘲笑之后，她再也不说洛水话了。她很留神，先从说话上，将自己和母亲这一辈开始区别开来。她躲在学校的树林里，开始咬舌头了。她的音调多是平的，即使有拐弯，那也是花里胡哨。含混其辞的拐弯，是不肯就范的。她的变化是温和的，细节的，局部的，改良的。她不像她的同学海萍，变得那样剧烈，那样脱胎换骨，里外簇新，拿着劲向普通话靠拢，铆足了劲地要学习许芳。渐渐地，她竟开始评价哪些同学说话好听，哪些同学说话粗糙了。李敏喜欢拖腔，脱不了小家子气，王梅的音再高半点儿，就好了。她说这些话时，仿佛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泡桐花直往下落，感觉好极了。周围有同学好奇的目光，迟疑地照了过来，她也感觉不到。 　　回到了家，她也不再和父母多说话，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外屋偶尔会传来父母争执的声音，他们争吵时，多是短句，声音放得较低，这就又有了一种急促感。母亲急湍湍地说着，似乎不把这句话说出来，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在这样湍流之中，她已经习惯了，她在那儿玩自个儿，她的日子过得是安稳的，不因他们的大吵小闹有何不妥。 　　父亲似乎不大说家乡话，更不学说洛水话，只说普通话，他与母亲的隔膜也正在这里。如果是实打实说家乡话的两口子，吵起架来，都能丁是丁，卯是卯，但是几十年下来，她每次都见到是父亲败下阵来。父亲是个杭州知青，会写诗，会唱歌，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气质，这种气质把他同其他男人区别开来。父亲虽然有文化，可身份不好，是资本家出身，还是个被打倒的右派。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打光棍。母亲比他小十岁，是母亲收留了她。自此之后，这成为了母亲的把柄。母亲每每一说起，那音调立刻抬高了八度，将洛河水全都调动了起来；也将潘窑里的砖给烘烤了好几遍。在母亲看来，她嫁给父亲，就像一截剥蚀的老墙，墙头倚过的一枝杏花，或者桃花，是便宜了父亲。 　　平日里，母亲养了几只鸡，有来杭、乌骨、花毛等，每天里，都能收三五个蛋。她又在屋边开了一片菜地，种点小白菜、芫荽、小葱、小蒜，避免捉襟见肘时，好添点。那天，沈红梅正和弟弟吃豆饼粉丝汤，那细粉，有韧劲，也有嚼劲。她特别喜欢吃，吸溜吸溜，吃了一个精光。母亲在屋里准备饺子馅，一边剁菜，一边絮叨。她说明儿，得起早些，地上一溜薄霜，她得将那些白菜给点上。能多种些，就多种些，这样也省点。她突然想起，包饺子时最好配点葱蒜，就去屋边的菜地，想拔点小葱。谁知一会儿工夫，母亲又像一大朵乌云飘了进来，伴随着细细碎碎的声响，脸色明显地不好看，原来她的小葱被人偷了。等她再说话，那原本宽厚的嗓音明显变窄了，像韭菜叶子那般细长细长，又含有一丝辛辣味，顺着这个音，她捋了捋腔，说道：赶明儿个，我一定要揪出那个人，看是谁来偷我的小葱。母亲很快搞清楚了，偷她小葱的，是邻居刘婆。刘婆来自潘窑，是父亲同事廖江河的老婆，母亲吵架，一般仅局限在家里的小范围处。而刘婆呢，却常常将四周邻舍演绎得烽烟四起，她喜欢骂街，又特别爱损人，常常能见到她，站在厂区的马路上，借着疯劲，把廖江河的所有亲戚一一评点一番，指点江山般地，把他们说得灰飞烟灭，日子对她来说，已升入了一个自己不能抵达的境界。比起刘婆，母亲是小巫见大巫。母亲也知道刘婆不好缠，但心里实在堵得慌，就拿菜撒气，她将韭菜和粉丝混在一起，用快刀乱剁了一气，唾沫星子都溅了进去。母亲每剁一下，沈红梅的心就缩一块。缩到后来，就成了一粒小蚕豆。父亲呢，自然要面子，不愿意母亲因为些小细事，明目张胆地闹。他先将头低着，后抬头一看，母亲脸上有一朵黑云飘过来了，立刻嘟囔了一句，溜走了。 　　那时，父亲还没有恢复教师身份，还在工厂里做工人，拉车，装砖，像头驴一般，累得颠三倒四。晚了回到家，父亲还没有忘记找本书来看看。父亲是个有志向的知识分子，他一直想写一本洛水文化方面的书，早就从厂图书室借来一些书做参考。当时社会的气氛已经不太紧张了，别人都不管父亲在做什么，只有母亲管。父亲点着煤油灯，正看得起劲，母亲就冲上前来，冲着他喊：不晓得费油钱呀！就知道看书！总体而言，母亲的伶牙俐齿，在父亲面前最为管用。说完，抢过他手里的书，用劲一撕，天女散花似的撒下来一堆。父亲是个书生，根本无法招架母亲的凌厉攻势，母亲的话一套儿一套儿的，就像个活词典，全都是由她引起，又全都是由她来收局。每次母亲都像个得胜的将军，气昂昂地下场，丢下父亲一人，一言不发，坐在宽大泛白的的藤椅上，仔细咂摸着母亲精彩绝伦的对白。 　　母亲大部分时间还是安胎的。她这个洛水市出来的女人，除了会说地道的洛水话外，还会做一手地道的活计。平时，她手里套着顶针，纳着鞋底，嘴里也是不肯闲着，喜欢哼《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上甘岭》《英雄儿女》中的电影插曲，唱的时候，她变得深情多了。在暗夜的笼罩中，她的声音，轻重疾徐、抑扬顿挫的变化很多。这个时候，父亲也很欢喜的样子，有时会自得其乐地朗诵一篇文章，有时他也会教沈红梅朗诵。女儿朗诵得好，他会夸上两句，然后就撇下她，独自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母亲不在的时候，那屋里就没有生气活泼的话头，热腾腾的日子也清冷了许多。 　　有年冬天，窗外的院落，被积雪厚厚勾勒了一圈，屋檐下挂着一溜半寸长的冰凌。她呢，正穿着一件旧的黄军装，和弟弟在那雪地里起劲地跑着。天冷，呼出的热气粘在眉毛上，能冻成两绺白屋檐。母亲正在屋里，踩着蝴蝶牌缝纫机，想足法子给她和弟弟赶出一套过年新衣。正在这时，婶娘小方带着堂姐来家里。堂姐梳着一头乌亮的辫子，扎上两寸长嵌银丝的桃红或水绿丝线，身上的新衣服，式样是最流行的，衣服扣子上缀着小电珠泡，一闪一闪的，看得人眼花缭乱。婶娘自从结婚以后，就不工作，只称病在家养着。她长着一只扁平没有起伏的大饼面孔，塌鼻梁，但却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只要稍微得了点入眼的东西，隔三差五地，她就酡着得意的脸色来串门，让大家过过眼。上回婶娘来家里，父亲刚发了点奖金，就向她塞了一笔钱。这事沈红梅看见了，母亲虽然没看见，但一见婶娘来，就知父亲没少亏待她。婶娘回去一得意，就去街上，买上好的衣裳，来显摆，但又不直说，而是说有空想来看母亲。堂姐穿着那身漂亮的衣服，对着沈红梅，就开始撇音。那音撇得能绕着洛水街边那条小河拐上三道弯，还能绕着洛水市的那道古城墙拐上三道弯。母亲一眼看见堂姐那身衣服，心里自然一咯噔。她呢，并不在乎衣服本身的好看，在乎的是衣服的价钱。母亲摸着衣服的面料，问是绸是缎，又关心里子，问是绸是缎。婶娘的话头，处处是炫耀，母亲呢，也尽拣好听的话说。好听的话就是受用，婶娘笑得灿若晚霞。她们是妇人呢，总是很会玩这种拐了弯的哲学。但又因她们是妯娌，天生是要暗暗比较，所以始终是不结缘的。两人说完了衣服，又说最近得了哪些好东西，一个上午就晃过去了。直到中午，婶娘也不走，她像只飞蛾，盘旋不去。母亲心里虽不爽，但待客的礼数并不简慢，就下厨，用来杭鸡下的蛋，再配新鲜的菜籽油，炒了盘蛋炒饭，又烧了碗乌拉皮蛋汤，好吃好喝地招待了婶娘。其实她知道，父亲是长子，要面子，为了周全兄弟妯娌之间的情分，常常背着向婶娘塞钱，瞒过了就罢，谁知婶娘不识相，还非要来家里偏，这能不让母亲伤心嘛？ 　　果然，婶娘走后，母亲心里不得过，冬天的洛水市，气温原本就干燥，这时的空气里，更有点儿煤星子味。仿佛火一点，就会擦着。沈红梅躲在里屋正叠纸玩。只听母亲在厨房刷锅，嚓嚓嚓，很响亮。一边刷，一边嘀咕：细比扣，这些还不知是谁送的，到我这里偏。过了一会，又说：精豆屁，有什么了不起的？ 　　父亲回来时，母亲心里的气，就像发酵的面，正带着酸劲，一点一点地，膨胀起来。 　　母亲先问父亲：你搁哪喝酒？小方来了。 　　父亲很惊讶，问：小方来了，你是怎么招待的？ 　　母亲故意说：我能做什么？穷门小户的，能烧些疙瘩面汤给她吃，就不错了。 　　父亲说：小方没工作，你不要斤斤计较。 　　母亲终于耐不住，问父亲：我能不斤斤计较吗？你是不是又给小方私房钱了？她是个细比扣，怎么肯买那么贵的衣服？ 　　父亲不接话，只是反复地说：你在亲戚里要做出个样子。 　　母亲说：我不用做样子，我没有这么好的命。我没有生下来嘴里就含着勺子，要是有那个命，就不会在这里和你白胡了。 　　母亲在一边开始数落，她的话又快又利落，像刀一样将父亲的话给斩断。 　　母亲不能不着急。那时父亲工资低，母亲在养鸡厂，也没多少收入，她需像个农妇似的，在土里刨食，刨地瓜、土豆，恨不得刨出个金瓜来。她哪里肯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送了出去？ 　　父亲总带点儿不待见的、两头受夹板气的味道。一个南方男人心底里的想法，要想让一个中原女人彻底明白，大概跟开掘洛水市地底的煤矿差不多一样艰难。父亲开始想用普通话争辩，可是后来，他改用他的杭州话了。结果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像两个没有结榫好的木料，全然接不上。母亲听见父亲的反击，有些发愣，一时空气凝滞住了。后来，母亲不允许父亲的音调高过她的，也不允许父亲的语速快过她的，更不允许父亲说她听不懂的话，总之父亲想吵什么内容，也全由她说了算。母亲的声音像电锯店里传出的声音，有些尖厉，把父亲星期天的静谧切割得支离破碎。父亲听了，当然气得直哼哼，但又说不过母亲。 　　母亲翻来复去说，车轱辘话说了一轮又一轮，她都记熟了，也听厌了。但母亲百说不厌，她的家乡话，在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很明显，父亲渐渐处于弱势，因为他的头已经低了下去，眼神也不那么亮了，像霜打的茄子，接不上母亲的碴。 　　父亲最擅长的就是慢功，像细火苗在炭心里静止般地燃烧着，不动声色地舔着心底；又像下得密的雪，因为没有风，所以显得格外从容。虽然他的脾气上来之后，也会和母亲大吵一顿，但每次发出和好信息的，总是父亲。 　　父亲是个小知识分子，只是时运不佳，被下放到一家工厂改造。年轻时的激情慢慢在他身上平息，他像一条河流已经走到中下游，宽阔，平静，淡泊。他是一个很平民的男人，有烟火气，有书卷气，浑身散发温暖的气息，很适合做相伴一生的人。 　　他有时会来点小兴味，到了休息日，会咪一点酒，吃一碟花生米。或者挨着桌子，饮一壶暖暖的下午茶，看着日头从蔬菜架子上缓缓掉下去…… 　　这一天，多少是寂寥的，可是安宁，因为无须操心应付另一个人。 　　父亲偶有兴起，会翻箱倒柜，寻出从前的毛笔和一小沓泛黄的宣纸，坐在宽大的藤椅上，写写字，练练书法。他也不是无聊，而是在庸俗的生活中开辟一片“闲地”，自娱自乐。母亲见了，俨然是端坐另一时空的神佛，并不说话，只会悲悯地摇着头。 　　母亲的脑子里，仿佛有个会自动弹起的保险开关，总是自动地弹起，又自动地关闭。她有一个选择波段和频率的旋钮。隔上十天半个月，她会找父亲吵上一架，这让她在剩下的半个月里，能过得舒坦，即使遇到一些难堪不平的事，她也能暂且忍受一番，心安理得地去干一些事情。 　　母亲一直想从养鸡场调出来，她想进居委会。那个地方她想了很长时间了。母亲是有这个资本的。她原本学历并不低，也是个中专生，会说会写，只是被耽误了。现在，她打听到居委会俞主任快要退休了，她想，正赶上过年，趁着这个机会，给厂长送点礼，把这个要求提一提，应该没问题。父亲大小是个知识分子，在一群大老粗里，说话还是有点威信的。厂里的人对父亲，私下里还是尊敬的……上次厂长为了一张图纸，还亲自跑上门来，请教父亲。母亲就催着父亲去送礼，送什么，她都想好了，就买两条大前门，再买一瓶五粮液。又简单，又实惠。沈红梅正吃母亲给她预备的深红色酱菜和上笼屉蒸的白馒，她看见母亲系着一条灰底滚蓝边的布围裙，然后催问父亲。父亲吸着烟，不做声。父亲偶有烦心事，会抽烟。整个屋里全是呛人的烟味。母亲的话，呈细溜的线状，能穿过那些烟雾。母亲将一身油水的手，朝围裙上擦了一擦，然后盯着父亲问：你去不去？快说话呀！父亲有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要面子，别人求他帮忙，那是一句话的事，现在让他去求人，还送礼，打死他也磨不开这个面子。与其让他在那里拍马，不如让他在修车铺里唱歌。 　　父亲想走，他想先躲开一会。他的逃避激怒了母亲，母亲上前一步，用并不宽阔的身子，虚张声势地，抵住了父亲的去路，然后想要动起手来。父亲并没有招架之功，只得上前用手挡着。 　　父亲说：不去。 　　母亲咄咄逼人地问道：呵蛋谱，为什么？ 　　父亲说：不为什么。 　　母亲又接着问：为什么？ 　　父亲说：你有工作，干着不是挺好？ 　　母亲气极了：有工作，有工作，累死累活，还没钱，有个屁用。 　　父亲说：要去你自己去。 　　母亲说：你洋唬什么？我要能去，还用得着你？ 　　母亲像是进入了某种剧情，开始任情地表演起来。这时，她的话语最生动，平时的拘束全都摆脱了，她将能够想出来的生动词汇，一个一个排列着说了出来，唯恐有遗漏。那可是她日积月累琢磨出来的，那是她的日常智慧，她的生存技能，她的受穷折磨，她甘心受人摆布，全靠这些词汇，她才能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不理不睬那些没天理的安排。母亲的话像扑面的雪粒，打在父亲的脸上，父亲就如陷入迷宫，找不到入口和出口，人在里面，被困扰着。 　　父亲的态度，似乎挺坚决。后来母亲将脚一跺，说：不去算了，你给我滚。母亲丢下父亲一人，独自回房了。背地里，母亲直埋怨父亲，说他是个不照器的，不管筋的。 　　在他们战争时，沈红梅有些紧张，开始不错眼地看着他们。后来，她敏感地感觉到空气开始松驰下来，相反地，母亲的歌声开始见缝插针般地响起来了。母亲像是再次赢得了战争，但她却不急着打扫战场，而是开始哼小调。有时是黄梅小调，有时是地方戏，《谁料皇榜中状元》《到底人间欢乐多》……母亲的大嗓门，唱起歌时，竟变得又深沉又低郁，变成婉转抒情的画外音在室内的上空回荡。这是母亲偶尔抒情的地方，沈红梅看呆了。没有想到，母亲竟然能够转换如此从容，如此自如，竟跟没事人一般。她偶然地发现，母亲深沉低郁的嗓音，和冬日里阴郁沉沉的天色很配，很适合拿来看雪景。 　　生活的安谧有一种神秘性，它的自净能力也特别地高。每次沈红梅都能看见父母两人吵架，但他们是如何和好的，她并不知道。她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生活的琐事呈秘密的闭合状态。这时母亲的话音开始变得清晰，有时还会稍稍调整秩序，以讲究一点的音量开场。 　　母亲在人前却似换了个人，她不仅给足父亲面子，自己也是要做好人的。比如婶娘来，她不言，她只虚着劲，看足婶娘的表演。见到厂长，她也是笑脸相迎，并不说父亲的半句不是。所以父亲对母亲的干嚎，倒也是知晓的，就像看着自家厨房里的炊烟袅袅升起，然后变淡变细。他知道，母亲只是在家闹闹，并不会在外面说不隔山不隔水的话，也不会做过分的事。他也知道，她那些小性子，全靠说些牢骚话，旁逸斜出，枝枝蔓蔓，才能取得平衡呢。 　　沈红梅也看出来了，母亲的心里，其实一直盈满温柔的感情，有着一份细致温润的心坎。只是，父亲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她，却一直置身于人间烟火之中，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父亲竟能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缘故——后来父亲习惯了，母亲的话简直像烈酒，麻醉了身心之后，就会失去痛感。最主要的是，父亲已经彻底掌握了母亲的三板斧。她每次申诉的理由，只在细微上有改动，其余基本上一仍其旧。往往是听了上半句，父亲早已经知道了下半句。不过是钱少闹的。父亲向来宽容母亲，包容母亲。她比他小十几岁呢。总归是他不对，总归是他先把身段软下来，该让着她才对。父亲反而有时候，会沾沾自喜地，在那里自言自语：怎么近来你母亲脾气变好了？不见她和我吵嘴了？ 　　生活的轨迹十分奇妙，母亲的话茬儿，越来越少，父亲开始话多起来。但父亲用普通话一本正经说来，都是一些做人处事的大道理，听着没劲。反是母亲的洛水音，好似水流一般连绵，又好似白云朵朵，将沈红梅的生活点缀得格外生动。 　　母亲养过鸡、放过羊，做过乡村教师，做过炊事员，后来终于凭着她的一双巧嘴，当上了居委会主任。没找人，是正儿八经当上的。隔壁廖江河有了外遇，要和刘婆离婚。关于廖江河的那些风流韵事，刘婆听得实在是太多了，一般都没放在心上。谁知这次廖江河动了真的，刘婆这下慌了神，自然一哭二闹三上吊。廖江河却不理不睬，乌漆麻黑的脸，整天泛着暗沉的冷光。母亲知道了，主动找上门去，和刘婆谈女人的心事，和廖江河摆事实，讲道理。也许是因母亲与父亲那跌跌撞撞的婚姻特别有说服力，说也奇了，两个人竟和好了。这事被俞主任知道，觉得母亲在处理家务事方面，有一手，于是在她退休之际，主动提议让母亲来当这个居委会主任。 　　到八十年代，母亲还风光了一阵。她的能说会道，让她经常上法庭，做调解员，还当仲裁员。这不是风光是什么？母亲再一次发挥了她能说会道的才干，将陪审员、法官全都摆平。看到嫌疑犯受到严惩，无辜者得到拯救，她有着真正的自豪。 　　随着母亲工作境遇的提高，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也好多了。有的时候，母亲伴在父亲身边唱小曲儿，还商量着，等父亲退了休，他们去国外一趟，游山玩水，安度晚年。窗外，那重重迭迭的静谧之雪，就在小曲声中纷纷扬扬，无声降落。 　　不料，父亲没有等到那一天。父亲出车祸了，父亲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母亲觉得父亲的生命正像沙漏似的，从她的指缝里一小把一小把地漏走。她慌了神，没了主张，说话不再是成串的，而是结结巴巴，有一头没一头的。沈红梅听着难过，她宁愿母亲还像以前那样神气，说得理直气壮，说得气壮山河。可是再也不能了，母亲再也不那样说话了。 　　后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里，父亲撒手人寰。那天，正是雨雪霏霏的日子。下了的雨雪，落在地上，全是水，很快消融了。但沈红梅心里的雨雪，却一直飘着。 　　父亲去世时，母亲在父亲的口袋里，翻出一张他们的结婚旧照。相片纸的边缘，被手磨得有些发黄了。相片上，母亲梳一条粗光粗滑的大辫子，抿嘴笑着，嘴角有两枚梨涡。在沈红梅的记忆里，母亲从没有留过长发，她说只有地主家小姐才留，她不喜欢。母亲总体来说，是个讲究的人，她四季都把发丝篦得油亮，只是不留长发，嫌麻烦。她操劳了一辈子，要做许多家务活，留长发做活不方便。她穿衣打扮，都和她说话一样，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母亲没有像一般的妇女那般哭丧。只有大姨，一位老姑娘，反而扯了嗓子哭了起来。洛水市的风俗，人去世之时，哭得越重，越能表达她的感情深。这么多年，在父亲的感召下，母亲的知性意识也渐渐回归，她年轻时候的泼，早已慢慢收敛了，她不习惯大庭广众之下，那么放肆地展示自己的悲痛。 　　父亲去世了，母亲竟像老了许多，母亲全然不说话，她禁口了。她的那些精彩的话，以后还向谁说呀？她能再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吗？还有谁能听她如此之后，能够向她赔尽笑脸，能够主动找话逗她笑？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父亲刚去世，家里一下子陷入困境，失去了一大顶梁柱。弟弟正在读高中，沈红梅呢，一心想考个好点的大学。全是因为母亲一人操持，才将这个家给支撑下来。母亲的腰与她的话是成正比的。她再也没有人可以指望了，她就是她自己的观音菩萨。看着一屋子的老式家具和橱柜，发出暗沉光泽，心里空落落的，母亲说，磕磕绊绊半辈子，真像做了一场梦。那是怎样的一种失重，唯有朝夕相处的亲人之间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的。 　　直到沈红梅考到杭州去，母亲的笑容才舒展开来，回到有说有笑的日子里。 　　沈红梅行走在杭州，听到那江南软语，她像一条外来的鱼，因为方言的问题，心里面有点游不进去的感觉。父亲在家很少说杭州话，她当然也不会。她很少去她的那些亲戚家里，偶尔去了，听他们聊天，感觉很生疏，反让她想听母亲的洛水话，那话里每句都透着实在，可是没有，母亲很少打电话来。她感觉周围是一片流沙，没有了母亲那质实肯切的洛水话，她实在是有些心虚的。 　　直到在西湖边，她遇见一位美丽的少妇，披着纱丽般的丝巾，身上有一股雪花膏的香气，淡淡地散开来。少妇低下头来向女儿说话，那声音，含着舒张的温度与气息，似乎更具人性，更亲切，更有各种可能性。她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柔软，太动人，足以打动当时的她。尤其是，那少妇的吴侬软语，说得像蝉翼一样轻微颤动。沈红梅开始觉着自己的普通话，像四方四正的火柴盒子，毫无风味可言，也没有多少有趣的对白。她渐渐着迷于学杭州话了。一开始，她说得比较生硬，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是穿着高帮的靴子登场的，后来才慢慢地降低了高度，语音上才有了细节的渐变。有一些儿话音，尾音，气声，她渐渐也能运用自如了。她要说得怎样好？她已经细细想过了，那话儿，得轻着语气说，就像是到了冬天，雪悄无声息地落在有腊梅花的树上。 　　能把杭州话学会，至少她在心里攒取了一点自信。因为不管怎样，一个人能通过学习语言，来深度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这事本身就很迷人。 　　可薛君不以为然。薛君身上，自然有很多优点，他的为人，足够坦然，心里始终仿佛有一汪清水，放眼就能清澈见底。可唯有一样，他的话音里，一直未曾甩掉乡音这个包袱。而且，他总是把话说得那样的土，发音丝毫没有犹豫的地方，就像是白雪堆里，衬了乌沉沉的一截黑榆木，变得是那么的触目。于是，他的外地人身份显得那么的突兀，不合时宜。薛君却不以为然，他一直棱角分明，特别是说方言时，脸上是一副蓬勃的表情，说舒展就舒展，说飞扬就飞扬的。在沈红梅看来，他是个死脑筋，不知变通，在杭州，如果会说杭州话有诸多优势，就是找工作，也会多些便利。可薛君却说，他打算考研究生，专门研究语言学，乡音就是他的身份标志，走到哪里，他都要让别人记住他。她有些想不通，在这年头，大家都急功近利、讲究实惠，谁还奉行这种不太精致的处世原则？ 　　在回乡之前，她同薛君去一位亲戚家。那是一所高级公寓，亲戚是她的一位远房姑妈，刚从澳洲回来，语速飞快，夹杂有许多澳洲英语，又偶尔冒出一些方言土语，让她好像站在沟堑之间，又像处在阴冷天里，体感冰凉。但她还是保持一种倾听的姿态，以便自己能够融入其中。原本主要是她与姑妈说，气氛倒也融洽，可轮到薛君说话了，他却是个死犟头，并不审时度势，还是用家乡话，在这方面，他是个固执的人。在场的姑妈神色就微妙地起了变化。她感觉到了，虽然那变化又细又小，简直微不足道。然而，她的内心，分明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变得有些紧张不安，眼神也渺茫起来，仿佛有一阵雨雪飘洒而过。她连忙抢过话头，将那尖锐的打量给错开，使情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回过头来，想起这事，她就生气。说实在话，她不怎么喜欢这个姑妈。姑妈看似客气寒暄的背后有令人讨厌的高傲和精明。她永远忘不了姑妈的那些话里儿，就跟上了层薄糖霜差不多，有点腻。但她一直希望，薛君能为她改变一些，就是装装样子，也行呀，可他执拗得像雪塑的雕像一样，毫不动情，他觉得那样说话，简直是让他穿一件紧身小马夹，束手束脚，不畅快。她和他一提这事，空气立马凝固成一片薄冰，轻轻一动就要碎裂。两人言语不和，像是闹了脾气的小学生，过年就各回各的家了。 　　夜幕降临，雨雪霏霏，让隆冬的中原大地更添了几分寒意。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给寂静的洛水市，增添了一份浓浓的节日气氛。沈红梅去母亲房间聊了会儿天。最近母亲身上害疾，咳嗽得厉害，又老是觉得浑身酸痛，所以，她先轻轻地为母亲捶了一会腰。又去厨房间，炖了一碗冰糖雪梨，端来给母亲喝。母亲边喝边说，明天去给你父亲上上坟吧。她说：那是当然。 　　第二日，天没晴，但雨没了，只有雪，是干雪，都一坨一坨堆积在地上，结成冰块，冰疙瘩。她买了一些黄裱纸，与母亲搭乘三路车，去洛山。母亲围了一块墨绿色的绒围巾，落满了行路的霜气。一路上，她看见的是不断刷新的城建信息。差不多是与她离开家乡同步的时间，城市逐渐开始大动干戈，老房子旧宅院被列入计划，纷纷拆除，人行道两边的长势旺盛的梧桐，全部被砍光，锯倒，拖走，为的是马路能显得更开阔些。现在，去上山的路，正是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马路，路边种着新栽不久的树，杨树、柳树、冬青、刺槐等，在冬天，更显得细小空阔。除了车流疾驶，路边几乎没有人走路。沈红梅记起，那里曾有着许多梧桐树，落了叶，裸露着壮硕的枝杈，在空中交错伸展。那些植物的根须，曾经如此繁茂。还有那些浓密的柏油马路，热腾腾包子铺子，油条店铺，密集热闹的人群，洛水街上，常常人声喧喧，车马往来。太阳照着街边的牛肉粉丝摊、油炸臭豆腐摊、水果摊，将苹果的气味、油泔水气、食物的面气，热气腾腾地蒸煮出过日子的味道来，宛若一张没有留下底片的旧照片，一直留在她的心里。她的味觉常顺着这些日常气息慢慢地渗入，舔尝着这个城市的滋味。现在，城建与植被的发展，织起一个崭新的城市。原先关乎老城的记忆，仿佛被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没有过多让人回味的影像。就像父亲去世之后，也斩断了一些亲人的血脉一般。 　　从喧闹的市区驶出去，来到较为偏僻的郊外，天地变得空阔起来，路边开始出现大片的田野，还有农舍。洛山的半山腰处，父亲就葬在那儿。一圈溜儿的坟地，四周寥阔，草尖儿覆着一层茸茸的白色的冬霜。火苗蹿了起来。纸灰像黑蝴蝶，绕着坟头飞舞。 　　沈红梅站在山腰处，远望洛水市，它远处的山脉，有着永恒的线条，地下，又有永恒的黑色。她以自己的俗世情怀来感知它，感知这座城市的俗世时间。 　　表姐打来电话，我给你准备了一瓶护肤霜，看能不能为你的水色添点光。什么时候你到我这里来吧。不过可别绕舌头了，肉麻。表姐的声音，从手机里听去，不带一点含糊的。表姐的话虽粗糙，却是个凸镜，让她无比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变化。 　　回家的路上，坐在公交车里，母亲和邻座的熟人说起了话。洛水话有些侉，有些粗实，就像家乡吃的粗粉条，又硬实又有弹性。周围时而有应和的一些声音，如融化了的雪水，四处漫溢开来。这些语言就像洛水河的水流，可以带着她渗透到这个城市的根里，让她找到它的秘密。 　　母亲回头对她说：下周过年，你弟弟就该回来了。小薛也一块过来吧。母亲暖呼呼的话语，透着车窗外暖黄的色调，似乎让人闻到烤地瓜的熟香。 　　太年轻的人，爱起人来，有太多花拳绣腿的成分。其实，只要两个人好，说什么话，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被雨雪遮蔽了一切的冰冷冬日，她突然有要见薛君的念头。她想着，回去就给他打电话。她活泛的心思里，已经飘着春天的雪，毛绒绒的，温度也在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