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愁2012年第8期
走进“一号公馆”酒吧,啤酒妹小米引导我入座。 找我喝酒的,是陈小刚。我一直记得他讲过一小截故事,好几年了,他一直没讲完。故事中,他是那个抑郁的主人公。他说,今晚把那故事讲完。 我想起在他的讲述中,那是一个很好的天气,阳光像金子一样铺进房中。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跃马草原,那时的阳光,就金子一样铺撒。 那个城中村的边缘,正对着大鹏湾。大鹏湾的对面就是香港,一览无遗的景观,颇让人心旷神怡,哪怕你是一个外来的打工者,哪怕你只是租住在每月四百块房租的城中村里。但陈小刚像非典时期的疑似者,总有一团恐慌堵在胸口。他说,租回来的影碟散在地上,打开影碟机,插入碟片,声音不大不小。然后出门,锁门,离开。 把一个亢奋的故事留在出租屋里,在外面奔走的脚步,才不至于失去方向。陈小刚,一个笔名“阿浪多杰”的汉人,挺起一米七八康巴人一样的身板,昂着康巴人一样胡髭巴茬的面孔,走在城市的道路上。 一团笑声中,陈小刚出场了。身材高大、模样帅气的陈小刚一出场,立刻让几位啤酒妹惊起“哇”声一片。 太没素质了,不知道男人要看内涵的吗?我开始批评。 就像你这样有内涵的,对吧?小米做出向阳花一样的表情。 我伸出手,作势欲打。伸出一半距离时,收回来了。 陈小刚后面几米处,跟着一个年轻女孩,亮闪闪的眼睛,接近了我们的座位。 呶,这是我老乡,包德平,蒙古族。陈小刚介绍,这是小林,我的助理,也是老乡。 小林伸出手,你好,包哥。你真的是蒙古族? 我迎着小林,伸出手。两只手在空中交汇。 不好意思。我说。 为什么?小林的大眼睛闪出一丝疑惑。 海拔太低,长得对不起观众。我收回手,双手抱拳,打了个拱。 小林抿着嘴,没笑出声。可是蒙古族怎么会生活在四川? 历史老师没教过你?当年蒙古人屠川,地盘儿都被我们蒙古人占了。我说,为这,陈小刚说我祖上就开始欠他们的,这辈子就该我替祖上还债! 小林端起酒杯,包哥,喝酒。 小林长得像莎丽。陈小刚跟我说过。 我对莎丽挺感兴趣。说实话,很有意思的一个女人,只是现在见不到了。 看着小林,约等于见到莎丽。陈小刚说,小林的性格跟莎丽不一样,小林人单纯,莎丽复杂。 我举起酒杯,敬陈小刚。陈小刚喝了一口,我干了。敬酒的干杯,被敬的随意,这是广东的汉人们喝酒的规矩。 啤酒妹们自顾自玩起了骰盅。陈小刚把坐在我们中间的小林赶到了我的左边。 “品尚品”,莎丽最喜欢去的地方。不知不觉,腿把陈小刚带了进去。 下午好,先生。穿制服的女孩朝他微微鞠躬。先生几位? 对不起,我还有事,待会儿再来。陈小刚停住脚步,转身,走出“品尚品”。 莎丽没有出现在陈小刚的生活里有一阵子了,但她从香港带来的小资容易传染,他也学会了在温暖的辰光里泡在咖啡屋,然后音乐从高处泼洒下来,溅满一身。 电话响了。听不清,酒吧里正放着黑人音乐,震天响。跑出酒吧门口,在迎宾小姐的注视下,我终于听清了。又有人请我喝酒,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我苦口婆心地教育对方要提前预约。 作为一家年产值过十亿的陶瓷企业的品牌总监,总有一拨接一拨的媒体、广告公司找上门来,要采访,拉广告,做画册,赞助活动。反正,公司一年几百万的品牌推广费用,要想法子花掉,不然就是工作没做好。就算他们不找上门来,我也要想办法把这钱花掉。 就想起当年的陈小刚。 反反复复的找工见工,来来去去的乘车步行,早早晚晚的吃喝住宿,几千块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血汗钱,春天的雪一样消融了。还没到交租的时候,肚皮上围个大腰包的房东就已经来催过房租了。房东眼睛有毒,似乎能看穿房客们的钱包。要是交不了租,房东撵起人来一点儿都不会客气;他说,有钱才是硬道理。 包哥,过来玩两把嘛。一个啤酒妹发着嗲,要求我去玩骰盅。 啤酒妹们有个行规,就是不能找自己人拼酒。 我说,别闹别闹,都给我好好听听陈总的革命家史! 切——一个啤酒妹站起来,走开了。 小米伸过杯子来,说,三位老板,干一杯。 我举起杯,和小米碰了一下,干了。 陈小刚端起杯,喝了一口,放下了。 小林表现比较好,一口闷。 你,暂住证! 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吓了陈小刚一跳。转头,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年轻人站在了旁边,手上拎根胶棒子。陈小刚认得那是治安员的制服,像黑老鸦一样的,弄得穿制服的人表情也变得黑黑的。一辆更黑的车停在后面,一个面色黑沉的警察坐在驾驶室里抽烟,烟圈一圈一圈的,缭绕出云山雾罩的表情。 暂住证,是啊,在这座城市居住是需要暂住证的。陈小刚没摸口袋,口袋里没有。办一张暂住证,要三百多块钱。 陈小刚,不,诗人“阿浪多杰”,昂着康巴人胡髭巴茬的面孔,长头发在风中一甩,说,我是艺术家。 艺术家算个鸟!一个治安笑歪了嘴,伸手来扯他。 陈小刚伸出手一格,治安的手像被烫了一样,一下子弹了回去。另一只手挥着胶棒子,就要奔向陈小刚硕大的头颅。 喂——远处传来一声唤,那个笑歪了嘴震疼了手的治安,立刻转身,小步跑过去,跑到黑黑的车旁。如果有尾巴,他会不会摇得像花一样?陈小刚想。 烟雾缭绕中,那个警察黑沉着脸,对治安说了什么。治安转头,慢慢走回来,神情愠怒,挥挥手,让陈小刚走人。 诗人“阿浪多杰”,昂着康巴人一样的面孔,挺着康巴人一样的身板,走着康巴人一样的步子。 我是生活的艺术家。自称“阿浪多杰”的家伙对我说。 不会是哄我吧,我咋碰不到这么有素质的执法人员?狗日的四川锤子! 小林很及时地提醒,你是陈总老乡啊…… 是啊,我怎么就骂四川人“狗日的”,还“锤子”呢! 而且,陈小刚和我都是在康巴草原上长大的,虽然那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去了,母亲走得早,自从当过骑兵的父亲猝死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了。父亲没了,故乡就没了。 我很自觉地举杯,自罚。 小米、小林举杯作陪。其他啤酒妹们已经散进了人群。“一号公馆”人越来越多,几十号啤酒妹像撒进长江里的盐,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小刚不自觉,一杯酒半天喝不完,就知道在那里痛说革命家史。这个汉人喝酒不爽快,藏族兄弟喝酒没他这样的! 要再不喝,我就说,不把单给你做了。一百万的单,看喝不喝? 陈小刚说,酒吧里产生不了艺术家。艺术家总是出现在咖啡厅。 两杯咖啡,冒着热汽,在桌上。一杯靠近他,放糖。一杯远离他,不放糖。 柔亮的头发,精致的五官,飘逸的长裙,从空气中拂过。车的声音,人的声音,海潮的声音,都停了下来,静止下来。莎丽,漂亮的女人,看起来很美,阳光般的笑容,从远处而来。 你好,这边坐。陈小刚说。 不放糖的咖啡,冒着热汽。 给你的。 谢谢。莎丽轻声说。长裙落下,头发拂过面庞,五官精致,眼睛像星星一样黑亮,顺带照亮了眼角那几条代表岁月的细纹。 干嘛老这么看着我?莎丽嘟起唇,花骨朵一般。 他说,看起来很美。 看不到的地方更美。莎丽仰起脸,有些放肆地说。 他不说话,转过头去看窗外。 她是老板,老板可以放肆,员工不可以。 他转过头来。 她提起裙角,露出一段白皙的腿,仿佛玉雕,——法定的抚摸对象是香港老公,可惜他常年在国外。 他说,我该去上班了。 上什么班?她撮起唇,对他吹了一口气。像一阵温热的风在草原上掠过,春暖花开。 到时间了。他说。上午九点,办公室的打卡钟应该嘀嘀嗒嗒地响了。员工不能迟到,而老板根本没有迟到这个概念。 你现在就在上班。莎丽微眯着眼,说。 他皱了皱眉头。 陈小刚举起杯来,和我干了一杯。 我说,终于…… 我本来还要和他干一杯的,小林举起杯来,说,敬包哥。 干了。 小米举起杯,敬陈小刚。 小米干了。 陈小刚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继续讲述—— 那点钱还不够买菜。她说。 陈小刚老家穷,三年中专,是靠家里卖草药才勉勉强强读完的。这个情况我掌握,草原上的汉人,靠做点手工或种点庄稼,不像牧民动辄拥有上千头牲畜,他们的日子苦寒。 小时候,我常跟着在雅安地区当领导的父亲下乡。去牧区、农区,所到之处,父亲都很受欢迎,不管是牧民还是农民,大家都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请我们喝酒。我那个当过骑兵的父亲,总是来者不拒,末了一定要留下粮票和钱,搞到每个月底我们一家都要紧巴一阵。远远地,见到歪歪倒倒扶在马上的毡帽,草原上的人就知道,那个姓包的蒙族干部又来了。 那时,陈小刚每学期放假回家,都要到草原上去挖草药,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这些,莎丽都掌握了。 她伸过手来,拉着他的手。做我男朋友吧。她说。 他缩回手。不吭声。公司里谁都知道她老公在国外。 工资奖金不算,一年给你十万。她平静地说。 他睁大眼睛,看着她,还是不吭声。 二十万。她说。 他站起身来。 三十万。 小姐,埋单。 穿制服的服务员来了。谢谢,五十。 他摸出二十五块钱,放到桌上,说,我们AA制。然后转身,迈着康巴人一样的步子走了。 她平静地微笑着,摸出二十五块钱。 我想,如果是我,能拒绝三十万吗?当我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白领的时候,尤其面对一个漂亮得精致的女人的时候。 我举起杯,敬陈小刚,这个同乡文友——虽然我是蒙古族,他是汉族;我的名字像汉人,他的名字像藏人。按他的说法,我从祖上开始就欠他们的,所以一百万的单我准备给他做。可是,明朝洪武年间,我的同族人在四川也险遭灭绝呀,民国初年我们又跟着满族人一起遭殃,要不为啥我们改汉姓?我的族人们遭那些罪,那又是谁欠我们的呢?而且,我的祖父是红小鬼,父亲是解放军里的骑兵,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有功之臣哪! 没有人回答我这些问题,“一号公馆”开始了歌手表演,那些染着黄红头发的妞,唱着我听不懂的英文歌。场子里的人在适当的时刻发出掌声,显得他们懂。当那些踩倒鞋帮穿皮鞋,或者干脆趿着拖鞋,穿着裤衩来泡吧的本地大叔们,冲着女歌手发出掌声和骰盅敲击桌面的声音时,我用粤语骂了一句粗话。 小林笑了,伸过头来,抵着我的额头说,包哥你喝多了。 房租到期那天早上,七点钟,房东就擂响了房门,像雷神在天空中打雷一样。 身上所有的钱都搜出来,也不够房租的零头。房东二话不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十分钟后,陈小刚在房东“请”的手势中离开了房间,离开了那个正对着香港的城中村,走在了找工的路上。 整整一个月,没有着落,求职的标准一落千丈,诗人“阿浪多杰”彻底被打回打工仔陈小刚的原形。 关外一个小镇招普工,陈小刚背着硕大的牛仔包,包里是他全部的行李,坐在一辆狼奔的小巴上。小巴左右奔突,惊起一路狼烟。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普工,陈小刚在城中村的理发店里,把长发剪成了短发,把下巴剃得光溜溜。可是,招工的小姐只看了他一眼就SAY“ NO”,因为“他头发那么短,看起来就像一个烂仔”。 排在身后的人,毫不客气地把打工仔陈小刚挤出了队列,他们扬着手上的证件,涌向那个小小的窗口。窗口里那位小姐,脸上挂着不屑一顾的表情。排好队!她大声呵斥。于是人群便立刻恢复成了有序的队列。 就这普通的短发,想要再度冒充艺术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前诗人“阿浪多杰”开始担心,没有暂住证的自己,会不会被收容,被…… 这么大座城市,就是不能给一位叫“阿浪多杰”的诗人一个吃饭睡觉冲凉的地方? 大鹏湾不相信眼泪。 十年前,当陈小刚在深圳的关外徘徊时,我也在那里徘徊。我的学历与他基本相当,高中。我睡过荔枝树,睡过山坑,睡过坟墓。路边的草地不敢睡,治安仔随时会把你抓上车,送去樟木头。只有躲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才放心,比如山上的坟墓什么的,越恐怖的地方越安全。 我说,就冲着你我他妈的都有过流浪的历史,喝酒! 我看到黄红的液体汩汩地流淌,流进我的喉管,流进我的胃囊,流进我的心脏,流进我的动脉。 我张开双臂,说,啊,像“阿浪多杰”一样飞吧,飞吧—— 陈小刚讲得有点儿乱,现在他又掉回头讲前面一段。我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 在讲述中,他带着几千块钱积蓄和厚厚的一沓不曾发表的诗稿,离开了公司。 离开时,他去了莎丽的办公室,留了一封很文艺的信,信上是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如果江湖山川是情人的定情物/我愿是那风雨兼程的游子/仗剑天涯题诗高楼/走乡串镇都要天青月明/一路忠贞”。 莎丽当着他的面,把信抽出来,看了。笑笑说,约定一直有效,随时欢迎你回来。 莎丽的笑,看起来也很文艺。 我突然就有了流泪的冲动。 这好像有点儿丢人,又不是爹死了娘改嫁老婆跟人跑了。父亲死时,我也没这么难过,那时我就觉得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在草原上永远睡着了。我对闻讯赶来的干部们说,入乡随俗,天葬吧,让他随着神鹰进入天堂。 我吼,拿酒拿酒! 小米从人丛中突围而来,说,你又喝多了。 叫你拿你就拿。这话是小林说的。 小林仰着脸,冲着小米。 两百一打。小米恢复了面无表情。 我的钱摸出来时,小林也伸出了四张人民币。两打—— 小米从小林手里扯过人民币,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小刚说,其实莎丽真的不错,蛮有女人味儿,人也漂亮,对员工也不错。 陈小刚开始想着莎丽的种种好处来。莎丽教会了他喝咖啡,教会了他和对手谈生意,还教他说白话、英语,带他去大剧院看电影,带他去书城买书……她真是一个不错的女人。 说实话,我也觉得莎丽不错,虽然我没见过她。 并且,面对莎丽时,陈小刚总有一种原始的冲动。他知道这种冲动的缘由是什么,在康巴草原上,这种冲动是不受惩罚的。我还没完全长大成人时,我那个身为干部的父亲,就鼓励我去草原上寻找自己的春天。陈小刚很想让自己冲动一回,可每当和莎丽出去应酬回来,他总是把自己像水龙头一样拧得死死的。 转悠了几个月,终点又回到起点。陈小刚觉得做莎丽的男朋友,就是自己的宿命。 “这个冬天,好冷/——谁燃一盆火/谁斟一杯酒,谁呵护/谁把记忆,从老相册中/整理出活鲜鲜的幸福?”想起自己的诗歌,陈小刚在晃荡晃荡的小巴上,写下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记得《红与黑》最后那段吗?一个猎人在草丛中穿行,皮靴踩翻了一只蚁巢。猎人浑然不觉继续远行,而蚁群四散逃开,最后只剩下那些刚孵化的幼蚁,天然的本能支配它们纷纷努力向最近的高处爬去。那么哪些蚂蚁会爬到最高点呢? 上车前,陈小刚给莎丽的呼机留了言,花了一块钱,然后用剩下的五块钱,买了一张车票,坐上回市区的小巴。线路终点的那座办公楼,陈小刚曾经数百次地出入。老马识途,陈小刚想到了这样一个成语。 说实话,我见识过不少女人的大腿,小米的大腿我也见识过。当然,这是不受谴责的。在我们草原上,男欢女爱和打雷下雨种荞麦驯烈马一样正常,连喇嘛都要还俗娶妻生子。我父亲说,只有草原上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他之所以一直不愿意调去成都,可能就是因为他真地热爱草原。 可是,陈小刚的故事还是让我有些难受。 小巴风驰电掣,驶过一个个小站。还要经过若干个小站。陈小刚睁开眼,抬起头,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说的《红与黑》那段内容我知道: 不说那些选择了草丛的幼蚁,就说那些碰巧被命运安排在一棵大树脚下的一些幼蚁吧。它们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分枝,只有那些一直选择了主干的幼蚁最终能爬到人生的最高点,而那些选择了侧枝的幼蚁则在选择的开始就决定了它只能达到一个人生的低点。无论它怎样地努力。实际上,在起初的选择以后,努力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即使它开始进行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在它向上爬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新的选择,只有它始终选择正确,才可能爬到树顶。在越靠近树根的地方做的选择越重要,如果它在第一个分支就选择错误,那以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它最重要的选择,是在它最年幼无知,最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做出的。当它在向上爬行的过程中成熟起来并回头张望的时候,也许会明白许多,但是已无能为力…… 我在深圳流浪的那阵子,差一点点就跟着几个重庆仔去打劫了。他们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喝凉水。 他们喝酒喝不过我,打架也打不过我,就鼓励我跟他们去“找快钱”。人在饿急了的时候,是没有更多选择可能的。 我想,如果不是路上偶遇陈小刚——在四川时同在一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诗人“阿浪多杰”,不是他借给我五百块钱,我就真地跟重庆仔们去了。 结局可以预料。那几个重庆仔,一个在团伙内讧中被砍死,一个在逃跑时被公安开枪打死,一个判死刑,两个判无期。 陈小刚合上本子。 窗外突然闪过“天全”字样。“天全”,不就是他老家的县名吗?那地方我跟着父亲去过,是农区。 从草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陈小刚,禁不住回忆起他去雅安上学时的情景。我知道,那时通往天全县的公共汽车很少,一天才两班。放假回家时,陈小刚一般是拦进藏的过路货车。有一年寒假,没拦到车,他挑着被子和书包,沿着草原公路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家。那时,一路冰雪,好在人年轻,血气旺盛,没被冻着。 “下车下车!”陈小刚大声喊道。 “神经,刚才怎么不下车?”司机气恼地煞住车。小巴已经跑出站台好远了,路上不能随便停车,被交警逮到,要罚款的。 “停不停?”陈小刚怒吼着。 司机看着陈小刚魁梧的身躯和近乎光头的短发,来了个急煞车。一车人像木偶样,集体往前一栽。 陈小刚什么也没说,在司机和一车人诧异的目光下,冲下车。车上的人,赶紧检查自己的口袋。还好,没丢钱!他们放心地吐了口气,又把目光投向急匆匆跑向小镇的陈小刚。 陈小刚像一个疯子一样奔跑,陈小刚像一匹惊马一样奔跑,陈小刚像一头野牛一样奔跑。他奔向刚刚经过的那个小站,去寻找那个与“天全”有关的店铺。陈小刚的大脚板扬起了一路尘土,像一头在沙漠中昂首前行的骆驼,那个装满诗稿的牛仔包就像硕大的驼峰在别人的视线里摇摇晃晃。 一个小时后,精疲力竭的陈小刚,背着硕大的牛仔包的陈小刚,疯子一样的陈小刚,一匹跑瘸的马样的陈小刚,一头累垮的野牛或一峰骆驼样的陈小刚,一步一步地挨到了小镇上。 找到了,找到了。是一家旅馆,大大的招牌上剩两个字,“天全”。脱掉的两个字,可以分辨出是“业营”。字是从右向左排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全天营业”。 听到这里,我和小林都笑了起来。陈小刚也笑了起来。 我想,这个单一定要给陈小刚。这小子跟我是从同一座草原走出来的。不就是一百万嘛,反正又不是我自己的钱。 返回来帮着喝啤酒的啤酒妹们也笑了起来。 莎丽一直没等到陈小刚回来,她甚至不知道那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写诗的小伙子,是否还活在人世间。那样的人,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像一颗流星,在视野里一掠而过。那些在她生命里经历过的男人几乎都面目模糊,惟独那个拒绝了她的小伙子,那个长头发的康巴汉子,却始终在她的记忆里绷着脸大踏步地走着。而她眼角的纹路,变得越来越深,为此她需要经常去做SPA。老公仍然常住国外,但她已经不太喜欢去夜店了。 那张三十万元的支票,始终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莎丽固执地相信,那张支票,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几年后,莎丽收到了一本诗集,诗集名为《美丽乡愁》,作者署名“阿浪多杰”。而诗集里的第一首诗则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民歌深处居住/搬家的时候,才知道/村庄是我们的某个体位/怕痒 怕痛/……流浪结束我们必须回去/在山下河畔,结婚生崽/搞点副业,零工/贴补家用……” 莎丽这次没笑,她把那张支票撕了,重新开了一张三十万元的现金支票,收款单位是:四川省天全县希望工程办公室。 我说,他妈的陈小刚,这回你做了这一单,你会不会给四川省天全县希望工程办公室捐三十万,也建一所希望小学? 捐,龟儿子才不捐!陈小刚说。 我笑了。我说,老子扣你三十万,直接帮你捐了。 陈小刚一下子变了脸色。 包哥,你没事儿吧?小林扶着我,问。 把合同拿来,老子现在就签! 我在合同上天女散花一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包德平。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出“一号公馆”。小林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在我脚步飘浮时扶着我,在我身体侧歪时扛着我。 我说,你怎么不跟陈小刚回去? 她负责把你送回家。陈小刚一边把合同装进皮包,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傻宝儿。 说老子是傻宝儿? 陈小刚哈哈笑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懒得理他,压低声音,对着小林说,你就不怕我把你那啥了? 你好坏呀,包哥。 身边这个和传说中莎丽一样漂亮的四川靓女,在“一号公馆”黄亮的灯光下,绽放出向阳花儿一样的笑容。 【西北狼】原名申志,1973年生于四川梁平(现重庆梁平),曾在兰州军区某部服役5年,1998年南下广东,现居佛山。曾在《飞天》、《四川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鸭绿江》、《作品》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并在《星岛日报》、《珠江时报》等报纸开设副刊专栏。