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政治改革
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这些都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时所没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预见的问题。
8月18日，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30年前的这一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尤其提出党政分开、党委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修改宪法和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问题。
30年过去了，当年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依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而且当年邓小平预言的矛盾和问题，今天都正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呈现出来；而邓小平八十年代指出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今天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逻辑，然而却是更为密集和激烈的形态呈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30周年的纪念日以及这个讲话的许多精神，今天似乎有意无意地被人淡忘了，但中国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及由改革所带来的成就、困境和更大的困惑，却逼迫人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然，未来30年中国的道路将走得颇为艰难和茫然。
邓小平没有预见到的东西
在这个时刻，似乎不必再讨论为什么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只要是伴随过去30年中国一路走来的人们，以及与今天的中国现实仍有接触和感知的人们，都会深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也能对这份无奈抱有一份理解。
但问题是，当年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中国及其置身其中的世界格局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只是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即便如此，当时邓小平已敏锐意识到一旦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必然面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匹配问题。但从本质上说，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关注焦点只是面临改革开放的中国，以及如何使中国尽快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
但3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尤其是当世界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感到疑虑、不安和警惕的时候，“中国模式”究竟将呈现何种面貌？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这些都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时所没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预见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个必然受制于历史时空背景的政治人物。他的伟大不但在于敏锐看到当时中国政经体制的弊端，并勇敢开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他还以和平与对外开放的手段，将改革开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无论是从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还是从他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设计中，人们都可以看到邓小平在他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背后的历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但邓小平毕竟在1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他没能亲眼看到由他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在
21世纪头十年结出了中国崛起的果实，也没有看到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中国自身改革的战略重要性。
现代化政治框架：东方能贡献些什么？
30年前的邓小平预见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必然深化不下去。这一现实不幸被言中。但他无法预见，30年后崛起的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由中国现代化为代表的整体东方现代化，也将遇到一系列深层的困惑。
必须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土地上，凡是物质现代化都需要有一个政治框架的保障。在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证明为是适合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框架。在东方文化土壤上，中国的现代化是迄今对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唯一产生深刻冲击的趋势。因此，东方的现代化究竟能为人类贡献些什么？这是随着中国崛起，东西方人们都在同时思考的问题。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世纪初的今天，毛泽东当年的这句话，似乎又可以有一些新的诠释和注解。
九十多年前“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题。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还只是在“器物”领域里探索；所谓的公平正义和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在“器物”和“制度”两个领域之间游移和寻找新的支撑点。未来若干年，中国现代化能否在制度层面找到可持续的支撑点，既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持续成功，同时又逐渐向“文化”层面过渡，亦即东方现代化对人类在制度和价值层面的贡献，这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也许可以有另一些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