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

“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柳宗元曾赞叹：“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是在历史上气场、存在感极强的人物，他那敢于革新的品性、气势磅礴的文风和刚直敢任的心灵追求深深影响着传统时代的贤者士人。 “不平则鸣”是韩愈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论主张，在历史长河中彰显独特的魅力。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然也亦然，由不得已着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在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鸣”，是因为打破了本身的平和，遇到了“不平”，人亦是如此，在《送孟东野序》他中列举了41位贤者士人，坎坷困钝不达者居多，韩愈本人在科名仕途上亦是屡受挫折，当时仅为学官，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地，孟郊更是穷困潦倒、落魄失意，韩愈对此深表理解，心里烦闷郁结，发之于外则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慰人慰己。

韩愈文风肆意张扬，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如苏洵之所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霸气！

几经宦海风波、一生坎坷的韩愈，在自己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如在《进学解》中借诸生之口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鸣出了自我、友人“小我”之不平；如《杂说四·马说》揭露了对当时社会埋没人才的不满，鸣出了国家、民族“大我”之不平。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有内涵！

那么，韩愈为什么会“不平则鸣”呢？

应该说，此理论的提出，首先和韩愈自身的不得志有关，韩愈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失败，第四次才考取，之后三次吏选，又是失败，三次上书宰相，没有一次回复，三次到当权者家拜访，都被拒之门外，再后来的官场生涯亦屡遭贬谪几遭杀戮，如此的不得志，自然要“不平则鸣”。另一方面，自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多重武轻文，耻为人师，社会风俗败落，致使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不能够施展才华。 韩愈，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比较典型的反映在了他身上，一方面

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不管什么时代、哪个流派、哪位文人知识分子，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工立业的渴望，然后，不管是哪个年代，他们渴望自由而全面发展自己的本质追求，都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等级的封建制宗法结构”撞击在一起，于是他们立志-碰壁-转变态度，抑郁、不遇、苦闷就成了他们心里永远的伤痛，但是，他们那种胸怀天下、心忧万里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感，那种崇高的道义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万古不灭。

作为对“不平则鸣”理论的发挥，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善鸣”而“不平”者，并不是气满志得的王公贵族，作为统治者他们位高权重，处于歌舞升平的环境中没有远大抱负，没有“鸣”的迫切要求，自然也“鸣”的不好。相反，“羁旅草野”之士大多仕途不得志，智尚高洁、满腹经纶却遭遇坎坷无法施展，只得满腔的抱负、激情和才华赋予

文字之中。

这种悲剧意识产生的根源，首先就是社会及个人原因，庄子生活的时代，战争频繁，社会混乱，生命易逝，庄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于社会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道义感，希望可以对社会负责，规范社会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在庄子看来，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处昏上乱相之间”，“士有道德不能行”的社会，这就是庄子的现实境域。在这种社会下，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结果只能是既贫且惫，无所作为。因此，并不是庄子不想见用于世，而是“非遭时也”，在当时的社会境域下，有才有德也无所见用。

他认为如果身处乱世而不识时务，欲有作为而强力行之，则不仅于世事无补，而且自身也将“必死于暴人之前矣”！所谓“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乱世忠臣的悲惨结局，是发人深省和值得借鉴的。庄子“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的结语，正是对乱世忠臣命运的感叹。

同时，庄子也已清醒的认识到，所谓的尊位厚禄，乃是政治者为天下士人设下羁绊圈套，处之则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会导致性命之忧。庄子认为：在乱世暴君那里得来的东西，将是导致自己祸患的根源。正由于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对时势的清醒认识，所以庄子一生安于贫贱、隐而不仕，“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庄子是淡泊名利、鄙视权贵的，但也是安于贫贱、重视生命的。但安于贫贱决不是自甘平庸，重视生命也不是贪生怕死。在庄子看来，他的生命并不是美好的值得留恋的，而是充满痛苦的。

但在庄子那里，活着或生存的价值或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好一下子回答。因为庄子是“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世间的一切功名富贵、高官厚禄都不足令他动心；庄子又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的大鹏，他也决非贪恋红尘、安于现状的蜩鸠，他有着更高的、与众不同的价值追求。可以说，庄子正是凭借着对生命价值不断探索和不懈追求，才能够忍受贫贱生活的煎熬，超脱精神上的痛苦。但一个独特的精神追求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心灵的超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庄子精神生命的挺立和心灵的内在超越的完成，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自我思索的艰难历程。

人要达到心灵的解脱而获得自由，就要超脱与物相对待的局限而“与天为一”，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这叫做“天和”

这位经受了人间折磨、目睹了现世痛苦而一生都不愿屈服的博大真人，在其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终于实现了他那个童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