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及中国革命的发生，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人，包括中国当年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赞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最初不能不受到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制约。

俄国恍惚? 国人恍惚?

19l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同样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忧心仲仲的中国人。

在此之前,经历了无数次浴血斗争才推翻了专制统治,却始终不能摆脱动乱、分裂和列强压迫的进步的中国人,从俄国一举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中领略了极大的喜悦。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l9l7年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2]有些甚至相信：“极端反对战争”之俄国社会党首领列宁回国,与德国当局的“唆使”有关。[3]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频繁出现于各报。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中”。 [4]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5]由“激烈派”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人们不能不感到愕然、“困惑”以至“恐惧”。改良主义者的报刊首先沉不住气了,称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6]他们认为：“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7]即令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不能不公开对十月革命表示严重的忧虑,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8]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这就是革命的结果?!俄国“恍惚”，国人更不胜其“恍惚”!

“只要皮子永远不冼湿„„”

列宁在谈论俄国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的态度时,曾借用了一句德国谚语来形容他们一方面幻想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暴力的心理，即“只要皮子永远洗不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9]这种评论和比喻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这时各种希望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并非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无所知，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10]因此,十月革命刚一爆发，许多报刊立即指出了它的“社会革命”的性质，认为“现下俄国内乱纯为阶级战争”，其发动者“以工场劳动者为基础,祖述加尔氏及马尔库斯氏之社会主义,务以激烈手段实行”。[11]也就是这个“激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华革命党人最初对十月革命“因不得不流血而告成”所抱的那种谨慎的赞赏；也使得向来对革命抱以反感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的“极端”和“过激”表示不满。人们并非笼统地反对社会主义,“皮子”的确应该洗一洗，可是，怎么能把“皮子”洗湿了呢? 在中国,最早坦率地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是一群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的杂志在十月革命后第五个月打破了几乎笼罩着国内舆论界的那种恍惚的情绪。而与此同时,俄国列宁政府日渐巩固,其社会革命的主张迅速在欧洲各国发生影响的事实，也渐渐开

始为国内进步知识分子所了解。于是,国内进步报刊不能不先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俄国问题的立场。5月27日,《民国日报》公开开始改变对俄态度，6月17日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12]7月6日,改良派的《晨钟报》也被迫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13]到19l8年夏季前后,人们终于开始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了。孙中山甚至致电列宁政府,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祝贺。《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预言社会革命思潮“复波及东亚中国”，“此社会革命之不可免,而亦不能免也”。并主张：“昔以民权为先驱，民生为后劲者，今当翻然一变”，“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14]就连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一改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之口吻，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15]

l9l8年底,社会革命果然如人们所预感的一样,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起来。一时间,欧洲各国赤潮汹涌,红旗翻卷。人们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一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始终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此,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6]

“世界已根本改造”,中国“若不根本改革,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改良派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但是,这“根本改革”,或“根本改造”，是不是一定要象俄国那样,做那种均贫富的勾当,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把国家弄到“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的地步呢?[17]深为中国前途忧虑的人们,对滚滚而来的社会主义潮流逐渐开始投以热切的目光,他们中多数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走去。

“浑朴的趋向”? 混沌的趋向?

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正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声欢呼这汹涌的赤潮,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安福系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

[18]

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9]可是，在社会主义的喧嚷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激烈”、“流血”的和“破坏”的。也就是说，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革命的。因此,在19l9年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包括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等人在内,许多人多半都注意到了“民主”、“平和”、“未雨绸缪”的英国,热切主张中国人应该学习“英国的进化”,“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20]一句话,主张改良的革命。

改良和革命,在今天无疑是两个严格区别的概念。但当时它们及其相关概念的涵义却要复杂得多。既要“革命”,又要改良,这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一个极微妙而又极特别的历史现象。这种情况在孙中山等人以往的言论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他们担心“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欧美社会弊病严重,想出“定地价的法”以为“社会革命”的捷径,冀图于“政治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一劳永

逸地求得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和平之解决”。[21]这种观念正是“改良的革命”的观念。因为所求在于“根本”,不是“皮相”、“枝节”,不是简单的政府更替,因此未尝不算“革命”；因为“解决”立足于“平和”、“互助”、“调和”、“渐进”和“忍耐”，因而又实实在在只是改良。这不是很矛盾吗?是的。形势是革命的,环境是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热潮本身就是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但人们最初却主观地力图防止其革命性,寄希望于“根本和平之解决”。甚至不少人公开宣称：“我们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是绝不能够照那阶级压迫的主义去实行的”。

无须说,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离开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在这种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阶级分化远不如欧美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看不到进行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促使多数人像过去同盟会的人那样,把这种差距看成是容易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激烈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据。像以往孙中山把“定地价的法”,当成社会革命的方法,把国营铁路当成跨进社会主义的台阶一样,许多人这时提出的种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革命社会主义的色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政治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23]然而,人们这时毕竟是在那里认真地幻想着,无论是“教育平等”、“普遍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无论是发展实业,“实现国民自治”,改正关税,废除厘金,实行累进地价税和所得税法；无论是实行慈善制度,规定工钱的最低限额,“推翻遗产制”或实现经济的民治主义,人们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他们这时还特别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运动”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张改造社会先从改造个人做起,甚至开始“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以图联合成大社会,实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为这个社会主义,不久一定要实行的”。[24]

恽代英对“这个社会主义”曾经做过说明,很符合人们这时的认识。他说：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便想到“暗杀革命”,“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25]这也就难怪人们要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某些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也都当成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认识和鼓吹了。张东荪说得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26]

好一个“浑补的趋向”！实在地说,这时大多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一个混沌的趋向吗!

“无产阶级万岁！”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因此,决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时还难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真诚地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19l9年到1920年间,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种种互助团体、“新村”等,不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乌托邦真诚性的写照吗?历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

空想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27]这种“批判成分”在当时

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人已经公开发出“扑灭资本主义”、“推翻吃人的资本家”，“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的呼喊。有人明确认为：“尊重大资本家、大地主之个人自由,不啻宣布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之死刑”。连从来没有使自己的主张超出过资产阶级范畴的张东荪等,也口口声声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社会主义。[28]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恶情绪，在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国”,这促使许多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尽管当中国最早的以《劳动》命名的月刊编者申明劳动者当“联群自救”，实行“社会主义”时；当《东方杂志》的记者鼓吹泛劳动主义,主张“今日下层苦力之民”“减少其劳动时间”，“读书报,听讲演,讨论政治,探索真理”时；当蔡元培、李大钊欢呼“劳工胜利”,鼓吹“劳工神圣”，呼吁人们“快去作工”，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时,人们甚至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那个“无产阶级”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十月革命毕竟从一开始就迫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去重视劳动人民，而在五四运动和日益激荡的世界工人运动风潮的刺激下,他们毕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劳动问题、劳动运动联系起来了，并且日渐深入地认识到,所谓社会问题,核心其实就是劳动问题。因此,劳动运动的状况,必然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状况。尽管当时主张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把社会主义同劳动运动联系起来,积极鼓吹劳动运动,宣传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客观上对于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的青年学生了解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促使他们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此,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大量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了去,造成贫富不均,这是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29]一些人断言：中国今天固然“产业极不发达”,但中国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由世界的趋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会主义不可”,“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否则中国的问题“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30]于是,人们主张立即组织工会,举办工人教育,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和资本家争斗”。一些人甚至大声喊出了“无产阶级万岁”这种带有激烈气味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人们多半也还是抱着那种混沌的社会主义观,但不可否认,许多人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把自己改造社会的愿塑同即将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的力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分裂,那种混沌不清的社会主义再也难像五色旗那样在中国进步舆论界的上空飘扬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1920年元旦,颇负盛名的《星期评论》“新年词”写道：“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社会主义联合战线不可避免地开始分裂了。 在19l9年初,社会上许多人对俄国革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产出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宣播出来扰乱世界”。[31]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渐渐“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各种谣言渐渐的鲜有人信了,甚至连“恐怖政治”的骂名,也随着“废止死刑的布告”“渐渐消灭”,粮食缺乏的惨状,也由大丰收“救济”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到了1920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已大为改观,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

此,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布：“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到世界人类一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32]

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知识分子改良观念本身的变化。他们曾经对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主义等渐进的、改良的社会观,抱以极大的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主义几乎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碰得鼻青脸肿。这对于一心致力于“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企图最终取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些人来说，打击是极其惨重的,教训也是宝贵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一些激进青年“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坏是不可少的”。[33]

对各种改良的社会观发生疑问,迫使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人头脑的社会主义开始由改良走问革命。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生长起来。

必须指出,这时促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批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的理论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实际满足。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迈进的时侯,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派维经斯基等人先后来华，送来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了多次座谈,使他们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使他们中一些人从俄国的生动事例和俄国人所带来的理论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实际变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巨大作用,从而沟通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联系。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无疑促进了相当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维经斯基来华前不久，还在主张“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的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以此等改良的办法救济贫困、发展生产的陈独秀,迅速接受了俄国的社会革命理论,对列宁的国家学说和革命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很快就开始“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4]

同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产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织。这对于后来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当然，更多的人还在徊徘,而不少人则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往前跑。这些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会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而他们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些摸不着底。社会革命的“鼓声”越近、越急，他们就越是容易摇摆。不过，到底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镖了。

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的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积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到俄国去学习。他们还按照俄国的方法,深入劳苦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35]这一切使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沉不住气了。他斥责道：中国哪来的“新式企

业组织”，既无“新式企业组织”,何来“劳动阶级”?中国之劳苦者连谋生就业都不得，何以为劳动运动?既无劳动运动，又何以为社会主义!?就连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看出中国发生“劳农革命”的危险来了。他告诫中国人：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

[36]

罗素先生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一些人长时间来冥思苦想，犹豫不决,且难以启齿的“心里话”。那些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热热闹闹地叫唤了一阵改良的社会主义之后,终于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照社会主义样式实行的条件，由此以往,势必造成俄国式的前途，甚至搞成“伪劳农革命”。[37]于是,他们的态度日益右转了。不久前还参加过同维经斯基座谈的张东荪到“内地”转了一圈以后,“忽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他这时急忙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称中国决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的彭一湖,也发现“从前以为后进国总占便宜”,社会主义容易实行的想法“错误”了，明白了“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这个道理”,确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家鸣不平：“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在太忍。”中国前途之“不堪问”,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实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们何不去“联络各国社会党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呢?[38]

这些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时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与那些试图把自己同工农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了,与大批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观点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上的极端落后，确信中国绝不能越过资本主义，而一步迈向社会主义。他们怀着极度疑惧的心情来看待日渐活跃和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层劳动群众,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无产业”、“无知识”的下层群众甚至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溃疡,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结果难免会造成“均贫富”的“伪劳农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曾经一再出现调和以至混合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讨论则是一次彻底的分裂了。在同样主张变革，同样渴望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端,在政治立场上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势力。在一个对新思潮趋之若骛，相当多数知识分子急切地盼望着一步摘掉中国老大贫弱帽子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继续跟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向前走。几乎同样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发难在社会舆论上一开始就不能不处于劣势。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发表,立刻就遭到众多报刊的同声谴责。张东荪等人尽管很快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再也无法掩饰其主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那些开始热衷于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决不能调和。[39] 对于这个时候刚刚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同毛泽东一样，许多人过去想避开政治,单纯从经济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着手来改造社会,但实践的结果终于明白：“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41]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思想转变的程度和趋向。而实践，自己的和俄国的实践则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个强烈的印象,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把大批激进的小资产

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边来,推到同情俄国革命的一边来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事实正是如此,1921年7月,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革命在中国开始步入了它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了。与此同时，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成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